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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即使是在角色重叠的情形下，参加廷议的这部分人，事实上可以按照当值或不当值的日支分别承当其中的一种角色。这样，除了可能在场的具体办事部门的负责官员以外，参加御前会议的法定成员，实际上由两部分人所组成。一部分是汉式官僚机构即省、院、台的高级官员，另一部分则是当值怯薛长和其他核心怯薛成员。元朝的最高决策集团就就由这两部分人构成。其中有不少人兼有两种身份；但也有一些人仅以省院、台、高级官僚或核心怯薛成员这样一种身份进入该权力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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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说，就最高权力结构的内部关系而言，元政权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它是一个由半身份性的蒙古贵族集团（加上若干色目人和少数汉人上层）控制下的汉式国家机器，或许更加值得指出的，还有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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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元朝皇帝以他所兼具的大汗角色，得以动员汉式体制以外的权力资源，来支持他对汉式官僚中枢的调节与控制。怯薛制度的这种关键性功能，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怯薛可以在侍奉大汗起居的各种非正式场合乘间进言，对大汗的决策施加影响；作为官僚后备队，他们成为元朝中、高级官员的一种最重要、最可靠的来源；通过大多来自蒙古、色目贵胄子弟的近侍怯薛，大汗得以维持着与半身份化的官僚贵族集团之间浓厚的个人联系；核心怯薛成员拥有参与廷议的法定权力，在最高权力圈内形成一种对汉式中枢机构运作程序及其官僚行为的制约力量。这里的前三个方面早已受到学者们较多的关注；最后一方面则是本文所力图阐明的主要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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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蒙古制度成分在被作为特殊的制度性安排用以制衡汉式中枢体系的过程中，它本身也会由于它的某种特殊功能被有意识地加以强化而发生演变。《元朝秘史》和《元史·兵志》对怯薛制度的描述给人留下颇为不同的印象，应当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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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两点，事实上体现了大蒙古国的汗权制度在被征服社会“地方化”过程中所呈现的一般特征。因此，从这个角度将元朝和伊利汗朝的有关史实加以对比考察，会把我们的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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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阅《元史·宰相年表》，很容易发现有元一代位至右、左丞相及平章政事者中间，属于蒙古人群出身的占压倒多数。而在伊利汗朝，担任波斯—突厥官僚制的首席大臣瓦即儿（wazīr，或者nā’ib）的人，则绝大多数是波斯社会的当地人[55]。那么，伊利汗是如何可能驾驭主要是由波斯人所控制的当地传统下的官僚中枢体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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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英国波斯学家兰普顿在分析蒙古时代伊朗的瓦即儿制度时指出：蒙古西征时代一度中断的瓦即儿的权力，从旭烈兀在位时开始恢复；在接近伊利汗朝晚期时，瓦即儿似乎至少是在理论上获得了这个职位从前所拥有的大部分功能。她引用伊利汗后期及其继承王朝札剌伊儿政权的公文汇编集《书记规范》（Dastūr al-katīb）里载录的瓦即儿任命书，说明瓦即儿拥有在行政领域内、尤其是在财政方面的充分权力，有权任命包税人和各地方、各省区的民政长官，受命监督各个等级的宗教职业者，委任宗教官员。另一方面，与过去时代相比，瓦即儿再也不能保持一支私人的军队，不能再控制管理军籍军饷的底万（dīwān al-‘ard）；过去隶属于瓦即儿的负责维持收入平衡的专业部门（dīwān al-inshā’wā’l-tughrā），现在丧失了它的重要性，或者甚至不复存在。瓦即儿与其原先的下属，即负责国家岁入的官员（mustaufī al-mamāik）之间的关系似亦有所变化。有时后者直接被任命为伊利汗的全权代表，而不像过去那样只是瓦即儿的代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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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兰普顿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她倾向于认为，伊朗的瓦即儿制度虽在蒙古入侵的前期曾“暂时中断”，但嗣后就逐渐被重新确立。兰普顿所关注的，乃是蒙古统治时期伊朗本地政府制度的变迁与延续性问题。至于蒙古旧制成分在其中的消长变化，原不在她当时写作的聚焦范围之内。所以她没有提到《书记规范》一书里直接与前述问题相关的另外几通极其重要的文书。