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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31054 也苦（术赤合撒儿系） 24493 益都、济南二府内 斡赤斤 62156 平、滦州 别勒古台系 11603 广宁府 拔都（术赤系） 41302 平阳府 察合台 47330 太原府 贵由 68593 大名府 阔里坚 45930 河间府 阔端 47741 东平府 昌国公主（亦乞列思部）　 12652 东平府 木华黎家族 39019 东平府 上述情形表明，当时的做法，是沿袭金代行政区划，把原属于某一政区的民户整个地封授给某一诸王或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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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31056 其次，还需要特别地考察一下对原山东西路诸府州的分封。兹将金代该路下所置府州、户口数及丙申分封情形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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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31062   所置府州     金代户数     丙申封主及户数     东平府     113046     带孙（札剌亦儿部）：10000（东阿）     济州     40484     鲁国公主（翁吉剌部）：30000     徐州     44689          邳州     27232          滕州     49009          博州     88046     赵国公主（汪古部）：20000     衮州     50099          泰安州     31435     畏答儿（忙兀部）：20_     德州     15053     术赤台（兀鲁部）：20000     曹州     12677     和斜温：10000     ？          阔端：47741     ？          昌国公主（亦乞列思部）：12652     ？          木华黎：39019     小计     476770     209412户   诸家在山东西路的封户，《元史·太宗本纪》多写作“东平府内拨赐”。对照《元史·食货志》“岁赐”门，可知本纪所言“东平府”，实指“东平府路”，也就是山东西路。郓国公主（翁吉剌惕）封户，本纪亦记为“东平府”。据食货志可知其在大名府路濮州，所以没有列入上表。阔端等几家的封户，不知道具体是在东平府路的哪几个州内，但不外是在已知被确认封主的那几个州之外的范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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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31064 东平府路的登籍民户总数，1238年时为228735户[45]。当然这是蒙古时期中原汉地人口最为繁盛的一个地区。由此我们大体上可以推定，东平府路当时是要被全部分封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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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31066 最后，将要整个地被分封掉的地区，远不止东平府路之一地，试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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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31072   地区     被分封的封主     户数     河间府路     阔列坚等     50000     真定府路     拖雷     80000          巴歹     14087          孛罗台     17333          斡歌列     15807          忒木台     9457     益都府路     合赤温系     55200          合撒儿系     24493          答里台系     10000     东平府路          209385     大名府路     贵由等     100305     太原府路     察合台     47330     平阳府路     术赤     41302     小计          674699   按当时的人口分布推断，除上列地区，金中都路和南京路也应有较多户口，这两个地区相加，作三十万户计算绝不致太过分，剩下的京兆、凤翔及其他地区，至少总还有数万户。这样累计的结果，已经超过一百万户，由此可以证实，上表中所含七路，确实基本上是要被全部分完的。大汗所企图控制的，主要是中都路（除平、滦两州分给斡赤斤外），以及尚未从战乱中复苏过来的河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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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31074 将以上三点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可以知道，丙申年间的分封，尽管分配的直接对象是人而不是土地，但是因为当时计划将人民按既有的行政区划整块整块地封授给诸王和功臣们，其结果，必然在除中都、河南以外的汉地大部分地区造成裂土分封的局面。宋子贞把当时的决定称为“割裂诸州郡分赐诸王贵族，以为汤沐邑”[46]，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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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31076 现在可以说，蒙古游牧国家对游牧民的分封和对于农业城郭居民的分封，从他们自己的观念上来说，最初并不存在不同的原则和方式。对被征服的农耕城郭地区进行分配，可能比它分封本部游牧民更晚一些；但是一旦将之纳入分封体系中，他们将要采用的，还是老办法。丙申分封在实施过程中，由于耶律楚材等人的竭力主张，最终改变了原来预定的形式。这一改变，对蒙古国家在定居城郭区的分封制度确实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它正好说明，后来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离开了蒙古旧制的原型。我们对于从分封游牧民的制度当中伸延出来的分封城郭居民的制度原型看得越清楚，就越能理解耶律楚材改革的重要性和它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就越能理解元代投入汉地分封制中的那些特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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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31078 中原地区的民户，在著名的丙申分封之后，就这样被区别为两大类。一类是诸王、功臣的封户，因为要从每五户所纳丝料里抽取二斤交给封主，所以称“二五户丝”户。