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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特夫（K．A．Wittfogel）：《辽代社会史》，“总导论”，费城：美国哲学学会，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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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朝和清朝对全国的征服都是分为几个阶段实现的。但蒙古人和满洲人从进入汉地社会到在汉地确立自己的统治体制的过程，仍然都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就完成了。福赫伯（H．Franke）认为，蒙古人经过持续三代的长时期经营才取得对中国全境的支配，是“中世纪的中国记录内绝无仅有的一个例子”。这一点与本文论述没有实质性冲突。见福赫伯：《从部落首领到普天下的皇帝和神》，《蒙古统治下的中国》，Aldershot，UK：Variorum，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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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R．Drompp：《论内陆亚洲“腹地”的离心力》，《亚洲史杂志》23卷2期（1989年）。关于辽及辽以后北族王朝领土结构的这一重要特征，内蒙古大学教授亦邻真在向1980年代后期一次学术讨论会提供的蒙文论文中，也曾经加以讨论，并且率先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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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崔瑞德（D．Twichett）、福赫伯（H．Franke）：《剑桥中国史》卷6，“异族王朝与边地国家，907年至1638年”，导论，伦敦，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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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早期突厥语中的“汗”与“合汗”的名号，被很多学者看作基本上是一对同义词。但在有些场合，从对它们的使用中似乎又仍能看出隐含在二者之间的某种地位上的差别。韩师儒林认为，突厥文《暾欲谷碑》第一碑西面的几个“汗”字，系指汉文史料中的“小可汗”，即分统突厥一部落或数部落的首领，而非雄长突厥全境之“可汗”（按唐代汉语译qakhan为“可汗”）。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残卷中有qakhan qan的语词，译言“最高地位的qan”，也可见二者在词义上的细微差别。无论如何，当它们进入蒙古语的时候，其词义区别已经十分显著了。从窝阔台称“大汗”时起，在统一的蒙古帝国政治结构中，就只能有一个合法的大汗，同时可以有很多拥有“汗”的称号的成吉思汗诸子诸弟各支后裔的首领。参见克劳逊（Sir G．Clauson）：《13世纪之前突厥语辞源学词典》，牛津，1972年，页611、630；纳捷里雅耶夫（B．M．Надедяев）等主编：《古代突厥语词典》，列宁格勒，1969年，页405、417；韩师儒林：《突厥官号考释》，《穹庐集》，上海，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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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爱尔森（T．T．Allsen）：《蒙古统治时期伊朗政权正统形式的变迁》，载Gary Seaman主编：《来自草原的统治者》，洛杉矶，1992年。在为《剑桥中国史》卷六所写的有关章节里，爱尔森认为，il-khan的意思是，旭烈兀作为晚于成吉思汗诸子接受分封的宗王，是比成吉思汗诸子的后王们更次一等的汗。见《剑桥中国史》卷6，页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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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斯普勒（B．Spuler）：《金帐汗国：蒙古人在俄国》，威斯巴顿，1965年，页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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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元史》卷35，《文宗纪》四，中华书局标点本，页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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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元朝秘史》第177节等。汉字音写的蒙文原文作qan echige mina，旁译“皇帝·父·我的”。这层关系的缔结，亦与成吉思汗之文曾与王汗结为“安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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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元史》卷208，《日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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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兄弟之国”语见袁桷：《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清容居士集》卷34。“诸王哥哥兄弟每”，语见《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页638。按该词的蒙文原文或作köüd［-ündotora？］aqanar de’üner，即“大王每［的内？］哥每弟每”。据上下文，此处“诸王哥哥兄弟”是指忽必烈后裔各支宗王。但这个指称无疑也适用于拖雷及其兄长的子孙们。在周代分封制度下，“兄弟之国”曾是华夏社会中十分流行的概念。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在势力下衰时也会与周边邻国结成兄弟之国。唐肃宗为借回鹘兵力镇压安史之乱，就曾与回鹘有“兄弟之约”。甚至尽管代宗把自己的女儿宁国公主嫁给磨延啜可汗，后者的儿子移地健仍然在继可汗位后认为自己是代宗的弟弟。德宗写给移地健之后的回鹃可汗顿莫贺的信里，也继续称他“可汗弟”。中原王朝在与邻国“约为兄弟”的同时仍对之行册封，这似乎是一个不太多见的例证。无论如何，唐与回鹘的这种关系，并不是典型的宗藩关系。参见《旧唐书》卷145，《回纥传》；《新唐书》卷142，《回鹘传》；陆贽：《与回纥可汗书》，《全唐文》卷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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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陈高华、史卫民：《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卷8，“元代”，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34—46。