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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朋友黄永相识于2000年的最后一天。六年后我搬入这个小区，一年后他也跟了进来。该人声称主要原因还是我：“我喜欢从前文人的那种生活方式，大家住得近，常常可以互相来往酬和。”日子越过越复杂，家门也变得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打开，于是我们常常约在读易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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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会与邱小石重逢，还不是因为这个洞！我离乡廿年，不想搬到这小区不久，发现新开了家书店，一看名字就觉得不对头，很不对头。撞进去一看，居然是连样子都快记不清的儿时玩伴。倘若没有这个洞，哪有这么戏剧性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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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应在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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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易洞当然不是小区整体设计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来自凑巧的资源与店主的坚持。然而，它的存在确实给这个小区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可能性。我认为对于讲究生活质量的业主来说，这家书店的存在，可以让小区房屋的价值增值不少。对于开发商而言，这样的书店将擦亮这个小区的品牌。事实上，在Goolge地图上，找“读易洞书店”比找“万科青青家园”要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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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评论抱怨中国的年轻人好高骛远，总想着一步到位买大房子，但评论者对其中的隐性原因却视而不见：在中国尤其是北京，家庭承担了许多社会化功能，它得有会客区域，得有足够的儿童活动场所，阳台室内化之后又缺少花草种植与宠物活动区域，最关键的是，社区功能的单一，让家庭之外的交际与放松，只能移往遥远的城市中心区。它制造了一种分裂的生活方式，一部分生活在这里，另一部分生活在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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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这种状况，或许就是从一个复合式的书店、咖啡馆或活动中心开始。读易洞承担着书院与街市的双重角色，对于愉快的社区生活来说，它是必需的而非仅属点缀。在读易洞开张五周年之后，邱小石、《绿茶书情》主编绿茶与我，联手创办了社区读书会“阅读邻居”。在一个记者沙龙上，我介绍上期阅读邻居讨论了桑德尔的《公正》，推荐了社科文献的“近世中国”系列，一位女听众眼睛睁得牛大：“你们小区这么强啊？”我想对她说，不是小区强，哪个社区没有读书人？哪个读书人不愿与人分享？问题是，得有一个空间，得有为这个空间张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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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幻想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会坐在读易洞里，听我们分享阅读心得，讨论社区事务，交流时政看法。他们离去的时候，或许会抬头看看门额的木匾，或许不会。读易洞或许永远不能创造一种赢利模式，但它终会成为这个小区的孩子将来的一个内心秘密，不管他们未来把它写成“读易洞”还是“独一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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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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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华纳兄弟公司1942年用这个剧本拍一部电影，可能会有利于抗日宣传，更有可能得到附加的戏剧效果。但放在今天，只剩下噱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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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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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由张艺谋导演执导，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备受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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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会觉得，只有最不入流的好莱坞制片商才能想到在南京大屠杀这样惨烈的题材中加入爱情戏——但这恰恰是《金陵十三钗》的主线。爱情戏在这个被拍过多次的历史题材中显得既刻意又缺乏说服力。作为第一批由美国著名影星主演的中国投拍片之一（另一部是10月份在釜山首映的由凯文·斯贝西主演的作品《形影不离》），张艺谋的苦心之作《金》很自然地靠克里斯蒂安·贝尔领衔出演而备受关注。不过不走运的是，就在这部电影上映前不久，已经有过另一部同样题材且相当优秀的影片——陆川的《南京！南京！》。《金》从12月16日起在中国国内上映，该片北美发行商Wrekin Hill会从12月23日起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进行为期一周的点映，并于年后扩大上映范围。但是至少从北美来说，该片的商业前景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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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根据著名华人作家严歌苓的历史小说改编，该小说将于明年在美国出版。编剧刘恒和导演张艺谋早在《菊豆》时就有合作。