王恽告诉我们：“诸投下五户丝，译语曰‘阿合答木儿’”。松田孝一最早揭出，它在拉施都丁的《史集》里写作aghār tamār[47]。对aghār一词的释读颇多曲折，此不赘。答木儿（tamār）当源于突厥语词tavar，由游牧人作为普遍财货形式的牲畜而兼有货物、财货、财富等义。它在新疆的突厥方言中还有丝货的意义[48]。另一类是完全属于政府的民户，称“系官五户丝”户。他们交纳的丝料，全数归政府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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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31080 汉地民户之被划分为上述两大类，所依据的，其实就是将草原游牧人口划分为各枝儿宗王所有的忽必和被保留在大汗手里、并归他直接支配的部众这样两个部分的原则。如果说两者之间还存在某些不同，那就是除各支宗王外，还有一部分参与作战的功臣也被纳入了汉地分封的行列，虽然他们所分得的民户数要远少于宗王所得。而按草地体制，接受分封的权利原本只属于黄金家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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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31082 日本学者爱宕松男在研究元朝赋税制度时，曾将以上两类汉地民户与元初一份奏章里提到的“诸王位下户计”和“大官数目内”［户计］的称谓相联系。他以为“大官数目”这个词颇有难解之处，提出它恐系由“大数目”一称衍误所致[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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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31084 被爱宕松男揭出的“大官数目内”一语，其实并非用指“系官五户丝”户。它所指的还是“二五户丝”户。这段史料的原文是这样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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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31086 窃见目今除诸王位下户计外，系大官数目内送纳差发、米粮、种田等户，如耶律丞相、南合中书、杨中书、贾达、阿喽罕等投项甚多。其各官头目俱有长次，及首领官、令史、催差人等。各人既无俸禄以养廉，则侵扰之弊，不能不无。以此参详，既是依例纳丝银人户，合无照依合并州县、鄂勒转运司体例，并入见住州县，与民一体通行科差。若有合回付丝银去处，令于官府内验数支取。不必更为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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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31088 从上引文字看，所谓“系大官数目内”的各种民户，实为由耶律楚材、粘合南合、杨惟中等人家族继承的分封人户。他们也是“二五户丝”户，但不属于诸王位下户计，而别称为投下（或投项）户计。尽管如此，爱宕仍然非常准确地领悟到，真正与“诸王位下户计”及诸投下户计相对应的民户类别，在元代文献里被叫做“大数目里”户计。《元典章》提到他们时作“大数目里人每”，“大数目里人”，“大数目当差的军、站、民户”，“大数目的户计”，乃至“大数目里富的百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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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31090 所谓“大数目”，是否有可能是某个蒙古语词的汉语对译呢？我们知道，拉施都丁曾把除诸王们的兀鲁思以外处于大汗直接支配下的游牧人口及其游牧区域称为“大兀鲁思”（ulūs-i buzurg）[51]。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这个词汇并非出于《史集》作者的臆撰，那它就理应源于蒙古语的yeke ulus，虽然后者未见于任何现存蒙文历史文献。《史集》所谓大兀鲁思，或许可视为与《元朝秘史》提到的qol-un ulus（译言“中央兀鲁思”）大致等义[52]。如果说中央兀鲁思之内自始即含有拖雷的份民与份地，那么波斯文史料里的大兀鲁思，除了以大汗本人的忽必形式存在的黄金家族共有家产外，同样包括了属于拖雷后王们的部落在内，甚至还可能把实力与独立程度都远不如西道诸王那样强大的东道诸王封地也囊括于其中。此种情况的发生，与以下两项原因密切相关：一是拖雷系夺得大汗的汗位，淡化了qol-un ulus内部大汗的份子与拖雷家族份子之间在归属上的区别；二是相比于大汗兀鲁思与西道四汗国之间权利关系的判然分划，蒙元皇族内部的权利分割似乎就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了。透过由稍后的历史造成的含糊性，我们仍不难发现，在草地旧制的原型中，大兀鲁思所指，本来应即处于东西道诸王领地之间、由大汗直接管领的草原本部游牧民及其游牧地。是则yeke ulus的基本含义，即大汗支配下的“百姓”、“国土”之谓。在西部蒙古帝国，与大兀鲁国相应的制度成分很早便采用了一个更带本土化色彩的概念，即dalai来指代，于是源于yeke ulus的ūlūs-i buzurg就被保留下来仅用于描写东部蒙古世界的政治地理。但在中原汉地，却存在着一个与之两相对应的汉译语词，即“大数目”。其中所谓“大”，是对蒙古语yeke的硬译；而以“数目”意译被秘史旁译为“百姓”或“人烟”的ulus，盖专就此种“人烟”之经过被计点、登籍的性格而言也。大数目里户计之与诸王位下及投下户计的区分，恰与草原游牧人口之被划分为大兀鲁思与各枝儿里诸王兀鲁思的制度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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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31092 丙申分封的主要对象是人口，而不是土地。就这一点而言，与前面讨论的波斯情况相比，它与草地旧制之间似有更近的联系，因而也有更多的相似性。由此推想波斯的īnjū wa dalāī，如将这一对与分封制相联系的观念范畴还原到它最原初的形态，那么它的出发点同样应当是人口、而不是土地。那时侯的īnjū wa dalāī，就可能像在蒙古草原本部乃至中原汉地一样，可以覆盖全部被征服的编户。只是在它被引入伊朗复杂多样的土地关系领域的过程里，便在本土制度环境的强大影响下游离其原初形态而渐行渐远。正因为如此，虽然在波斯的īnjū和蒙古的忽必、汉地的诸王位下及投下户计之间的形态联系尚可辨认，但dalāī观念则受到更深程度的本土化浸染，以至于很难再发现它与大兀鲁思、“大数目里”户计等观念之间似曾有过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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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31097 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1703126874]

1703131098 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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