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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柯立夫(F.W.Cleaves):《蒙汉合璧〈忻都公碑〉释读》,《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12(1949年);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国前蒙古的汉文国号》,载同氏:《蒙元史新研》,台北,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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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经世大典序录·帝号》,《国朝文类》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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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323年元英宗被刺杀后,泰定帝以镇守漠北的宗王身份入继大统。这是元代历史上由蒙古草原贵族军事集团支配汗位继承及漠南政局的最后表现。1328—1329年的两都之战的结局,及随后明宗和世从草原南下争位的失败,被达尔德斯(J.W.Dardess)看作“草原势力在元代政治之衰落”的标志。他甚至以此作为自己讨论元代晚期政治史专著中一章的标题。见氏著:《征服者与儒家》,纽约,1973年。元末的镇北宗王徹徹秃,竟然可以被朝中权臣擅杀,又一次表明草原政治—军事优势的急剧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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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元典章》卷33,“礼部六”,“为法籙先生事”;卷29,“礼部二”,“拘收员[圆?]牌”。参见海老泽哲雄:《关于〈元典章〉内圣旨的一个问题》,《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纪念东洋史论集》,东京,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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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34。按,伯希和据早期蒙文文献对武宗名讳的拼写形式断定,它必是汉语“海山”一词的蒙古语音写;因此它其实未经“用国语……释之”。此名暗含道教关于“福海寿山”的观念。仁宗晚生,其“国语”名讳“爱育黎拔力八达”,实为梵语āyurparvata的汉字音写,译言“寿山”。“寿山”大概就是由张留孙奉制呈进的汉名原型。参见陈得芝:《读伯希和译注八思巴字怀宁王海岭旨》,《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有关仁宗之名的语义,承丁一同学检核后示知。谨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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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洪金富:《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问题》,《汉学研究》23卷1期(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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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王恽:《秋涧集》卷81,《中堂事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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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姚燧:《达实密神道碑》,《牧庵集》卷13;叶新民:《关于元代的“四怯薛”》,《元史论丛》第2辑,北京,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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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经世大典序录·帝制》,《国朝文类》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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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元典章》卷38,“兵部五”,“收拾石虎皮”。该圣旨大意如下:[中书省臣?]启奏:“南方出产与虎纹毛皮相类似的石虎皮”。圣谕:“着汝等行文各地,若有发现,即用驿站铺马送来”。按蒙语巴尔思(bars)译言虎;烈纳似应为ireyen的音写,译言“有斑纹的”、“有条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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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桃符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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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虞集:《送谭无咎赴吉安蒙古学官序》云:“集昔以文史末属得奉禁林。见廷中奏对,文字、语言皆以国语达。若夫德音之内出者,皆画以汉书而下之。诏诰出于代言者之手,又循文而附诸国语。其来尚矣。”见《道园类稿》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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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陶宗仪:《辍耕录》卷21,“宫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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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参见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载《萧功秦集》,哈尔滨,1995年;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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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池内功:《忽必烈朝祭祀考》,《中国史上的正统与异端》,“平成二年度科学研究成果报告书”的一部分,筑波大学,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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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国的主人”,语见《元朝秘史》第1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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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关于蒙元政权与西北诸汗国关系的概述,可参见多卷本《中国通史》卷8,“中古时代·元时期”,陈得芝主编,上海,1997年,页551—584;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1994年,页80—198。在历任伊利汗使用的几方汉字印章中,“辅国安民之宝”和“王府定国理民之宝”应当是大汗颁赐的。至于1304年即位的完者都汗所使用的“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则不大像是得自于大汗,因为大汗不可能将“皇帝”的称号赐予别人。这大概是侨居伊利汗国的汉人依完者都汗的命令为他雕造的。参见爱尔森前揭论文。又,参见田津波、柯立夫:《梵蒂冈秘密档案中的三件蒙古文书》,《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15(1952年)。惟该文将最后那颗印文读作“真命皇帝天顺万事之宝”,稍有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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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片山共夫:《怯薛与元朝官僚制》,《史学杂志》89卷12期(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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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李治安:《怯薛与元代朝政》,《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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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萧启庆:《元代的宿卫制度》,《元代史新探》,台北,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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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李治安:《怯薛与元代朝政》,《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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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南台备要》,“剿捕反贼”条,《永乐大典》卷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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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经世大典·站赤》,“安置龙门站”条,《永乐大典》卷19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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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永乐大典》卷2610载录《南台备要》“行台移江州”条云:至元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于大口北虎皮察只儿(按蒙语“察只儿”译言帐幕)里,御史台官对安童丞相、阿必失阿平章、卢右丞、撒的迷失参政、不鲁迷失海牙参政等奏:“‘罢了行御史台底勾当’俺提说来,圣旨‘大都里问省官人每’么道道来。”奉圣旨:“问省家为什么罢来?”安童丞相奏说:“台官家人每说有:‘江南盗贼几遍生发,这行台镇遏来’。我也俺每伴当每根底说来:‘罢了呵,不宜的一般’。”圣旨:“依着您底言语,教行御史台移去江州立着。钦此。”按,这件史料与正文内采录的《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壬辰条关于移徙江南行御史台于江州的记载,所述实为一事。大口是由大都“驾幸上都”的必经驿站;而“本纪”所谓“二月壬辰”,正是二十五日。是知《永乐大典》中的“三月”必为“二月”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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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元史》卷126,《安童传》;片山共夫:《元朝四怯薛的轮番制度》,九洲大学《东洋史论丛》2期(1977年)。洪金富:《元朝怯薛轮值史料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7卷2期(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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