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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这些公告吸引的大都是年轻的华人男子，他们一般都是和亲友或老乡一起踏上漫长的旅途。从1875年和1876年从中国到旧金山的乘客名单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年赴美的华人移民的集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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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2月15日，阿拉斯加号汽船停靠在旧金山港，船上共801名乘客。这艘船隶属于太平洋邮轮公司，取道香港抵达目的地横滨后，穿越太平洋返回美国。船长和美国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咨询乘客后为该公司编制了这份名单。船上的全部乘客，至少大部分乘客都是广东人，名字的排序也足以说明这一点。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并不是按照字母顺序来编制这份名单的，而是根据他们的籍贯，也就是“出生地”来编制的。身份信息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和最后的居住地，这一栏只简单地标注为“中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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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名乘客都是男性，大约来自110个不同的村庄，拥有5人以上的村庄只占小部分，不过约80%的乘客都有来自同一个村庄的同伴，许多人都拥有同一个姓氏。比如，最大的一个群体来自成春县的新兴村，共53人，在这53人中，有32人姓李，还有10人姓黄。当时，汉语的英译存在许多前后矛盾的地方，除了22名8到12岁的男童标注自己是“学生”之外，其余所有乘客都声称自己是“工人”。这些男童之所以赴美可能是因为政府推行的“幼童留美计划”（1872-1881年），在这一计划的推动下，清政府先后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年纪最大的乘客是50岁，但是这批乘客的平均年龄只有20出头，许多人只有十几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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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份乘客名单来自从英国利物浦出发的盖尔人号。1876年8月，这艘船停靠在旧金山港，虽然这艘船的载客量是700人，但当时只载了192名乘客，大部分是中国人。美国移民局驻香港的工作人员核查了乘客的身份之后，证明他们全部都是“自由且自愿的”。在192名乘客中有一名或者两名成年女性（据记载，一位母亲带着一名5岁的男童），一位女性乘客标注自己的身份为“学生”，剩余的皆为男性乘客，平均年龄为20出头。和阿拉斯加号上的乘客一样，这份乘客名单也是按照籍贯排序的，最大的群体来自孙宁村，大部分乘客集中为两个姓氏。这两份乘客名单表明，华人赴美是集体行为，与家庭、宗族和籍贯密切相关，而且绝大多数移民为年轻男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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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旅客的移民经历可能与许芹类似，他们离开熟悉的家乡前往美国主要是为了寻找黄金和怀揣着一夜暴富的梦想，而不是受到丰厚薪资的吸引，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不是迫于生计而离开。就像许芹后来所说的那样，首先想到去海外发财致富的是他和他的三个堂兄弟，而不是他的父母。他们告诉父亲自己的冒险计划，当时，许芹的两个堂兄才20岁出头，他和他的一位堂弟才只有14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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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父亲没有反对这一冒险计划，实际上，他们还支付了30美元的旅费。许芹的父亲把家里的田地拿去典当，据他回忆，自己的父亲很少提及外出闯荡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他相信自己的父亲“非常具有商业头脑”，将这种冒险看作是一种投资。实际上，许芹写道，自己的父亲“有一些亲戚，离家的时候和他一样穷，回来时都已经飞黄腾达”。这个故事可能是杜撰的，但因为被反复提及，也便有了鼓舞的力量。这也证实了一些历史学家的结论，即从四邑前往美国闯荡的移民并不是“穷无立锥之地的人”，按中国的社会阶层划分，他们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移民需要旅费，四邑地区当时的借贷合同显示，像许芹这样的家庭，为了支付年轻的家庭成员外出闯荡必需的旅费，一般都质押家里的土地获得贷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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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芹和他的堂兄弟认为自己只是短暂地离开，很快就能衣锦还乡。许芹的家庭为了支持他移民负债累累，但许芹自己却是自由的，相比那些出卖自己未来的劳动力来获取旅费的人来说，他在海外选择时拥有更多的自由。