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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单一村庄的社区研究而言，区域研究的“代表性”显然有较大程度的提升。在国内学界的区域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以乔志强、行龙和赵世瑜等为代表的对山陕区域的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关于这一区域的水利社会的研究。受年鉴学派的学术理论的影响，他们从费弗尔、布罗代尔、古贝尔、杜比等人那里汲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养料，并在国内展开了十分有特色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在乔志强和行龙等人看来，之所以从区域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史，是因为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在区域之间由于各种原因而存在相异性，在区域内部则存在相近性，其中异与同均是客观事实，因此，从区域的角度研究社会史本身就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此外，整体与局部具有相对性，且突破以行政管理区划及朝代断限的局限性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贡献（乔志强、行龙，1998：13）。在研究单一区域的社会历史的同时，他们也注意不同区域的横向之间以及同一区域的纵向之间的比较分析。为此，他们还根据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将中国大体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的区域层次：沿海型、中部型、内地型和边缘型（乔志强、行龙，1998：15）。区域社会史的方法观照无疑是本书展开区域比较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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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区域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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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单一的村庄社区研究逐渐过渡并上升到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理解和研究，可以说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研究持久努力的论题。在这一方面，我所在的华中村治研究群体同样做了诸多努力。贺雪峰（2009b：1）在具体的经验研究和田野调查中，经常遭遇这样一个困惑：为什么同样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在不同地方的实践却具有十分巨大的差异？为了解开这一困惑，贺雪峰一直思考单一的个案调查如何能够进入相对较大时空范围的层次上来理解整个国家政策在农村的实践。与整个20世纪中国研究中不断探索如何从社区这一小空间的研究逐步上升到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理解一样，贺雪峰思考的是如何提升调查和研究的单位。鉴于国内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以及区域研究等方面均有了一定的学术资源和学术积累，受此启发，贺雪峰开始考虑如何从区域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即通过对更多的区域之间的某些方面进行比较来更广和更深地理解中国社会特别是具体的中国国家政策在农村的实践机制、过程及其后果（贺雪峰，2009b：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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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区域比较研究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这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同样有所提及，难处就在于如何将区域比较操作化。贺雪峰提出的办法是通过撰写村治模式的方案实现这一目标。他指出，村治模式就是指在乡村治理的语境下，村级治理中那种相对稳定的内在关系，是村庄应对外来政策、法律和制度的过程中呈现的相对稳定的结构性关系，即村庄内生性的因素、村庄内生性因素应对外来制度时的反应机制以及村庄内生性因素应对外来制度时产生的后果（贺雪峰，2006a：44；2007a：115；2009b）。有了撰写村治模式的操作方案，剩下的就是在一个较大的区域范围内将村治模式相同或相近的空间进行合并归类，这个空间范围可以小到一个具体的村庄，大到整个国家，在大与小之间则是区域的一条连续谱系。在具体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需要来确定自己所划分的区域范围（贺雪峰，2009c）。他还从更加具体的角度，从结构与行动两维出发，提出“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分析性概念以作为辨别和判断区域的一个相对较为硬性的可操作化的指标（贺雪峰，2007b：105～121）。在这一框架下，将中国农村大体划分为三大区域，即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北方农村。最近，贺雪峰（2012a）则进一步从建构关于区域差异的中层理论思考的角度，以村庄社会结构（指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村庄成员之间的关系状况和行动能力）为标准，依据村庄的居住形态、开放性、血缘组织、地方性规范、村庄结构等要素将中国的区域划分为华北地区、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即基本对应他以前所说的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农村。在此较大区域划分的基础上，他还曾结合田野调查的经验，又建构了关中（武功）、徽州（绩溪）、豫北（安阳）、晋南（夏县）、鄂中（荆门）等更小范围的区域（贺雪峰，2009b）。