幸而它们已由本田实信翻译介绍，使我们能逾越波斯文本的语言障碍，比较方便地利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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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书记规范》一书，自伊利汗不赛因在位期间（1316—1335年）开始着手编纂，成书于札剌伊儿王朝近一百年中间最强盛的乌歪思一世在位时（1356—1374年）。本书的地位应当与蒙元时代的《元典章》相仿佛。全书分为序章、第一部（“书简”）和第二部。第二部由“财务命令书”、“职务任命书”和结语构成。“职务任命书”部分又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对蒙古诸异密的委任书，计十二节，含三十六通委任文书。第二章是对瓦即儿及大财务部诸官员的委任书，计二十五节三十六通。第三章是对伊斯兰教圣职的委任书，共二十节二十三通。本田实信认为，上述三分法不像仅仅是为便于公文集的编纂才产生的，“恐怕可以认为是当日国家构造的反映”[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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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各种蒙古异密的任命书中间，有一个职务显然十分特别，叫作“兀鲁思异密”（amīr-i ulūs），译言“国家的异密”。从本田译出的三通兀鲁思异密委任状来看，这个职位具有君主权威代理者的地位，乃是伊利汗之下国家军事和民政事务的最高负责者。他每周有两天要与瓦即儿们、哈的们（伊斯兰宗教法官）和其他重要大臣一起会审诉讼，根据伊斯兰教的圣法、正义和蒙古札撒来处断案件[58]。毫无疑问，在伊利汗朝，高居于伊朗本土官僚制的首脑瓦即儿之上的，就是此种由蒙古人担任的兀鲁思异密，由他协助伊利汗，或者代表伊利汗去控制日益变得伊朗化的官僚行政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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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时代的穆斯林史料表明，西半部蒙古势力范围内的人们，几乎是固定地采用突厥语借词“异密”（今译埃米尔）来对译蒙古语词“那颜”（noyan，译言“官人”）。因此不难推知，波斯语文献中的amīr-iulūs，实际上是对蒙语中ulus-un noyan的移译[59]。问题是在漠北时期的蒙古制度中，却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种身份称谓或者官号。事实上，即使是在伊利汗国，兀鲁思异密的称号见于使用，按现在所知也要在完者都汗（1304—1316年在位）的时代[60]。那么，兀鲁思异密或者兀鲁思那颜会不会是由渊源于蒙古旧制中的某种制度成分逐渐演变而来的产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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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译介的三通兀鲁思异密委任书里，受命的蒙古人都具有“大异密”的身份地位。这一称号曾反复出现在拉施都丁的《史集》里。前四汗时期被拉施都丁指为“大异密”的人物，包括成吉思汗的“四俊”、“四狗”中人，担任中军万户长的纳牙阿，作大札鲁忽赤即最高行政长官的失吉忽秃忽、忙哥撒儿、不只儿，成吉思汗的塔塔儿妃子之胞弟忽秃忽惕，以及他本人的继父蒙力克之子速秃、脱栾扯儿必、速客秃，还有翁吉剌部的合台，雪你惕部的也可也速儿，速勒都思部的札兰等人[61]。这份名单并不完备；其中有些人的事迹已湮没无闻，以致我们今天很难确知为什么他们在当年会如此显赫。但它仍足以说明，大异密是位于一般千户长之上，由大汗最亲信、最倚重的心腹骨干所构成的权力核心的圈内人。它绝不是一种随意的指称，而是使用于很有限的少数人的身份标志。大异密的身份，很可能会随大汗的更迭而转移或重新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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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异密”一词波斯文作amīr-i buzurg。它无疑就是蒙古语yeke noyan的对译语词。yeke noyan在元代蒙古语里有两个含义。一是对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专称，波斯语文献在这种场合往往把它当成一个专用名词作直接转写处理，或用突厥—蒙古语的合成词汇ulugh nūyān来翻译它[62]。yeke noyan的第二个含义即指高于千户长的大汗心腹们，波斯语文献把这个意义上的yeke noyan意译为“大异密”。这与元代汉语文献对yeke noyan两种含义所采纳的不同处理方式简直不约而同。汉语史料将拖雷的这个名称音译为“也可那颜”；同时yeke noyan的第二义则被意译为“大官人”，例如对失吉忽秃忽等中原“大断事官”就有这样的称呼[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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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集》的第二卷里，拉施都丁也多次提到入元以后的大异密们。他所枚举的人物，或则居于省、院、台要职，或则就是四怯薛中的核心成员[64]。这种蒙古旧制的成分在汉地似乎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乃至留存至今的汉文史料对它只字不提。恰恰因为在伊利汗朝，大异密制曾具有十分关键的功能，所以反而是拉施都丁，对东方的“大异密”颇有关注。根据《史集》记载，旭烈兀身边的大异密有阔阔额里怯、失克秃儿父子，还有兀鲁黑秃、阿儿浑、孙札黑、孙台、撒马合儿等人[65]。1970年，赫尔曼（Von Herrmann）从发现于伊朗阿塞拜疆省区阿达比勒（Ardabīl）的大约五百多件波斯文古代档案里，意外地找到数十件蒙文、突厥文的谕旨文告或其残片。其中有两件蒙文谕旨提到两个地位极其重要的蒙古官员Elege和Shigtur。德福认为，他们就是《史集》述及的阔阔额里怯和失克秃儿父子[66]。