后者的旅行方式被称为“赊单制”，订立契约的雇主预先支付借款人的旅费，借款人用在美国的收入支付本息。尽管许多前往美国的欧洲移民也采取这种方式支付旅费，这种方式却因与契约奴役制类似而备受争议。（很多）在美华工经常被激进的反华势力称为奴隶，他们认为华工甘心被华商和订立契约的雇主利用，从事各种繁重的工作。这种错误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源于种族偏见，许芹的回忆录和其他各种详实的资料证明，移民美国的华工很多都是自由且自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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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许芹和他的堂兄弟们知道，只有运气足够好才能获得成功。他们已经对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未来做好了准备，但却不知道前路有多悲惨，需要付出多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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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一个和煦的春日，许芹和他的三个堂兄弟扛着铺盖卷和装有几件随身衣物的竹篮离开了家乡。四个人来到海边，打算先乘船去香港，从台山到香港大约需要一天的时间。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下游的入海口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这座港口城市已经发展成一个繁忙的商贸中心，中国人想要移民美国，也大多选择从这里启程。当然了，像许芹这样的乡下男孩，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建筑、船只、人群和如此繁华的商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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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芹的下一段旅途不同，四人的这一段旅途是短暂而平静的。四人在香港待了一个月才订上了前往美国的船票。他们在香港繁忙的码头边上消磨时光，好奇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欧洲人，根据许芹的描述，他们从未见过“拥有红色头发和蓝灰色眼睛的人”。尽管他没有提及，但许芹肯定还看到了许多其他奇异的场景，听到许多不同的语言，见识了许多不同长相的人，大量来自非洲、太平洋岛屿、南亚和南美的船员、旅客和冒险家都汇聚在香港。香港的语言、音乐、服饰、机器设备、饮食，那里的人们展示的生活方式和富裕的景象，对于一个刚从乡下到来的质朴少年来说，无疑是新奇和陌生的。他以前可能见过火枪、巨大的铁炮和维持秩序的军人，但他肯定想象不到，在快速发展的香港中心地带，会有如此多的人、帆船和军舰，会有如此壮观的高楼大厦和如此开放的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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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终于登上一艘船，向着最终的目的地出发，他们从头到尾仔细地打量这艘船，这艘船和周围的环境一样让他们感到新奇。虽然那时候，明轮汽船经常出现在太平洋洋面上，但许芹乘坐的却是一艘“有着三根巨大的桅杆和漂亮白帆”的大汽船。他回忆说，虽然亚洲人、太平洋岛民和其他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人经常在航行于太平洋的汽船上工作，但所有的船员都是白人。与许芹同乘一艘船的乘客并非都是中国人，还有欧洲人和美国白人。据许芹回忆，他并不知道航行路线，只知道天气比较温和，船只一路上也没有停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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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风平浪静的日子，船只就在平静的洋面上无精打采地漂流。逆风偶尔会把船只推向相反的方向，风暴来临时，倾盆大雨就会落在木制的甲板上，为乘客提供新鲜的洗漱用水和饮用水。曾经有一次，船上乘客间流传着一则可怕的传言，说船长在漫无边际的公海上迷失了方向。实际上，由于对风向和洋流的季节变化尚未完全掌握，所以航行的路线经常发生变化，还未固定下来。船只一般依靠北太平洋的顺时针洋流，从香港向北绕过台湾，然后再北上抵达日本东海岸，随后便一路向东驶向夏威夷群岛的北部。从旧金山返航的船只，一般沿着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海岸南行，以借助夏威夷群岛南部向西的赤道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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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时遇到的各种状况考验着年轻的许芹和其他乘客的信心，但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也无从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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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中途，许芹最年长的堂兄，也是他们几个公认的领袖突发高烧，最后在抽搐中死去。