影片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故事中安排了一个政治中立的美国人，把他放在一群走投无路的南京教会女学生和风尘女子中间，意在把南京当时的恐怖状况搬上大银幕，让更多观众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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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指出日军入侵中国旧都南京前后曾屠杀20万人（南京市公布的数字是超过30万人，目前就伤亡人数的界定仍存在争议），影片没有提供更多的历史背景。故事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市陷落后，城市一片废墟。刚攻城成功的日军正在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围墙掩护下的温彻斯特大教堂成了女学生临时避难的藏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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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避难的还有一个落单的美国人约翰·米勒（贝尔饰），他浓密的胡须很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说话的语气既滑稽又颠三倒四（比如重复使用“无论如何”这个词）。用剧中一个中国人的话——“小混混”来形容他再贴切不过了，因为他开始搜刮教堂里的酒窖，还想要得到并不存在的钱，在每件事上都表现得自私自利。在这个故事中刻画这么一个贪财、无知、粗野的唯利是图的白人形象，这其中是有许多原因的，不过没有信仰的异国土地上的美国人无疑是银幕经典形象，《卡萨布兰卡》中亨弗莱·鲍嘉饰演的里克就是非常令人难忘的代表人物。只能说，贝尔饰演的米勒还达不到这个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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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米勒的起点很低，是为了营造出动人的戏剧性转变——从一个自我中心的酒鬼变成一个高尚的骑士。可惜编剧和演员都没有为这个角色提供任何背景信息，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他在目睹生灵涂炭的时候表现出震惊，可过去的几周他又呆在哪里？这个角色在视角和观察力上都毫无贡献，只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空花瓶，等着被盛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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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妓院的13名风尘女子翻过围墙，想找一个地方避难。她们打扮得像是要去登台演花鼓戏，大声吵吵嚷嚷，把吓坏了的女学生挤到一边，自己倒像回家了一样，毫不客气。米勒不敢相信自己交到这种好运，立刻盯上了她们中间最傲慢的一个，也是英语说得最好的一个——美艳的玉墨（颇具表现力的新人倪妮）。玉墨从米勒处确认了日本人“不会碰西方人”之后，表示当下并不提供任何好处，只对急不可待的米勒承诺“如果你帮助我们，我也会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帮助你。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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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为了好玩而穿上教士袍，顺势阻止那些闯入教堂并大喊着“这里有女学生！”的日军。从那一刻起，米勒开始了从恶人到“圣人”的自然转变。他看到了神父这一身份的优势，把袍子穿了下去，刮掉了胡子，成了“约翰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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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和善”的日军军官后来为手下士兵的擅自行动道歉，并提出保护教堂一阵子。但他最后要求教会女学生们去日本军官们的“派对”上献唱，而所有人都知道去的结果就是遭到凌辱或遇害。因为这件事，之前那些肤浅、物质的风尘女子们表现出了意外的自我牺牲精神，米勒也无畏地站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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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贪图享乐的小人物站出来做这件无私的事的时候，他们身上有一股不可否认的动人的道德力量。但是从现实生活和电影两方面角度来看，影片在环境和计谋布置上着墨过多，不够真实可信，让故事的结局失去了可信度或预期的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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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影片给了尸体横陈的街头一些镜头，表现出周围惨烈恐怖的氛围，大部分镜头都局限在教堂内部和临近的场景。年轻女学生之一的书娟（张歆怡饰）也是影片的旁白，片中还出现了其他有趣的角色，包括照顾女同学们的聪明的眼镜男孩乔治（黄天远饰），还有立场不坚定的汉奸孟先生（曹可凡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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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影片开始走向最后的结局，细节部分赘述过多，进一步放慢了戏剧高潮的推进，也过于强调之前埋下伏笔的牵强的计谋。米勒为玉墨做好造型之后（影片未交待他会剪发和化妆），玉墨告诉他（这里出现了全片最遗憾的穿帮，用了现代英语），其他的女孩们“都想你给她们进行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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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华纳兄弟公司1942年用这个剧本拍一部电影，可能会有利于抗日宣传，更有可能得到附加的戏剧效果。但放在今天，只剩下噱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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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每个人本身就是一本生活故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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