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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早期的探马赤军将领，还有在西川的珊竹氏也速迭儿，汪古氏按住奴、帖木儿父子，以及札剌亦儿部人忒木台。据《元史》卷98《兵志》一，“（大德）十一年四月，诏礼店军还属土番宣慰司。初，西川也速迭儿、按住奴、帖木儿等所统探马赤军，自壬子年（1252年）属籍礼店，隶王相府。后王相府罢，属之陕西省，桑哥奏属土番宣慰司，咸以为不便。大德十年命依壬子之籍，至是复改属焉”。也速迭儿的这支探马赤军，是在他祖父太答儿时隶属礼店的。以后相继由他父亲纽璘以及他本人袭职统带[141]。其军队之组成，应当以原来的珊竹部众为主。所以到元末，它在答失八都鲁手里仍被称为“本部探马赤军”[142]。至于按竺迩、帖木儿父子所领之探马赤军，情况不大明朗。其军士或即来源于汪古本部。这支探马赤军似有一部分被帖木儿的侄子步鲁合答带到了云南[143]。而札剌亦儿人忒木台，据《元史》卷131《奥鲁赤传》，太宗时曾“领兀鲁、忙兀、亦怯烈、弘吉剌、札剌儿五部军平河南”。据《通制条格》卷3《户令》“良贱为婚”条，我们知道他的儿子奥鲁赤万户属于“探马赤军户”。是证忒木台、奥鲁赤所世领的，也可能是较晚才从五部中抽调兵力另外组编而成的又一支探马赤军。这支五部探马赤军，与前面提到的木华黎麾下五部探马赤军，应该不是同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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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探马赤军将领们族属的研究，究竟要说明什么问题呢？与千户那颜们的族属在很多场合反映着构成该千户主体的那些成员的族属相仿佛，我们也力图通过其将领族属的线索，去推究探马赤军士的一般状况。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关系到尤其引人注目的五投下探马赤军的两个疑窦：一、探马赤军既然身份较低微，故专用于拼死打头阵或远征时攻坚“受辛苦”，为什么最早组编探马赤军，却偏从蒙古部众中地位较高的五投下开始？二、五投下或为大汗姻族，或者“亲连天家”，与其他千户那颜相比，对所部还多少保留着一点从过去延续而来的人身领属权；而探马赤五部将当中，按札儿和肖乃台是克烈分支秃别干氏人，阔阔不花为塔塔尔人，孛罗则肯定不是札剌亦儿氏的孛鲁国王，可见他们大都、甚至全非五投下之同族。用他们去直接统辖五投下本族的军队，何以服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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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只能是，按札儿等人手下的探马赤军士，虽然由五投下征发而来，但并不是札剌亦儿等部本族人，而是被成吉思汗打败后落在战胜者手里沦为私属人口的克烈、塔塔儿等部人众。选派那些在本部族被击溃之前即主动投附成吉思汗并经过大汗考验的亲信骁将，去统率这些由其同族属人口所新编成的军队，专用于最危险、最艰苦的军事行动，这里也兼有充分利用出自同族意识之聚合力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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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当木华黎从五投下私属人口中抽发新军，“分探马赤五部”[144]时，大概不是以他们原来所属的投下，而主要是以其本身族属作为划分标准的。然则五部探马赤中，当有两部以克烈残众为主体，另有一部主要是塔塔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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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投下所属私有人口组成的五部探马赤军，应对我们理解一般探马赤军士的身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纽璘、也速迭儿直到答失八都鲁所世领的探马赤军，主要应由沦为私属人口的珊竹部众组成。这个部落虽然也属于尼伦蒙古，“但由于该部落在成吉思汗时代经常起来反对他”[145]，其成员在战争中被掳掠、从而变成为私属人口者，恐怕不在少数。按竺迩、帖木儿父子以及忒木台所部，亦应当是分别从汪古和五投下的私属人口中征集而来的。不过后两支探马赤军，可能都混杂着属于汪古或五投下的各色族属的私有人口，而不再像原先的五部探马赤军那样保持着相对单纯的族别了。这一变化，在探马赤军编制被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或许越来越成为带倾向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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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有关探马赤军问题的讨论时，我们应该有相当的把握可以断言，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的蒙古社会里，确实存在着一个相当庞大的私属人口的集合。