不过文书没有提到两人的大异密身份或者失克秃儿的瓦即儿之职[67]。阿鲁浑汗时代的大异密有失克秃儿、脱合察儿、撒马合儿、弘出黑巴勒等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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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至少是在伊利汗前半期，伊朗蒙古王朝的最高权力集团，乃是由伊利汗与他的十名上下的蒙古大异密所组成的。这些大异密有时会身兼瓦即儿之职，但大多数似乎没有兼任此职。他们是一个凌驾于瓦即儿制度这种波斯—突厥式的中枢体制之上的权力集团。稍后出现的兀鲁思异密，大概就应当是从出自这群大异密中间的一名或几名首脑角色转变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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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汗朝的大异密制与它的怯薛制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目前由于史料不足，尚难深究。尽管在选择哪一种蒙古旧制成分方面有所不同，从伊利汗以大异密制和兀鲁思异密制去驾驭波斯—突厥式的瓦即儿制度，与元王朝用怯薛制去制衡汉式中枢机构的制度性安排之间，不是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蒙古统治在各被征服社会地方化过程中的某种共同取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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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四 主奴观念的泛化与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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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中叶，安迪科特-魏思特已在她的研究中注意到大汗与专制君主的角色差异问题。她认为，大汗依草原制度约束诸王勋戚的权威不足，实际上干扰了元代专制君权的充分实施[69]。在另一篇论文里，魏思特以元王朝的皇帝庙号制度和宦官制度为例，在分析蒙古统治者怎样为了“有限的目的”而采纳汉制的同时，又指出元朝宫廷礼仪的流行基调是非正式性和“权威共享性”（collgiality）。她接着说：“以这样的非正式性或者宽松性去对待皇帝所应承担的传统汉制的礼仪责任，表明了蒙元皇权的异化，或者是为使草原统治者们能与包围他们的农耕社会及其价值体系相隔绝而故意建立的一道障碍”[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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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思特的看法颇有切中事理的地方。基于家产制国家观念的分封制度，始终使大汗权威受到来自元朝宗室成员的很大牵制；导致元朝行政效率低下和权力滥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即蒙古统治方式（尤其在实际操作层面）的随意性，确实也很突出地表现在大汗与其蒙古那颜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为了把握处于大汗和汉式皇帝这两种角色张力之间的元朝君权的整体状况，我们还需要考察其他一些有关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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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代的君臣关系，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似乎至今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注意：即元人将大汗—皇帝和他的臣僚们的关系，看作与使长和奴婢相类似的关系。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五月，御史台蒙古官员们在给新即位的成宗皇帝的上奏中称自己为“歹奴婢每”[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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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皇帝新即位，歹奴婢每比之在前更索向前用心出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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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四年（1364年），御史台首席大夫伯撒里改任太保，原御史台第二大夫也先帖木儿递补为首席大夫。他上奏谦让云[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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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婢年幼事上，不省的上位可怜见着，自从台里第二大夫名分委付的其间，“自己不能的意思奏”么道想着有来。如今上位将奴婢这般可怜见台里教为头委付呵，大勾当里有窒碍的一般。可怜见呵，伯撒里大夫从前出气力得好名儿的人有。教他依旧为头，也先帖木儿做第二，与上位出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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