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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据《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大德年间，元政府即曾置管兀者、吉烈迷万户府于二族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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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吴师道：《北野兀者赞并引》，《吴正传文集》卷11。按明里帖木儿家族自其高祖起迁居北野山。其父暮年“每怀乡土之念”，故而死后被“还葬柳城”，以遂其愿。是知北野山在营州柳城。见黄溍：《明里帖木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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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唐会要》卷96，“靺鞨”条：黑水“东北十日程有窟说靺鞨，亦谓之屈说”。按《唐韵》，“说”字一音弋雪切，与悦通，窟说、苦夷、库页音甚近，或许是通古斯语族各部的读法，而骨嵬、苦兀则恐怕反映了蒙古语民族对这个名称的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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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奴儿干永宁寺碑》，《满洲金石志》卷6；《大明一统志》卷89引《开原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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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元史》卷5，《世祖纪》二：至元元年十一月，“征骨嵬。先是吉里迷内附，言其国东有骨嵬、亦里于两部，岁来侵疆，故往征之”。是知骨嵬岛上有亦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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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大英百科全书》1964年版，卷19，页863，“萨哈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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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黄窝儿”一译“广窟鲁”，是一种“头置枒杈，木根如鹿角状，两舷荡浆，疾行江中”的“五板船”。见《辽东志》卷9，《外志》。近代吉里亚克人制造和使用的特别的“三板船”，当即渊源于此种“黄窝儿”。见柯林斯：《西伯利亚之行》，斯斌译，上海，1974年，页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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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吉林通志》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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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这个地名，在康熙《皇舆全览图》一排二号用满文注记为Keler Bira；乾隆《内府舆图》（即十三排）六排东二汉译为和勒尔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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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托迦列夫：《苏联民族志》，莫斯科，1958年，页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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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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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大英百科全书》卷10，页421，“吉里亚克”条；《苏联大百科全书》，莫斯科，1970年，卷17，页558，“尼夫赫”条；托迦列夫上引书，页516、51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单行本，页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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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西伯利亚之行》，斯斌译，页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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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参见王：《元代极东北三族杂考》，《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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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托迦列夫上引书，页51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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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明《太宗永乐实录》卷48、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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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1703126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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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混一图”与元代域外地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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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李约瑟在1959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里对于从李氏朝鲜流入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进行最初讨论以来，学术界有关这幅地图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现在我们知道，这幅绘制于明代前期的大型地图确实有一个元代底本作为依据。不过其底本不是人们起先以为的朱思本《舆地图》，而正如“混一图”图幅之下的权近题跋所云，乃是元后期苏州文人李泽民绘制的《声教广被图》。高桥正最先发现，它应当就是《罗洪先文集》里曾经提到的李泽民的《舆地图》[1]。2004年，宫纪子据乌斯道《春草斋集》卷三《刻舆地图序》揭出，文中所言绘制最晚近的“李汝霖《声教被化图》”，所指即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此图绘制于至正年间，而不是如过去认为的那样，是初绘于延祐六年、改定于天历年间。至于乌斯道之所以获见此图，则很可能是在李泽民因朱元璋攻灭张士诚政权而从苏州流寓四明、由是而得以参与四明文人沙龙的那段时期里[2]。因此，“混一图”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元时期的中国人、尤其是当日南方士人的地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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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一图”对黄河流域以南中国疆域、尤其是山东半岛以南海岸线轮廓的绘制，或许可以说已经相当准确了（见图1）。图内的中国部分，生动地反映出元代江南社会对当日国家幅员的了解。此时他们已经改变了其南宋先辈无视女真“贼区”的存在、仍据旧日的北宋政区建制来表现华北地域的做法[3]。尽管绘图者对漠北地理形势所知甚少，但他还是把元帝国的版图一直画到和林北的忽里·秃马惕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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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龙谷大学藏“混一图”的海岸线与现代地图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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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幅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更值得注意的价值，显然体现在它对中国以外各地区地理图景的描绘方面。在公元前第二世纪后期，由于司马迁对塞北和西域各国、各人群的书面记载，中国有关域外世界的地理学，终于从《山海经》样式的“神话地理学”（迪·考斯马语）走向“行纪地理学”的范型。一千年多之后，喀什噶里在他著名的《突厥语字典》卷首画出一张穆斯林风格的彩色圆形世界地图。但由于穆斯林世界对表现万物具体形状的限制，这张圆形地图更接近于用图案来表示山脉、河流、城市等各种地表物之间相对方望的示意图。在这个意义上，“混一图”及其原图《声教广被图》，成为中国对域外地理学的认知从“行纪地理学”走向真正的“绘图地理学”的重大标志。《声教广被图》是今天所知道的中国第一幅真正的“陆上全图”（a terrestrial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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