蒙古对外征服固然大幅度地增加了漠北异民族私属人口的数量，但与其使主属于同一族类的游牧人群内部的私属人口之存在，在蒙古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前实际上已经相当普遍了。此种认识，进而又把漠北私属人口在千户百户组织中的地位问题提出到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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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入千户百户的私属人口：斡脱古孛斡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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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属人口的来源，有因为贫穷而被卖身的，如伯牙兀氏的马阿里黑用自己的儿子向朵奔蔑儿干换一条鹿腿即是[146]。另有一些私属人口，可能是其使主们作为财产从父辈那儿分得或继承来的。然而，构成私属人口最大部分来源的，包括分家所得或继承的部分在内，还是通过各部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俘获或掳掠的被战败部族成员。当日漠北诸族，不但在直接的军事行动中大量捕掳战败部众，而且也往往在停止军事行动之后，仍将被战败的残部全数作为战利品，在战胜诸方之间进行俵分。成吉思汗与王罕在打败塔塔儿部后，就曾“将塔塔儿共分着共要着”。由于双方是基于作为战胜者的平等权利与地位来“共分”的，所以秘史在此处使用由忽必一词所派生的副动词忽必牙勒都周（qubiyalduju）表述这个意思[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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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方的成员之间，同样要进行类似的俵分。关于这一点，术外尼只提到蒙古军对“月儿般的少女”的分配[148]。赵珙描述在汉地作战的蒙古军说：“凡破城守有所得，则以分数均之，自上及下，……敷俵有差”[149]。可是彭大雅却只讲：“陷城则纵其掳掠子女玉帛。掳掠之前后，视其功之等差。前者插箭于门，则后者不敢入”[150]。他似乎对俵分一事无多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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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本部以外的征服地区，俵分的旧制或许未始终贯彻；但在漠北，直至成吉思汗建国，此制一向沿袭未改。秘史记载帖木真分配克烈百姓甚详。它说：“那些克烈亦惕百姓屈下着，各各分着（忽必牙周）虏了”；“克烈亦惕百姓掳着，任谁行也不曾缺少了，共散与了。万秃别坚行共散着够了共要了，斡栾董合亦惕整日行不到教虏了也者。血有的剥脱好要的只儿斤勇士行劙开着分着共到的不能了”[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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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先前的讨论可证，蒙古千户百户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从癸亥、甲子年间开始的。乃蛮的征服在此之后。那么，在打败乃蛮以后，它的溃众究竟是作为私属人口尽数分配了呢，还是被吸收进业已确立的千户百户组织，作了其中的一般成员呢？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乃蛮与克烈一样是当日漠北人口众多的大部落，“在诸部中最为盛强”[152]。因而对乃蛮、克烈残众的处置方式，是我们研究那时候蒙古社会关系所不容忽略的。史料提到纳忽崑山决战后，帖木真乘大胜之势将阿勒台山前的乃蛮百姓“穷极着收了”[153]。由于将战败溃散的部民“尽绝教共分了”的现象，灭乃蛮后不久仍在发生[154]。乃蛮残部恐怕亦难免于此种命运。大战次日，原先追随太阳罕但尚未直接参战的“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四部亦来降”[155]。对于他们则恐怕不会都作私属人口分配了，很可能是被置于接受他们投降的诸那颜管下。拉施都丁说，珊竹氏之“一部分变成了其他蒙古部落的下属”[156]。他的意思就是，他们成了其成员主体出自其他部落的那些千户中的成员。