虽然许芹没有记录这位堂兄死亡的具体细节，但他还是记录了自己的绝望。他回忆道，堂兄的尸体在简单包裹之后被扔进大海，自己盯着黑漆漆的大海看了好几个小时。他的遗体永远不可能回到故乡，这就意味着他的魂魄只能永远游荡在无穷的海底。那些后来死在美国的中国人，如果他们的遗体没有运回故乡，也意味着他们的魂魄只能游荡在异国的土地上，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结局。“我们的灵魂人物死了，我们三个将何去何从呢？”许芹在心中暗想，“不安的情绪总是涌上心头，他的死必然为我们的冒险之旅投下可怕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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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许芹的记载，堂兄的死让他接下来几个月的航行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以致他根本无暇记录这次航海旅行的其他方面，比如他们的饮食如何，拥挤而焦虑的乘客有何社交动态，白人船员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是否已经展现出某些种族优越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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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一位旅行者记录了华人移民美国的旅途中的场景，大部分华人挤在甲板下面狭小的空间里，自发地分成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选出一个人来做饭，并委托他向白人船员索要食物。根据记载，吃完饭之后，中国乘客就会“躺在自带的躺椅上，或者倚着舱板之间的竹竿，听着二胡声沉沉睡去”。他们玩纸牌或其他游戏，偶尔会发生争吵甚至打架，但大部分时间能够和平相处。如果要举行什么仪式，他们会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只要想祈祷，中国人总能找到合适的场所。”从其他搜集到的航行日记中我们得知，航行时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包括令人饱受折磨的晕船、沾染重病、极度拥挤的空间和偶有发生的争斗等。我们可以推测，在前往美国之前，这些乘客的境遇应该有着巨大的差异。[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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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芹在回忆录中讲到了几个困扰许多学者多年的重点问题。首先，许芹的家乡虽然位于台山县一个偏僻封闭的小山村，但与广阔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中期，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体。虽然生产工具比较落后，但农民们为农业经济贡献了相当大的力量，并非对东亚的变化毫不知情。敢于冒险和求富的文化使个人的经济野心不断膨胀，商人们买卖柑橘、大米、海产品、丝绸和手工艺品来获取利润。数百年来，临近的佛山市一直生产金属制品和陶瓷，供销海内外市场。根据许芹的描述，乡村生活虽然质朴，但他的父亲对他移民美国持支持态度，表明他的家庭受商业文化的浸润已久，以及他想外出试试运气的广泛动机。事实上，贫困并不是所有人移民的动机，对于许芹以及和他类似的人来说，他们只是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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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是，虽然四邑地区在中国内部相对孤立，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一地区与外界的联系更频繁。19世纪，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入侵快速而显著地改变了珠三角地区，这一地区是中国首个受到外国士兵、商人和传教士深远影响的地区，广东人尤其讨厌傲慢的英国人，普遍厌恶那些不守规矩的外国士兵、商人和探险家，因为他们扰乱了中国人的生活和秩序。早在19世纪40年代，广东就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暴动和抗议活动，外国人认为广东是中国最排外的地区，因为广东人频繁地与外国人爆发冲突，但他们也是最熟悉外国人的中国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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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芹的描述与那些因苦力贸易被迫移居海外的人的经历截然相反。他承认，上万名华人被运往古巴当“奴隶”，他们被暴力挟持或被诱拐到那里的种植园当苦力。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苦力贸易在广州周边地区达到鼎盛，后来因受到越来越严厉的道德谴责而不那么猖獗。[38]1859年，一份详尽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847年到1858年，至少有28000名华人乘坐71艘船来到古巴，这些船大多来自欧洲。至少有4000人在旅途中丧生，英国船只上的死亡率在15%左右，秘鲁船只上的死亡率高达40%，而美国船只的死亡率在12%左右。