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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杨钦义以愿悫著闻，不敢依惯例以干预命相，则文饶之入相似非全由钦义之力，可以推知。其时宦官刘弘逸一派与牛党之宰相李珏等翊戴皇太子成美，既遭失败，则得胜之阉寺仇士良、鱼弘志一派自必排去牛党之宰相，而以其有连之李党代之，杨钦义殆属于仇士良派者，此德裕入相之主因也。然则宫掖阉寺竞争之胜败影响于外朝士大夫之进退，于此益得证明而无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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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八《宣宗纪》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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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讳忱，宪宗第十三子也。始封光王，本名怡。会昌六年武宗疾大渐，左神策护军中尉马元贽立光王为皇太叔。三月甲子即皇帝位。四月乙亥始听政。丙子李德裕罢。五月乙巳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白敏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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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二四八“会昌六年三月”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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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武宗）疾笃，旬日不能言，诸宦者密于禁中定策。辛酉下诏，称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一应军国大事令权勾当。甲子上崩，丁卯宣宗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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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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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宗之英达，李德裕之得君，而不能定后嗣，卒制命于宦竖，北司掌兵，且专宫禁之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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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会昌季年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之史实无从详知，但就武宗诸子不得继位之事推之，必是翊戴武宗即与李党有连之一派失败，则可决言。于是宣宗遂以皇太叔之名义嗣其侄之帝位，而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观此益可知矣。胡氏之语甚谛，自会昌六年三月宦官马元贽等于宫中决策后，外朝李党全盛之局因以告终，相位政权自然转入其敌党牛党之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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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宪宗朝至文宗朝，牛李争斗虽剧，而互有进退。武宗朝为始终李党当国时期，宣宗朝宰相则属于牛党，但宣宗以后不复闻剧烈之党争。究其所以然之故，自来未有言之者，若依寅恪前所论证，外朝士大夫党派乃内廷阉寺党派之应声虫，或附属品，傥阉寺起族类之自觉，其间不发生甚剧之党争，而能团结一致以对外者，则与外朝诸臣无分别连结之必要，而士大夫之党既失其各别之内助，其竞争遂亦不得不终归消歇也。兹略举一二例，以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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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语林》二《政事类》下（参《新唐书》一六九《韦贯之传》附澳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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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暇日召翰林学士韦澳入。上曰：“要与卿款曲，少间出外，但言论诗！”上乃出诗一篇。有小黄门置茶床讫，亟屏之。乃问：“朕于敕使如何？”澳曰：“威制前朝无比。”上闭目摇手曰：“总未，依前怕他。在卿如何？计将安出？”澳既不为之备，率意对曰：“谋之于外廷，即恐有大和事（寅恪案：大和事指甘露事变），不若就其中拣拔有才者，委以计事。”上曰：“此乃末策，朕行之，初擢其小者，至黄，至绿，至绯，皆感恩，若紫衣褂身，即合为一片矣。”澳惭汗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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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梦琐言》五“令狐公密状”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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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和中阉官恣横，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祸，竟未昭雪。宣守即位，深抑其权，末年尝授旨于宰相令狐公〔绹〕，欲尽诛之。〔绹〕虑其冤，乃密奏牓子曰：“但有罪莫舍，有阙莫填，自然无遗类矣。”后为宦者所见，于是南〔衙〕北〔司〕益相水火，洎昭宗末崔侍中〔胤〕得行其志，然而玉石俱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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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韦澳意欲利用阉人，以制阉人，即李训、郑注之故技。在文宗大和之世用之虽不能成全功，然其初颇亦收效者，以当时阉寺中王守澄与仇士良之徒尚分党派，未“合为一片”，故可资利用也。迨其起族类之自觉，团结一致，以抗外敌，如《唐语林》《北梦琐言》所载大中时事，则离间之术不能复施，此宣宗以后宫禁阉寺一致对外之新形势，不独在内廷无派别，亦使在外朝无党争，统制中央全局，不可动摇分裂，故激成崔胤借助藩镇外来兵力，尽取此辈族类而歼灭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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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读史者或见僖宗时宦官田令孜恶其同类杨复恭、复光兄弟事，因以致疑于宣宗以后阉寺“合为一片”之说者，如《旧唐书》一九下《僖宗纪》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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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三年六月甲子杨复光卒于河中，其部下忠武八都都头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各以其众散去。时复光兄复恭知内枢密，田令孜以复光立破贼功，惮而恶之，故贼平赏薄。及闻复光死，甚悦，复摈复恭，罢枢密为飞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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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但检同书同卷“中和三年五月王铎罢行营都统”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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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尉田令孜用事，自负帷幄之功，以铎用兵无功，而由杨复光建策召沙陀，成破贼之效，欲权归北司，乃黜铎而悦复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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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田令孜虽与杨复恭、复光兄弟不相得，对于外朝士大夫则仍能自相团结，一致敌视。盖当时阉寺南衙北司之界限即阶级族类之意识甚为坚强明显，不欲连结外朝士大夫自相攻击，因亦无从造成士大夫之党派，如以前牛李两党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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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九《懿宗纪》（参考《通鉴》二四九“大中十三年六月”条《通鉴考异》“咸通二年二月”条，及《容斋随笔》六“杜悰”条）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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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宗讳漼，宣宗长子也，始封郓王。宣宗爱夔王滋，欲立为皇太子，而郓王长，故久不决。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渐，以夔王属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副使丌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癸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王宗实杀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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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二五〇“咸通二年二月”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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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士大夫深疾宦官，事小有相涉，则众共弃之。建州进士叶京尝预宣武军宴，识监军之面，既而及第，在长安与同年出游，遇之于涂，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遂沈废终身，其不相悦如此。（寅恪案：《昌黎外集》三有《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备极谄谀之词。夫文珍亦宣武军监军也，而退之与叶京之遭遇乃迥不相似，据是可知贞元及咸通时，士大夫与阉寺关系之异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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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新纪》所载，似宣末年内廷阉寺仍有党派竞争者，然考唐代阉寺中神策军中尉掌握兵柄，其权最大，宣宗牵于所爱，虽明知彼辈已“合为一片”，而其末年仍仿文宗之旧事，勉强试一利用并无实力之枢密使等，使与执持兵柄之神策中尉对抗，实计出无聊，故终于同一无成。而王归长与王宗实二派因实力大相悬殊之故，其竞争必无足道，读史者幸勿误会以此个别之例外，疑及全体之通则也。且其时阉寺已起族类之自觉，一致对外，与文宗时不同，是以无须亦不欲连结外朝士大夫，以兴党争，盖非复宣宗以前由内廷党派胜败，而致外朝党派进退之先例矣。至于唐代帝位继承之不固定，兹又得一例证，自无待言。观《通鉴》咸通二年所纪叶京事，可知宣宗末载懿宗初年士大夫亦仿阉寺“合为一片”，与相对敌。后来崔胤以士大夫代表之资格，尽诛宦官，盖非一朝一夕之所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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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二五二“咸通十四年七月戊寅”条（参考《旧唐书》一九下、《新唐书》九《僖宗纪》）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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