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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除了感叹生涯艰苦之外，也提到幼女因医者延误致死的痛心经验，可见在事件发生半年以后，她仍无法释怀。映清在《玉镜台》的自叙中也提到自己先殇长子，幸获次子，又生娇女，却“庸医耽误又倾抛”。（注：参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第462页。）佐彤的《悼亡女山圭作》就算不是紧接着山圭之死后发表，但亦不应相差太远。另一个相关证据是，“自由谈”又在同年十一月二日刊登了映清的《戏拟庸医开联合会推制病家启》这篇极尽苦辣讽刺能事的作品。映清对庸医的忿恨，溢于言表，显见殇女事件的创伤去之未远。这么看来，《玉镜台》既作于山圭死后，那就应当是民初的作品，而非如谭正璧最早的推测，是晚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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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陈佐彤在“自由谈”上仍然活跃，诗词小说等刊登将近三十次，而且仍以游戏讽世为主调。另一方面，姜映清的作品数量则锐减，全年只有八月十八日《新秋夜坐》一首与九月二日与陈佐彤的七夕联句。民国四年（1915），王钝根辞去“自由谈”主编之职，陈氏夫妇似乎也随之进退，逐渐淡出。这一年，佐彤的作品总共不到十篇，而映清亦只有十月二十三日刊登和佐彤诗二首，安慰丈夫于逆境中从容达观。这个情形，与钝根的描述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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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佐彤的文字便极少出现于《申报·自由谈》，映清更是销声匿迹。可惜笔者目前搜集的资料未尽周全，不能证明陈氏夫妇是否转移到其他报章杂志发表作品。不过，依照王钝根的说法，姜映清在钝根弃文从商后，也就退出了这个圈子，不复著述。如果以《申报》为焦点来看的话，则映清似乎要到民国十四、十五年左右才重新现身于文艺圈。民国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自由谈”刊登了映清的白话极短篇《吾害了他》。这篇文字只有四百字，前半段描写一对中年夫妇后悔误定儿子亲事的对话，后半则转入隔室的美少年，正自谈自唱，歌咏父母之恩。前后相对，亦颇有些意味。另外，民国十五年五月三日，“自由谈”刊登刘豁公、董柏崖主编之《春之花》小说杂志之广告，该期“名家小说”，除包天笑、天虚我生、毕倚虹、王钝根、周瘦鹃、陈小蝶、徐枕亚等著名旧派小说家的作品外，还收有梁杏如女士之《月夜》、姜映清女士之《春衣》、蕙芳女士之《阿三小史》三篇女作家作品。映清在这个阶段，应该又与旧派文人的小说杂志有一些往来。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自由谈”突然刊登了夫妇二人合著之《赠名医张益君先生》诗五首。诗赠良医，对陈氏夫妇而言其实有特别的意义。我们还记得当年爱女之死的遗憾，曾引起映清在“自由谈”上为文讥讽庸医；而《风流罪人》中女主角的志向也正是学医济世。种种线索，说明映清夫妇十数年来对医生的复杂情绪。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陈氏夫妇发表《赠名医张益君先生》，时间正当《风流罪人》出版单行本的时候，似乎不是单纯的巧合，很可能带有宣传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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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弹词仍与传奇、小说同样被视为传统“说部”，不时在各种小说杂志中连载，甚至在上海开设的文艺函授学校里，也仍有教授弹词写作的课程。即使到了民国十五年，《风流罪人》还是被出版社认为具有畅销潜力的。何以见得？民国十五年八月十九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七日以及九月二日，“自由谈”连续刊登《风流罪人》大幅广告，称之为“一百万言情场奇书”，除作者姜映清之外，又特别标明是由“王钝根先生校阅”、“海上漱石生题词”、“刘豁公先生序文”，并由“名画家胡瘦竹先生绘图”，而这几人都是民初旧派小说的名人，显然具有烘云托月的哄抬效果。同时，作者的亲笔题诗，甚至“最近小影”也成为小说的卖点。广告词极尽夸张之能事，说什么“情场中有迷离扑索之黑幕，情场中有不可思议之秘密”，又说是“三姑六婆，牵线拉马，想出许多恶毒手段”、“浪子荡子，探艳采花，做出不少风流韵事”。甚至比之于《红楼梦》、《金瓶梅》。小说的内容被形容为“艳事艳迹，趣史趣闻”，效果则是“缠绵悱恻，销魂荡魄”。这五次广告，内容大致相同，只有些许更动，笔者在此以其中两种款式，供读者知其大略。八月十九日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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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四日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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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上的书籍广告很多，但《风流罪人》这几次广告的篇幅很大，比诸《申报》上其他的书籍广告，尤其是单一作品的广告，算得上极为醒目的。