完成这些初步比较后，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就具体政策、制度或社会其他层面的事项展开研究，以验证区域比较的方法是否可行。贺雪峰用来测试和检验这一方法的最出色的研究就是关于村级债务的形成机制的分析。以区域为基础，他重点论述了以江西、福建为代表的宗族主导型农村地区，以山东、豫东、皖北、苏北等广大黄淮海区域为代表的小亲族主导型农村地区，以及以湖北、辽宁、吉林等省为代表的原子化农村地区三大区域在村级债务形成上的机制差异（贺雪峰，2005：82～100；2009c：18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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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贺雪峰的努力和带领下，华中村治研究群体在后续的中国农村研究中均自觉地将区域比较作为一种方法努力践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在长期的社会学式的田野调查中，区域比较基本上被作为一套潜在的调查方法在运用，即我们在不同的区域展开田野调查时会不自觉地拿以往所经历过的区域经验来进行比较；第二，在具体的农村研究中运用区域比较的方法。这一方面的成果有贺雪峰（2009c）的博士论文《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陈柏峰（2008a）的博士论文《乡村混混与农村社会灰色化：两湖平原1980～2008》，吕德文（2009a）的博士论文《治理钉子户》，宋丽娜（2011）的博士论文《人情的社会基础研究》，其中，前两篇博士论文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应该说，这既是对研究者所研究问题的肯定，同时也是对研究方法探索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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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比较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努力到现在，从学术探索的角度来说已殊为不易。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就目前所呈现的作品来看，区域比较研究的操作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加深。具体来说，当前的区域比较研究的作品主要是从定性研究的角度在略带人文主义色彩的方法论的关怀下就所研究的问题展开阐释的，在我看来，这种方式从学术研究提出假设的角度是完全可行并值得推进的，但从学术证伪的角度来看仍显不足。因此，我认为区域比较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而本书正是想从自杀研究的角度就此做些努力，以期更大程度地推进区域比较研究向学术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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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区域比较在自杀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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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比较在自杀研究中的应用所要解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区域，因为区域比较的基础是区域，只有先确定了区域，才能在此基础上展开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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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区域的标准上，可以借鉴的较为完善的学术资源包括：施坚雅对中国所进行的九大区域的划分，乔志强、行龙等人对华北区域的圈定，黄宗智和杜赞奇所做的华北区域的研究，黄宗智所做的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以及历史学上的华南学派做的华南研究（包括海外汉学研究者所做的华南研究），贺雪峰根据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以及地理学上对中国进行的区域划分。在这些学术资源中，除施坚雅和乔志强等人以及地理学的区域划分外，其他学者所做的区域划分的基础几乎都是村落社区。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可以从这些学术资源中寻找共性，我认为有两点是值得提炼的：第一是对大区域的圈定，特别是对华北区域和华南区域的圈定，基本上没有太多根本性的争议；第二是以村庄作为基础来观照区域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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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华北近代农村社会史的研究中所圈定的华北区域大体包括山西、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以及内蒙古和陕西部分相邻地区，从地理范围上来看，大致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乔志强、行龙，1995：81～82）。施坚雅（1991）所划分的华北区域大致包括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江淮分水岭以北的苏皖地区。贺雪峰（2009b：5；2012a）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角度根据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所划分的北方区域大致包括了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综合起来看，三者的划分中重叠部分包括山东、河南、河北三省，而山西与陕西则属于部分重叠。进一步从具体的研究来看，杜赞奇和黄宗智等人所做的华北研究基本都在上述所划分的范围内。