癸亥甲子间的六十五千户在1206年会扩大为九十五千户，同这次收编诸部，也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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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胜一方成员中被大面积分配的私属人口，在13世纪初两次编制千户百户时，究竟是由于仍然承认本使对他们的权利，因而未被作为一般千户百户成员计入军队数目当中呢，还是像他们的本使一样，成了千户百户中的编户齐民？这个问题，因为夹缠着下述两方面的原因，变得相当复杂。一方面，掳掠乃至分配战俘作为私属人口的现象，成吉思汗之前在蒙古游牧民族中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较早沦为私属人口的游牧民，在若干世代当中，他们的地位逐渐发生变化，而与新近掳获或被分配的私属人口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有一些较早时期被征服的部落或部落分支，除了交战过程中损失的那一部分人口，其主体并没有被完全打散分配，至多分成了若干部分，分别隶属于胜利一方统治家族的各个支系，作为附庸部落（或附庸部落分支）而受支配。对于这一类附庸部落，以及过去和后来从他们中间散失到各处的部分私属人口，其地位亦应与部落完全离散了的私属人口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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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之初，确实还存在着整个地沦为附庸部落（或附庸部落分支）的游牧集团。国内外学者中都有人倾向于否认这个事实，但似乎都未提出坚实充足的论据。伯牙兀惕部一支，早自朵奔篾儿干时起就变成了后者的附庸部落，并且是朵奔篾儿干后裔世代相传的榦脱古孛斡勒（详下）。这个附庸部落的成员，当然有很多已经星散成为尼伦家族各支系的私属人口。但是，直到蒙古建国前夕，由汪古儿统辖的它的一个分支，作为巴儿坛把阿托儿长支蒙格秃乞颜家族继承下来的份子，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圈子”。它随蒙格秃乞颜的敞失兀惕部一起投奔帖木真，又被编在同一翼内参加十三翼之战，始终与它的宗主部落一起行动。最后，他们分别成为大蒙古国的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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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失兀惕部与这支伯牙兀惕部众的关系，在当时并非绝无仅有的现象。帖木真方面十三翼军马的第五、第六两翼，亦即乞牙惕主儿乞部与其所属的札剌亦儿部，显然也是如此。札剌亦儿部中有若干部众，海都时沦为私属人口，也是成吉思汗家祖祖辈辈的斡脱古孛斡勒。不过他们的部落亦未完全被离散。伯希和曾提到挑起帖木真与札木合之间交恶的札惕氏搠只塔儿马剌说，他虽然属于帖木真的孛斡勒，“可是这些札剌亦儿人还是保持着部族的组织”[157]。搠只塔儿马剌所在，是否构成一个单独的附庸游牧集团，实际上史无明征。不过由乞牙惕氏长支薛扯别乞和泰出两人继承的札剌亦儿人，根据《史集》有关十三翼大战的记载，可以认为还保持着自己的部落组织。直到薛扯别乞和泰出的主儿乞部被帖木真并灭，他们所属的札剌亦儿部遂亦改属帖木真，其首领孔温窟洼并将自己的儿子木华黎等分别献给帖木真和合撒儿。以后木华黎带领的三千户札剌亦儿，可能就是以这些部众为主体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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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按照这样的理解，《圣武亲征录》关于这两翼军队的简略记载，“札剌儿及阿哈部为一翼”，似乎也可以读通了。学者们对这一句话做过许多种猜测。伯希和在法文译文中虽然依汉字作了逐字翻译，但在释读这句话时却颇为踌躇不决。他不大赞成屠寄“大胆地”将阿哈与秘史第120节中出现的阿儿孩合撒儿相勘同。他说，看不出为什么《史集》要将主儿乞和札剌亦儿合记为两翼。也许是他们各为一翼，而《圣武亲征录》漏载主儿乞一翼；也许是《圣武亲征录》的汉文翻译有误，或者此处阿哈仅指札剌亦儿首领而言[158]。《史集》将主儿乞与札剌亦儿合记为两翼，其实是因为这里的札剌亦儿系指主儿乞附庸部落而言。《圣武亲征录》的意思似很清楚。阿哈部即指主儿乞部。突厥—波斯的合成词āqā wa īnī，在拉施都丁书中作为集合名词，意谓“族人”。其中āqā和īnī分别源自突厥语aqa（兄长）和ini（弟弟）。这个辞汇在蒙语中作aqanar de’üner，分别为aqa（兄）、de’ü（弟）的复数形式，意指宗人、兄弟。主儿乞氏是乞颜长支，成吉思汗当然就以阿哈部称之。《圣武亲征录》所记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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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很难绝对地拒绝把这种附庸部落分支看作其宗主成员私属人口的观点。