关于元代皇权符号系统的两重性，又见蔡美彪：《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南开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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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贾敬颜：《称“大朝”》，载同氏：《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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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是岁（1256年），大朝起建康”。见权衡：《庚申外史》下。此处“大朝”一语，他本亦有作“国朝”者。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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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央兀鲁思”一词见《元朝秘史》第270节，蒙文作qul-un ulus，旁译“在内的兀鲁思”。“蒙古兀鲁思”见《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20，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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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据《史集》汉译本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页308，蒙哥汗亲征四川时，把“大兀鲁思”委托给幼弟阿里不哥。其所指当即大汗兀鲁思。这个指称未见于现存蒙语文献。但《史集》波斯文本中的ulūs-i buzurg，无疑是蒙语yeke ulus的对译词。又按，南俄草原的金帐汗国亦曾使用ulugh ulus的名号来指称自己的政权。ulugh即蒙古语yeke的突厥语对译词；ulugh ulus亦即“大兀鲁思”的意思。金帐汗政权使用这个指称，当是在它与大汗兀鲁思完全脱离隶属名义以后。容后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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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元史》卷7，《世祖纪》四，页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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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柯立夫（F．W．Cleaves）：《蒙汉合璧〈忻都公碑〉释读》，《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12（1949年）；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国前蒙古的汉文国号》，载同氏：《蒙元史新研》，台北，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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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经世大典序录·帝号》，《国朝文类》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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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323年元英宗被刺杀后，泰定帝以镇守漠北的宗王身份入继大统。这是元代历史上由蒙古草原贵族军事集团支配汗位继承及漠南政局的最后表现。1328—1329年的两都之战的结局，及随后明宗和世从草原南下争位的失败，被达尔德斯（J．W．Dardess）看作“草原势力在元代政治之衰落”的标志。他甚至以此作为自己讨论元代晚期政治史专著中一章的标题。见氏著：《征服者与儒家》，纽约，1973年。元末的镇北宗王徹徹秃，竟然可以被朝中权臣擅杀，又一次表明草原政治—军事优势的急剧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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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元典章》卷33，“礼部六”，“为法籙先生事”；卷29，“礼部二”，“拘收员［圆？］牌”。参见海老泽哲雄：《关于〈元典章〉内圣旨的一个问题》，《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纪念东洋史论集》，东京，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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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34。按，伯希和据早期蒙文文献对武宗名讳的拼写形式断定，它必是汉语“海山”一词的蒙古语音写；因此它其实未经“用国语……释之”。此名暗含道教关于“福海寿山”的观念。仁宗晚生，其“国语”名讳“爱育黎拔力八达”，实为梵语āyurparvata的汉字音写，译言“寿山”。“寿山”大概就是由张留孙奉制呈进的汉名原型。参见陈得芝：《读伯希和译注八思巴字怀宁王海岭旨》，《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有关仁宗之名的语义，承丁一同学检核后示知。谨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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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洪金富：《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问题》，《汉学研究》23卷1期（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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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王恽：《秋涧集》卷81，《中堂事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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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姚燧：《达实密神道碑》，《牧庵集》卷13；叶新民：《关于元代的“四怯薛”》，《元史论丛》第2辑，北京，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