[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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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悲惨的数字反映了中国侨民历史上广泛的强迫劳力输出模式，虽然1833年英国政府出台法律，在大英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但一直到19世纪，在这个蓬勃发展的帝国内部，契约劳工一直以苦力贸易的形式持续存在。海盗和土匪从中国和印度劫掠了数万人，把他们输送到世界各地的种植园或矿场做苦工。许多人是战争中的俘虏，还有一些人是借债人或被劫掠的流动人口。从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大约50万华人被劫掠到古巴、秘鲁和加勒比海地区，其中大部分都以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为中转站。苦力（coolie）这个词来源于泰米尔语，在泰米尔语中，这个词就与工作有关。无独有偶，在汉语当中也有一个类似发音的词“苦力”（kuli），意思就是干重活的劳动者。[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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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一直想禁止这种血腥的贸易，并将贩卖苦力的人处以极刑。仅在广州一地，被政府逮捕并处决的人就多达几十人，有些人当场就被处决。一份两广总督（瑞麟）给同治皇帝写的奏折显示，从1865年到1868年，政府逮捕了近60名犯有绑架、诱拐、强奸和谋杀罪的人贩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几十人被处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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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芹的迁徙之路虽然也有几分悲壮的色彩，但和许多被迫离开家乡的华人，尤其是那些因惨绝人寰的苦力贸易离开家乡的华人相比，他可以说是非常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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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罗伯特·布朗号从福建南部的厦门起航，目的地可能是加利福尼亚州，据称船上大约有400多名中国人。航行到第九天时，中国人发动暴动，杀死了船长和其他几名船员，他们要求剩余的船员将船驶回中国。但是这艘船在琉球群岛附近搁浅，船员们重新控制了这艘船并在英国海军的帮助下抓捕了逃跑的中国人，许多人被杀或被捕。美国军方审讯了70多名中国人，并将其中的17人以海盗的名义处死。罪犯被移交给中国当地政府，官员们在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并审讯了相关人员之后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发动暴动，是因为这艘船的船长欺骗了他们。这艘船没有按照原计划开往加利福尼亚州，而是驶向了秘鲁，去秘鲁臭名昭著的鸟粪矿工作无疑就是死路一条。根据中国官员的调查，船员不但残忍地虐待他们，还将奄奄一息的华工扔到海里，残忍地殴打其他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奋起反抗，最后中国政府释放了剩余人员。[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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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美国船只韦弗利号载着450名华人前往秘鲁，在船长意外身亡之后停在了菲律宾。据报道，船员们因害怕船上爆发痢疾，也害怕焦躁不安的中国人发起暴动，就把他们驱赶到甲板下面狭小的空间里，在混战中造成多人死亡。船员们锁上了舱门，整整一天之后，有船员鼓起勇气到甲板下面查看，发现300名华人因受伤和窒息死亡，场面惨不忍睹。[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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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19世纪50年代，经常有美国船只载着几百名华人乘客前往外国，他们没有告诉乘客具体的目的地，也没有完全遵循他们的意愿。对船上人员进行调查和询问后得知，这些乘客大都是被欺骗或强迫上船的。比如，1860年美国信使号商船的船长坚称，船上的400多名中国乘客实际上只是“货物”。中国官员试图解救这些乘客，遭到了船长的强烈抗议。他声称自己已经在广州缴纳了足额的入港费，因此有“权利”自由处置这些乘客。最终，他成功抵达澳门，并载着他的“货物”逃往古巴。驻香港和中国内陆的美国官员对这些残忍的行径深感忧虑，向华盛顿如实汇报了这些悲剧。在关于信使号的报告中，美国驻华大使约翰·沃德向美国国务卿汇报，仅去年一年，就有1000多名华人的死与美国船只有关。他写道：“这是对我们国旗的羞辱。”[44]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19世纪中期移民美国或加拿大的华人是因签订了卖身契或被强迫来做苦役，国会仍于1862年通过立法，禁止美国公民和美国船只参与苦力贸易。自此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必须一一核实前往美国的华人是否出于自愿。[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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