可是另一方面，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隶属于黄金氏族成员的私属人口，与它的领属民之间，存在着某种同一化的可能或趋势。而附庸部落的占有形式，限制着宗主家族的成员对其中大部分私属人口实现直接的人身役属，因而也就愈益加强了这种既有趋势。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附庸部落便逐渐从宗主家族的私属人口向他们的一般领属民的地位靠拢。他们在建立千户百户组织时，以编户齐民的身份计入军马数目，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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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剌亦儿、巴牙兀惕等附庸部落，在当时拥有斡脱古孛斡勒的称号。这个名词，由于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误读而以兀纳罕孛斡勒（una’an bo’ol）的形式广为流传。该词后来由伯希和校读为ūtākū būghūl，认定它就是蒙语ötögü bo’ol的转写[159]。从字面上看，这个词仅仅是“老奴婢”的意思。然据拉施都丁解释，“斡脱古孛斡勒的意思是说，他们都是成吉思汗祖先的奴隶和奴隶的后裔。有些人在成吉思汗时代立过值得嘉奖的功绩，确立了［蒙恩的］权利”[160]。他在其他地方提到斡脱古孛斡勒时，大都也同时指出这是一种受尊敬的、尊贵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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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朝秘史》对ötögü一词的用法来看，拉施都丁的解释颇有根据。成吉思汗登上大汗宝座以后，回想起他的个人护卫跟随他出生入死、昼夜辛劳的忠诚，遂下令：“如今将我这吉祥至诚的宿卫，教呼作老宿卫（ötögüs kebte’ül）的者；斡哥列扯儿必入班的七十个散班，教呼作大散班（yekes turqa’ut）者；阿儿孩的勇士每，教呼作老勇士（ötögüs ba’atu’ut）者；也孙帖额等带了箭的，教呼作大带弓箭的（yekes qorchi）者”[161]。在这里，“老”与“大”交替使用，都含有大汗亲领的、地位高的、尊贵的、有功劳的，或诸如此类的意思。这样的解释，与蒙汉合璧的元代碑铭中以汉语“元勋世臣”与ötögü bo’ol相对译的著名例证，也完全相符合[162]。是否只要属于“祖先的奴隶和奴隶的后裔”，即可以斡脱古孛斡勒称之，我们没有把握。弗拉基米尔佐夫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即使采取最保守的态度，仍然能由此获得下述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从追溯过去的宗主与附庸部落关系的历史角度判析，后者的名分地位，无论如何仍然属于孛斡勒的身份。这一点，对我们了解孛斡勒一词内涵的幅度，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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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即使较早阶段上的私属人口，亦并非全部是以保持着附庸部族组织的独立实体存在的。也会有很多离散人口个别地隶属于各个本使家族。他们或者由于下一次战争的失败，与本使一起沦落为别的主人的私属人口，或则随着时间推移，由于在履行对使主义务方面所积累的功绩，同时也随着新私属人口的不断增加，作为“老的”私属人口而可能拥有自己的私属人口。他们与本使之间好像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害，二者的界限则逐渐趋于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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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古蒙古社会关系的这一特点，日本学者萩原淳平有一段话非常值得参考。他说，若论蒙古军的先锋军，就其社会阶层而言，“原则上是最低层的人们来干的。……先锋并非由军事力量的优劣来决定。军事实力衰落下去的话，也不能改为预备军或绕到后方去，弱了就是全军覆灭。反之，全力以赴则能胜敌，得到了投降的人，就将这投降者作下次战役的先锋军。以前的军队便开始到第二线了。这样，经过多次战争，如果获胜，社会阶层便逐渐一级一级地升高了。……蒙古社会并没有阶级分化，而是由阶层累加逐渐庞大的。相对早期参加成吉思汗政权的部落，社会地位便日益向上了，处于顶点的是成吉思汗及其家族。权威也可以说是与此相应逐渐加高的。因此，探马赤军做先锋的时候，应该看作当时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政权下的最低阶层的”[163]。