结合我自己近5年来在山东、河南、山西的调查经验，我认为北方区域应大致包括河南、河北（包括现在的北京、天津）、山东、山西、陕西等地，在具体认定上，因为我所区分的标准同样不是从地理学意义上来探讨的，所以，某些边缘相邻的地带如果在具体的研究中发现其社会文化结构基本相近的话，同样也可划入华北区域，如施坚雅所谓的苏北和皖北的部分地区，即广义上的黄淮海平原在苏皖一带的区域。对于中部区域的划分，目前缺乏较大范围的相应的学术资源，以贺雪峰（2009b）所划分的来看，大致包括荆湖地区以及东三省[2]等从村庄社会结构来说原子化比较突出的地方。根据我自己目前所能掌握的田野经验，特别是关于自杀的田野经验，两湖平原的绝大部分地区应属中部农村的典型，根据文献材料来看，皖南和皖中基本也可以划分到这一区域。对于南方区域，在施坚雅的分区体系中，大致就是其所谓的东南区域与岭南区域的所在地，也与弗里德曼所建构的宗族范式以及华南学派在广东、福建所做的系列研究所处的地理空间相对重叠。从社会文化结构来说，贺雪峰（2009b）将江西特别是赣南区域宗族色彩比较浓厚的地方划入南方农村。总体而言，南方区域的核心特色是其社会结构的宗族性色彩，不管现在变迁如何，宗族至少是这一区域的历史底色。同样，我结合自己关于自杀的田野经验，认为南方区域的划分大致包括广东、福建、广西、赣南、鄂东南、湘南、湘东北等范围。除上述三大区域外，中国的其他地区，因我目前的田野经验所限，我无法做出哪怕是稍微粗犷一点的归类，因此，统统将其放入“剩余区域”。显然，“剩余区域”是“活动”的，而非固定的，随着各种学术研究的可能，“剩余区域”中既可能分出新的区域，也可能有部分地方能划入上述三大区域。据此，我们可以建构一个大致的区域划分模型（见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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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中国的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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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区域划分的基本框架仍然是开放的，目前的学术资源与现有研究条件的限制，决定了“剩余区域”的开放性，因此，也就同时意味着另外三大相对固定和相对封闭的区域的开放性。不过，就自杀研究而言，这个区域划分的基本框架已经足够我们理解自杀现象的空间差异了，任何框架的确立都应服务于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框架只是手段，要解决的研究问题才是目的，手段能够顺应目的所需就说明两者的配置基本是合理的。以农民自杀现象为例，以年龄段为考察对象的话，在上述三大区域的范围内，北方区域基本呈现老、中、青三结合的状态，在中部区域则主要以老年人的自杀为主，南方区域农村则主要以青年女性的自杀为主。这是本书后续部分要着重展开的考察对象之一，因此，此处稍微提及暂且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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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确定后，区域比较研究最基础的一个问题便解决了，那么，剩下来该做的就是如何展开比较。我们前文已经述及，从村庄社区到区域，中间并不是断层的，而是一条近似连续的谱系。因此，从方法论上来说，追求完全意义上的十分精确的区域比较研究在当前条件下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在已经较为充分地讨论完区域比较所应具备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后，就不应过于在方法层面上纠缠。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并不只有追求代表性意义的实证主义传统，人文主义传统同样有其长处。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从“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简易模型里面能够抽离出搭便车理论的形式模型，那么，这种做法就是成功的，而且没有人会去质疑其代表性，如果完全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小庙的空间很小，三个和尚的数量也很少，与代表性可能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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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借鉴上述既有学术资源的第二个方面，即以村庄为基础展开操作化。自杀研究因其特殊性，如我前文所述材料收集的难处以及官方十分规范的统计数据阙如，因此有必要以村庄为单位（既可以是行政村，也可以是自然村）进行资料收集，通过质性访谈的方法尽可能收集长时段的自杀数据。在对村庄结构类型的把握上，就需要借助人文主义的方法论传统，对其进行相对抽象的理想类型划分，然后将相同类型的村庄合并成区域，并在此基础上再展开区域比较研究。当然，在村庄的选择上，从开始之初就应有意识地在上述四大区域划分的框架下考虑。同样，在对自杀类型的把握上，我们一样需要借鉴人文主义传统进行划分。这种把握方式的实质是，试图通过定性的形式尽量避免实证主义尽管有数据上的代表性却可能造成很多变量之间的“假相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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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为了避免人文主义在把握问题的质性上可能的先入为主的嫌疑，我认为可以做三项工作来加以克服。其一，需要收集一定的样本量的数据，从而尝试从数据上进行论证。其二，从现实经验和一手材料中形成基本质性感受且有了村庄基础以形成区域后，可以按照提出假设的形式或以探索性的假设性方案就调查材料展开初步的区域比较讨论。其三，根据二手数据和材料对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或结论进行证伪。