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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绰〕子仲郢，元和十三年进士擢第，牛僧孺镇江夏，辟为从事。仲郢有父风，动修礼法。僧孺叹曰：“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后李〕德裕奏为京兆尹，谢日言曰：“下官不期太尉恩奖及此！仰报厚德，敢不如奇章门馆。”德裕不以为嫌。仲郢严礼法，重气义，尝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无禄仕者，仲郢领盐铁时，取德裕兄子从质知苏州院事，令以禄利赡南宅。令狐绹为宰相，颇不悦。仲郢与绹书自明，绹深感叹，寻与从质正员官。仲郢以礼法自持，私居未尝不拱手，内斋未尝不束带。三为大镇，厩无名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舍昼夜。子玭尝著书诫其子弟。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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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柳氏虽是旧门，然非山东冠族七姓之一，公绰、仲郢父子所出，亦非柳氏显著之房望（见《新唐书》七三上《宰相世系表》“柳氏”条），独家风修整，行谊敦笃，虽以进士词科仕进（公绰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受牛僧孺之知奖，自可谓之牛党，然终用家门及本身之儒素德业，得见谅于尊尚门风家学之山东旧族李德裕，故能置身牛李恩怨之外，致位通显，较李商隐之见弃于两党，进退维谷者，诚相悬远矣。君子读史见玉溪生与其东川府主升沈荣悴之所由判，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分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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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党派之社会背景及其分野界画既略阐明，其朝政竞争胜败进退之史实始易于解释。前论唐代中央政变皇位继承不固定之事迹至德顺之间而止，兹请续述顺宪间永贞内禅隐秘之内容。但因永贞内禅为内廷阉寺与外朝士大夫党派勾结之一显著事例，而牛李党派实又起于宪宗元和时之故，此后即取内外朝之党派与皇位继承二事合并言之。所以然者，不仅为纪述便利计，亦因此二事原有内在之关联性，不得分隔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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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永贞内禅之隐秘，寅恪已于拙著《〈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专论之（载《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甲编》）。故兹于《顺宗实录》避免繁冗，仅录其条目，而略其原文，别更节写其他关于此事者于韩书之后，以供参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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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顺宗实录》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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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伾以〔王〕叔文意入言于宦者李忠言，称诏宣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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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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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文欲带翰林学士，宦者俱文珍等恶其专权，削去翰林之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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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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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王伾、李忠言为之内主，〔韦〕执谊执行于外，而中官刘光琦、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者皆先朝任使旧人同心猜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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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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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文入至翰林，任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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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二〇七《宦者传上·刘贞亮》即《俱文珍传》（《旧唐书》一八四《宦官传·俱文珍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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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末，宦人领兵，附顺者益众。会顺宗立，淹痼弗能朝，唯〔宦者〕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王叔文，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然后下中书，然未得纵，欲遂夺神策兵以自强，即用范希朝为京西北禁军都将，收宦者权。而忠言素懦谨，每见叔文，与论事，无敢异同。唯贞亮乃与之争，又恶朋党炽结，因与中人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吕如全等同劝帝立广陵王为太子监国，帝纳其奏。元和八年卒，宪宗思其翊戴之功，赠开府仪同三司。（此十五字《旧传》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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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五九《路随传》（《新唐书》一四二《路随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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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及随进《宪宗实录》，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随奏曰：“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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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宪宗之得立为帝，实由宦者俱文珍等之力。文珍与其同类李忠言异趣，故内廷文珍之党竞胜，王伾、王叔文固不待论，而外廷之士大夫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遂亦不得不退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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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退之本与文珍有连（见《昌黎外集》三《送俱文珍序》及王鸣盛《蛾术编》五七），其述永贞内禅事，颇袒文珍等。其公允之程度虽有可议，而其纪内廷宦官之非属一党及压迫顺宗拥立宪宗之隐秘转可信赖。唯其如此，后来阉寺深不欲外人窥知，所以屡图毁灭此禁中政变之史料也。刘禹锡《梦得外集》九《子刘子自传》述“永贞内禅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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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太上（顺宗）久寝疾，宰臣用事者都不得召对，而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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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得在当时政治上与退之处于反对地位者（观《昌黎集》一《赴江陵途中诗》“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言语泄，冤仇”等语。又三《永贞行》及《忆昨行诗》“伾文未揃崖州炽，虽得赦宥恒愁猜”之句，可以为证，其详不能于此言之也），而所言禁中事亦与退之相同。然则韩刘之述作皆当时俱文珍一党把持宫掖胁迫病君拥立皇子之实录，而永贞内禅乃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及内廷阉寺党派影响于外朝士大夫之显著事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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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旧唐书》一五九《崔群传》（《新唐书》一六五《崔群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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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议上尊号，皇甫镈欲加“孝德”二字。群曰：有“睿圣”，则“孝德”在其中矣。竟为镈所构，宪宗不乐，出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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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皇甫镈以靳惜“孝德”二字构崔群，宪宗竟信其语，因之不乐而出群。据此，宪宗之于其父，似内有惭德也。然则永贞内禅一役必有隐秘不能昌言者，从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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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党派之争起于宪宗之世，宪宗为唐室中兴英主，其为政宗旨在矫正大历、贞元姑息苟安之积习，即用武力削平藩镇，重振中央政府之威望。当时主张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属于后来所谓李党，反对用兵之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之政敌，即后来所谓牛党。而主持用兵之内廷阉寺一派又与外朝之李党互相呼应，自不待言。是以元和一朝此主用兵派之阉寺始终柄权，用兵之政策因得以维持不改。及内廷阉寺党派竞争既烈，宪宗为别一反对派之阉寺所弒，穆宗因此辈弑逆徒党之拥立而即帝位，于是“销兵”之议行，而朝局大变矣（后来牛李二党魁维州之异同与此点亦有关，不仅由僧孺之嫉功也。可参考《旧唐书》一七二、《新唐书》一七四《牛僧孺传》及《唐文粹》五六李珏撰《牛僧孺神道碑》、杜牧《樊川集》七《牛僧孺墓志铭》，而《通鉴》二四七“会昌三年三月”条司马光之论及胡三省之《注》尤可注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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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八四《宦官传·吐突承璀传》（《新唐书》二〇七《宦者传上·吐突承璀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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