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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西魏废帝元年即李虎卒后之次年，达奚武以攻取汉中之功应继虎之后任为柱国，而武让于元子孝也。此亦李虎卒于大统十七年，而其次年即废帝元年达奚武班师还长安时（《通鉴》系达奚武取南郑于梁元帝承圣元年即西魏废帝元年五月，故武之还长安尚在其后），其遗缺尚未补人之旁证。武之让柱国于子孝，非仅以谦德自呜，殆窥见宇文泰之野心，欲并取李虎所领之一部军士，以隶属于己。元子孝与元欣同为魏朗宗室，从容禁闼，无将兵之实，若以之继柱国之任，徒拥虚位，黑獭遂得增加一己之实力以制其余之五柱国矣。故《周书》二《文帝纪下》（《通鉴》一六五梁元帝承圣二年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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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废帝二年春，魏帝诏太祖去丞相大行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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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宇文泰权力扩张压倒同辈名实俱符之表现，而适在李虎既卒、达奚武让柱国于元子孝之后，其非偶然，抑可知也。又元子孝为虚位柱国，既不统军，而实领李虎旧部者当为宇文泰亲信之人。《周书》二〇《阎庆传》（《北史》六一《阎庆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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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姓大野氏。晋公护母，庆之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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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西魏赐姓之制，统军之将帅与所统军人同受一姓。庆与李虎同姓大野氏，虎之年位俱高于庆，则庆当是虎之部下；庆与宇文氏又有戚谊，或者虎卒之后，黑獭即以柱国虚位畀元子孝，而以己之亲信资位较卑若阎庆者代领其军欤？此无确证，姑备一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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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府兵之制，其初起时实摹拟鲜卑部落旧制，而部落酋长对于部内有直辖之权，对于部外具独立之势。宇文泰与赵贵等并肩同起，偶为所推，遂居其上，自不得不用八柱国之虚制，而以六柱国分统诸兵。后因李虎先死之故，并取其兵，得扩张实力，以慑服其同起之酋帅。但在宇文氏创业之时，依当时鲜卑旧日观念，其兵士尚分属于各军将，而不直隶于君主。若改移此部属之观念，及变革此独立之制度，乃宇文泰所未竟之业，而有待于后继之完成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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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泰之建国，兼采鲜卑部落之制及汉族城郭之制，其府兵与农民迥然不同，而在境内为一特殊集团及阶级。《北史》六〇所谓“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及《周书》三《孝闵帝纪》（《北史》九《周本纪上》同）元年八月甲午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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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二十四军宜举贤良堪治民者，军列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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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足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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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邺侯家传》所谓“六户中等已上”者，此“六户”与传文之“六家”不同，盖指九等之户即自中下至上上凡六等之户而言，《文献通考》一五一《兵考》作“六等之民”，当得其义。《魏书》一一〇《食货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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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祖（今本《通典》五《食货典》作庄帝，不合）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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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泰殆即依此类旧制分等也。又《周书》二《文帝纪下》魏大统九年（《通鉴》一五八“梁武帝大同九年”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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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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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府兵之性质，其初元是特殊阶级。其鲜卑及六镇之胡汉混合种类及山东汉族武人之从入关者固应视为贵族，即在关陇所增收编募，亦止限于中等以上豪富之家，绝无下级平民参加于其间，与后来设置府兵地域内其兵役之比较普遍化者，迥不相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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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邺侯家传》“六家共之”之语，“共”若依《通鉴》作“供给”之“供”，自易明了。惟“六家”之语最难通解，日本冈崎文夫教授于其所著《关于唐卫府制与均田租庸调法之一私见》（《东北帝国大学十周年纪念史学文学论集》）中，虽致疑于何故不采《周礼》以来传统之五家组合，而取六家组合，但亦未有何解释。鄙意《通鉴》采用《邺侯家传》已作“六家”，故“六”字不得视为传写之误。然细绎李书，如“六家主之”及“自初属六柱国家”等语，其“六家”之语俱指李弼等六家，故其“六家共备”之“六家”疑亦同指六柱国家而言也。《北史》云：“甲槊戈弩并资官给”，李书既以府兵自初属六柱国家，故以“六家供备”代“并资官给”，观其于“六家共（依《通鉴》通作供）备”下，即连接“抚养训导，有如子弟”之语，尤足证其意实目六柱国家。至其词涉夸大，不尽可信，则与传文之解释又别是一事，不可牵混并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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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玉海》一三八《兵制》三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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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宇文周制《府卫法》，七家共出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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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七家共出一兵，为数太少，绝不能与周代情势符合，无待详辨。但可据此推知《邺侯家传》中“六家共备”之“共”，南宋人已有误读为“共同”之“共”者，七家共出一兵之臆说殆因此而生。伯厚置诸卷末子注或说中，是亦不信其为史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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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史》六〇“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及“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等语，则《邺侯家传》所谓“郡守农隙教试阅”者，绝非西魏当日府兵制之真相，盖农隙必不能限于每隔十五日之定期，且当日兵士之数至少，而战守之役甚繁，欲以一人兼兵农二业，亦极不易也。又《北史》谓军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则更与郡守无关，此则《邺侯家传》作者李繁依唐代府兵之制，以为当西魏初创府兵时亦应如是，其误明矣。李延寿生值唐初，所纪史事犹为近真。温公作《通鉴》，其叙府兵最初之制，不采《北史》之文，而袭《家传》之误，殊可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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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辈今日可以依据《北史》所载，解决府兵之兵农分合问题。《新唐书》五〇《兵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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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坏而不复。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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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习学记言》三九“唐书表志”条驳兵农合一之说，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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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苏绰患其然也，始令兵农各籍，不相牵缀，奋其至弱，卒以灭齐。隋因之，平一宇内，当其时无岁不征，无战不克，而财货充溢，民无失业之怨者，徒以兵农判为二故也。然则岂必高祖太宗所以盛哉！乃遵其旧法行之耳。兵农已分，法久而坏，不必慨慕府兵，误离为合，徇空谈而忘实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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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欧阳永叔以唐之府兵为兵农合一是也。但概括府兵二百年之全部，认其初期亦与唐制相同，兵农合一，则已谬矣。叶水心以宇文苏绰之府兵为兵农分离，是也。但亦以为其制经二百年之久，无根本之变迁，致认唐高祖太宗之府兵仍是兵农分离之制，则更谬矣。司马君实既误用《家传》以唐制释西魏府兵，而欧阳、叶氏复两失之，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所以致疏失者，盖史料缺略，误认府兵之制二百年间前后一贯，无根本变迁之故耳。（《通鉴》二一二唐玄宗开元十年纪张说建议召募壮士充宿卫事，以为“兵农之分从此始”，是司马之意亦同欧阳，以唐代府兵为兵农合一，此则较叶氏之无真知灼见，好为异说而偶中者，诚有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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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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