萩原从探马赤军的特定主题所生发的这番议论，提示了一个对描述古代蒙古的社会政治体系非常有效的概念。说当时蒙古社会还没有阶级的分化或许稍有失偏颇，但如果说它的阶级分化过程具有特别突出的“阶层累加”的形式和特点，则又十分接近历史的事实。所以，到组编千户百户时，较早先的私属人口，即使未保持附庸部落的组织而是离散于使主所在的各部中间，也很可能同样地成了编户齐民。汪古儿的千户，除了一向由他统带的那些部众以外，还包括从各处收集起来的分散的伯牙兀惕氏人，就可以看作一个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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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千户百户成员的驱户和门户内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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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的，主要是早期私属人口在蒙古建国时的去向问题。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在建国之前的十数年中间，帖木真先后并灭了蒙古高原上许多大部，如篾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等。同时他也用武力击溃了与之敌对的尼伦蒙古的很多支系。现在要问，对于这个阶段中沦落到私属人口地位的游牧民，在组编千户百户时，又是如何处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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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文献多少客观地反映出蒙古千户百户中存在着克烈、乃蛮、塔塔儿、篾儿乞等族属出身的一般军队成员的事实。他们大都是作为成吉思汗对于与他们同族的某些功臣或亲信特许的恩赏（莎余儿合勒）而被收聚起来，并归于他们统领的。克烈部人怀都的千户，由部分董合亦惕和其他克烈分支的部民组成[164]。合赤温后王分得的诸千户，其那颜分别是乃蛮人兀惕撒兀带兀只合失国王、兀良合惕人抄儿寒和佚名的塔塔儿人。“因为这三千人大多数是乃蛮、兀良合惕和塔塔儿人”。拉施都丁还特地指出，兀惕撒兀带是乃蛮分支的名称，兀只合失是人名，国王则是对其人的尊称[165]。出自塔塔儿部的成吉思汗妃子也速伦、也速干姊妹有一个兄弟忽秃忽惕，是成吉思汗左翼的千户那颜[166]。其部众亦应以塔塔儿人为主。在伊朗的蒙古军队中也有很多塔塔儿士兵[167]。另据王恽《乌良哈氏先茔碑》，速不台西征东归后，曾主张“以篾儿乞、乃蛮、怯烈、杭斤、钦察等千户别为一军”[168]。可见篾儿乞部众也有被编入蒙古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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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蒙古千户百户中那些出自被灭亡部落的军士们，全都是建国时由私属人口转变而来的。除了各种其他情况而外，其中相当多数实际是先于本部族的灭亡就投奔了成吉思汗的人。例如克烈部在同成吉思汗交战中倚为主力军的一个分支秃别干部，它的一支却很早就投奔了成吉思汗。据《史集》，十三翼之战时，帖木真的第三翼内有“克烈一个分支的……部”。贝勒津凭空以只儿斤氏填入缺文，受到伯希和的批评。伯氏采纳《圣武亲征录》相应段落之“秃不哥［列］逸敦”（tübe’ü[t]-ke[re]yid-ün）校读《史集》，认为该处缺漏的克烈分支应称为秃不干氏，亟应从之[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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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蒙古建国不久之前刚刚作为战胜品被分配掉的那些私属人口，如果有的话，至多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在组编千户百户时，以编户齐民的身份被计入军队数目。其余大多数，则是构成13世纪初叶蒙古社会内部私属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随着对外征服战争的步步推进，在蒙古人口外流的同时，流入蒙古本部的异族私属人口比重急剧增大，这种情况大概才开始改观。否则，我们非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向外扩张前的漠北即已有相当数量的私属人口，而且也难以理解扣除了吾也而和耶律秃花两部各万人，为什么全蒙古总共只能组织起十二万人的兵丁（包括一万怯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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