经此几项工作后，我们就可以尽可能地完成从村庄到区域的转换，进而从区域的基础上更大范围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当然，在本书中首先是尽可能地理解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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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杀研究 第二节 农民自杀空间化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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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体现农民自杀现象的类型差异的情况叫作“农民自杀类型化”，将基于时空差异的各种特征的分布叫作“农民自杀空间化”。所谓“化”，即是转换、生成、贯通之意，因此，不同的区域空间，就会“化”出不同的特征。对于农民的自杀现象而言，就是指自杀的各种特征分布在不同的类型或不同的区域空间中体现出的鲜明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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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述三章进行类型比较的地域经验基本就代表着我所要检验的南方、北方和中部三大区域的情况。团结型社会的田野调查点大冶市，就是比较典型的南方区域的农村；分裂型社会的田野调查点信阳市和秦皇岛市，就是比较典型的北方区域的农村；分散型社会的田野调查点应城市，就是比较典型的中部区域的农村。这些类型的社会中的自杀特征的分布基本会在各自所在的区域中表现出来。所以，要论证农民自杀空间化这一经验命题，我们就需要对不同的区域能化出什么样的自杀特征有一个基于类型比较的合乎事实的真实想象。我们余下的工作，就是要运用数据对这些真实的想象进行检验和分析，从而将真实的想象变成想象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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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结合在类型比较中所考察的各种农民自杀分布的特征，我们同样按照区域的划分将这些自杀特征的差异分布纳入具体的区域中。在变量的选择上，我们主要选择一些最为关键性的变量，如性别、年龄别、时间、自杀类型，在考察这些变量的过程中，结合了自杀率这一整体性的社会事实与自杀行动的理想类型这一由个体的深化而抽离出来的带有整体色彩的分析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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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结构特征来说，南方区域农村是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均比较强的地方，也是我们所说的团结型社会所在的主要空间范围，其典型特点就是宗族性比较强，祖先崇拜浓厚。相比较而言，农民的行事逻辑在核心家庭以外还比较注重整个家族或宗族的利益，有较强的超世俗的价值追求，地方文化规范存续较好，村落封闭性相对较强，农民的对内合作能力与对外一致行动能力均比较强，村落政治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中部区域农村是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均比较弱的地方，也是我们所说的分散型社会所在的主要空间范围，其典型特点就是宗族记忆基本上荡然无存，祖先崇拜也几乎不存在。相对来说，农民的行事逻辑比较注重核心家庭内部的利益，比较在乎现世的享受，地方文化规范比较松散，村落开放性相对较强，农民对内无法合作，对外不能一致行动，基本上属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村落政治在无资源的地方容易瘫痪而无人问津，在有资源的地方容易被灰黑势力所把持。北方区域农村则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即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均比较适中的地方，也是我们所说的分裂型社会所在的主要空间范围。其典型特点是，宗族性比较弱，但又不像中部区域农村那样像一盘散沙，小家族内部的认同仍比较强，如三服或四服以内基本能形成一个核心家庭以外的较强的血缘联合体。相对而言，农民的行事逻辑比较注重小家族（即我们通常说的小亲族）内部的利益，有着一定的超世俗的价值追求，地方文化规范的保存仍然相对较好，村落的封闭性弱于南方区域的农村，但其开放性也弱于中部区域的农村。农民对内有一定的合作能力，对外也有一定的一致行动能力，村落政治容易形成派系或派性政治。总的来说，以村落的社会结构作为基础来观察，南方区域农村容易呈现村落尤其是自然村作为一个整体的面貌，中部区域农村容易呈现以诸多核心家庭作为一个小单位的松散的面貌，北方区域农村则容易呈现以众多小家族为单位所形成的边界明晰的分裂的面貌。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科学毕竟不能如自然科学一样可以对性质的把握精细到十分细微的地步，事实上，即使是自然科学的方式，将物质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时也仍然无法看到物质最精细的尽头，因此，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尤其对于理解十分复杂的中国这个巨型社会而言，能基本符合大数定理就可以了。至少对我而言，以我目前的研究条件和学识水平，我已经尽力做到了追求精细和准确，但误差在所难免。也正是因此，我们接下来运用二手数据检验分析时，基本秉持着宜粗不宜细的理念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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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前述章节对团结型社会、分裂型社会与分散型社会的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南方区域、北方区域与中部区域对应的农民自杀特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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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来说，南方区域的女性自杀比较突出，北方区域次之，中部区域的性别差异相对不如南方区域与北方区域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