小说是否畅销，笔者尚未找到相关资料可以证明，但广告本身告诉我们，在民国十五年左右，王钝根虽说弹词小说已如凤毛麟角，但仍是一种读者习见且乐见的文学形式，值得出版商的投资与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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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风流罪人》在报章上大张旗鼓的广告中，其实不乏传统的推销手法，例如请王钝根与刘豁公作序，当然是针对旧派小说读者而发的推销手法。事实上，民国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申报》还赶在《风流罪人》出版之前，事先刊登了刘豁公的《风流罪人弹词序》，其实也就是一种广告。而题词的海上漱石生，也是著名的长篇小说作家，本名孙玉声，即《海上繁华梦》的作者。换言之，《风流罪人》除了作品本身之外，还纠合了当时旧派小说的几个代表人物，将小说包装成更利于销售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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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有趣的是，书中附有作者的照片，在广告中竟也成为小说的特色之一。当时风气，明星名角的照片，经常是报章杂志的重要部分，而民国二年“自由谈”按日刊登作者照片，号称方便作者彼此识面，究其实也不外满足读者好奇心理。即使如此，当时姜映清既如钝根所言，年已四十许，其小影却被当成卖点，不知作者本人如何理解。而广告词更极尽煽情之能事，几乎将这部小说定位为专门揭发丑事的黑幕小说，吸引读者为了偷窥荡女淫男的行径而买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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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广告如何表现，并不在作者的控制之下。《风流罪人》是否真的只关心社会黑幕、男女浪迹？还是广告为了招徕读者，故意扭曲了姜映清的作品？当时流行为小说的内容归类，有“哀情小说”、“写情小说”、“爱情小说”、“政治小说”、“滑稽小说”、“讽刺小说”等等名目，而在《风流罪人》的封面上，则标为“时事弹词”。此处所谓“时事”，无关乎当时的政治外交事件，指的其实是社会现象。刘豁公的《序》说此书“写家庭琐屑，儿女私情，与夫社会之怪，几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文固有以写实见长者……”（注：刘豁公：《风流罪人弹词序》，第1页，见姜映清《风流罪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作者描写的重点便是当时社会的怪象。那么作者本人怎么说呢？映清的《自序》，一反小说本身文字风格的浅俗，用典雅的词体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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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桃弱柳。艳绝春阑后。荡佚成风伦理旧。易俗思量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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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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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写红闺情绪。熏香傅粉堪怜。痴心总负华年。谁也回头孽海。不教肠断归船。（注：皆见姜映清《风流罪人·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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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映清的说法中，她还在承续通俗小说移风易俗的道德责任，而女性的情感与命运，以及伦理如何重振，才是她关心的重点。作者本人对作品的认知，与出版商打广告的卖点之间，显然存在巨大的差距。那么，实情究竟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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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罪人》是一个由荡子起头，而由贞女结尾的故事。浪荡子沈古檀在西湖畔巧遇富家女贾昙花，一见倾心，冀求好合。谁知昙花是知识女青年，一意出国留学，行医济世，所以不但对古檀不理不睬，甚至面对归国学人甄超英的一片痴心，也不为所动。古檀出于私心，使出百般手段，破坏昙花名誉。昙花于是出国留学，学成后回乡行医，亲见古檀染梅毒惨死。超英因婚姻不幸而有吐血之症，幸得昙花救治，始得活命。但昙花仍拒绝与超英结合，反而放弃一手建立的医院，远走他乡，以避情孽。在这条主线之下，穿插描写昙花的一片冰心，与当时其他女学生的不检点行径形成对比，并展现她调解各种男女及家庭纷争的能耐。另有沈家一条线，包括古檀之妹雪芬如何骄纵放浪，古檀之父在上海包养姨太太，母亲大闹小公馆，以及古檀与陆乃云在上海“一品香”旅馆一夜风流等等情节。此外超英的一条线，主要描写超英奉母命与洪清椒结婚，清椒貌美性淫，不安于室，以致夫妻时时反目，姑媳天天失欢，甚至闹出仙人跳，全家鸡犬不宁等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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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与清代的女性弹词小说相较，篇幅其实很短，但跟前文所举清末民初弹词小说的例子来比，则诚如《申报》的广告所说，已经算是巨著了，在当时果然是难得出现的长篇弹词。在小说的风格与结构上，《风流罪人》颇有一些特色，但亦不乏可质疑之处。首先，作者雅擅诗词，旧学颇有根底，但在《风流罪人》中，她放弃了写《玉镜台》时的传统弹词体，改以更为浅白的文字行文，白话叙述的篇幅也很多。如果用旧时闺秀写弹词以华缛相尚的标准，则《风流罪人》的文字委实浅俗许多。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为了迎合通俗读者的阅读习惯，但也要考虑映清除了弹词，也创作其他类型的小说，所以写弹词时可能受到影响。小说的开头这么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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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夕阳不是渐渐的沉西了么？天边一层一层的霞彩，显出无数颜色，煞是可爱。这西子湖滨，凉飔吹动，霎时间不但残暑尽消，竟然带着几分秋意了。古檀迤逦行来，听那暮蝉声声唱和，隐约夹着远寺的钟声，那里觉得什么岑寂。（注：姜映清：《风流罪人》，第一回，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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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开头，放弃了传统弹词小说以七字或歌曲起头的形式规范；同时，男主角古檀出场，既无叙事者的说明，也无角色自报家门。若非夹杂七字弹词体，则《风流罪人》与当时的小说其实极为相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何尝不能说映清实验了弹词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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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小说在结构方面，却有很多缺陷。比如，全书共三十二回，但从第十七回超英与清椒成婚起，几乎都在描写夫妻二人由亲昵到反目的种种细节，古檀与昙花这两个提纲挈领的人物反而消失，要到第三十一回才突然重新出现。同时，小说中有太多插曲与人物，都是骤然出场下场，犹如断线风筝，全无章法，许多角色都是出场时似有左右大局的架势，结果却是无疾而终。全书且不要说什么首尾呼应、草蛇灰线之法，就连基本的情节架构，都险些不能照顾。谭正璧说《玉镜台》“文艺的伎俩亦平常，关目既嫌松懈，叙事又多脱落”，竟又可移来批评映清的第二部弹词作品。当然，《风流罪人》既然跟当时许多旧派小说一样，在杂志上分期刊载，那么作者只照应当回的情节是否能吸引读者，而不讲究通篇的布局结构，这也不足为奇。但小说结构松散的缺陷，是否只能归因于创作的条件，还是可以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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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谭正璧认为《玉镜台》缺乏传统女性弹词小说的“细腻的描写，委曲的叙述”，这一点在《风流罪人》中则有所改变，至少刘豁公就称许此书有许多“家庭琐屑”的描写。这些细节的描绘，多半表现在古檀、雪芬兄妹与超英、清椒夫妻的日常生活上面，包括新式饮料、毛皮衣饰、家居摆设等等物质用品的罗列，兄妹嬉闹、闺房调笑等言语笑貌的勾勒，以及各种家庭勃谿场面的描写。例如第四回描写古檀之母赵氏到上海抓奸，沈父托朋友之妻拖延之，赵氏借故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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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檀怏怏扶着娘走下楼梯，只见那女的，正在龙头上放水，洗净鱼肉等类。小丫头蹲倒在那里扇风炉。一炉炭火扇得旺亮。……女的回头，见他母子告别要走，心中一怔，忙伸手拦阻。……那女的便道：“姊姊不要去了不来，停歇子楼伯伯和秋荪转来，晓得我放你走，都要埋怨我，这却担当不起。”赵氏正色道：“姊姊看我，可是花言巧语，专惯哄骗人家的人吗？”秋荪女的觉得赵氏话中有骨，登时粉颊一红，便道：“既如此，我等候姊姊到这里来吃中饭。”（注：姜映清：《风流罪人》，第四回，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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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第六回写古檀约乃云在一品香旅馆幽会，小说便细细勾画旅馆内如何装潢摆饰，以及“西崽”（侍者）如何服务客人等等细节。一品香是当时上海最高级的旅馆，映清如此细心描绘，可能也是为了满足读者好奇的心理。姑举一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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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两部车子，拖到一品香门首，自然是古檀抢先付了车资，然后陪着乃云进去。早有一个身穿雪白号衣的西崽，迎将出来。……只见房屋宽畅，一落式外国傢生，布置得甚是齐整干净。面对面排列着两只铜床，床上都是珠罗纱帐子。（注：姜映清：《风流罪人》，第六回，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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