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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的天气变化也使本已困难重重的修筑工作雪上加霜。早前一直暴雨不断，1865年的秋天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秋季之一。山区的黏土路泥泞不堪，四轮或二轮马车根本派不上用场。一眼望不到头的泥土路简直寸步难行，工人们徒步赶着几百头牲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包括牲畜食用的干草在内的物资运到有雪的地方，然后才能使用雪橇。一辆马车陷在这样的泥土路上长达6周之久，泥沙土石顺着雨水流下，堵塞了隧道，工人们不得不重新挖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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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9月份山区就开始下雪，到了10月，暴风雪就会持续不断，一直持续五个月之久。厚厚的积雪把已经铺设好的铁轨和预定的线路全部覆盖，雪层厚达30英尺（9米），即使用5到7辆重型机车牵引，扫雪机也无法作业。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要求华工夜以继日地工作，徒手清理铁轨和路基上的积雪，但积雪实在太厚了，在继续向更高海拔的山区进发之前，工人们不得不转移到山脉的东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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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在塞拉岭的开阔地带露天而居，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都在埋头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想象力再丰富的人也无法预测其全貌。由于工人们没有记录自己的经历，他们就职的公司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漠不关心，因此我们也无从知晓真实的情况。不过，把过去的各种材料加以创造性地拼接，我们可以恢复这出人间戏剧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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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为此提供了一个视角，研究人员在华人之前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找到了数千件物品、食物残渣、火坑和其他遗址。这些物质文化都是日常生活中留下来的，告诉我们工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再加上从期刊文献、老照片、商业文件和同时期个人对在美华人的观察中搜集的点滴信息，我们对铁路华工在塞拉岭的生活有了些许了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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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在美铁路华工的个人经历千差万别，居住条件、季节、气候和工作需求都不断变化。在修筑铁路线之前，几乎没有一个华人能在一个地点工作几周或者一个季度。不过，在塞拉岭地区，这个工程持续几年时间，工人们必须在一个营地待几个月甚至几年。尽管如此，人事变动也比较频繁，铁路公司也不想养闲人。公司不断将工人调度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以满足不同的工作计划和需求。隆冬季节，铁路公司把那些打算去附近小镇定居或一直都想回奥本小镇或旧金山的工人都辞退了。一些人居住在铁路工人聚集的营地里，外出工作，另外一些人跟着铁路线的推进而转移。大多数人和那些白天修筑铁路的华工一样，就在露天的营地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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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太平洋铁路沿线，包括许多横跨美国西部的铁路沿线，华人都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这些生活遗迹和物质文化表现出惊人的一致。现今发现的陶器、餐具和其他生活用品在来源地、制作工艺和风格上都极为相似，证明中国的商品生产网络和美国的商品流通网络运转良好。跨越美国和太平洋的庞杂的供应链把分散在各个营地的华人联系在一起，也把远在异乡的华人和他们的故乡联系在一起。铁路华工居住的营地虽然彼此相距甚远，但内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供应上也极为类似。考古显示，铁路华工在加州的营地上使用的生活用品和他们在家乡使用的物品几乎一样，都产自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加利福尼亚州、犹他州、内华达州、蒙塔纳州、俄勒冈州、爱达荷州、华盛顿州和西部其他地区，我们发现，华人的饮食、医疗护理和娱乐活动即便不是完全相同也十分类似。考古人员在多条铁路沿线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饭碗、其他餐具、大的食物储藏器具，比如深褐色的上釉广口瓷瓶、小的盛放食品的器皿以及这些器皿的碎片，这些物品的集中地应该就是多年前华人的营地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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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营地发现了相同的生活器具，说明各个营地的生活方式存在一致性。但对这些营地进行研究之后，也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不同点。铁路华工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居住的时间长短是一个变量，生活的安排是另一个变量。有些营地划分了不同的功能区域，比如卧室、厨房、餐厅和休闲娱乐的场所，有些营地就比较随意杂乱。有一些营地很小，只能容纳几十名华工，还有一些营地则比较大。犹他州的华人营地就从0.1英亩到24英亩（405到97125平方米）不等。在塞拉岭山区，华工一般居住在帆布帐篷里，有些帐篷只能容纳4人，最大的帐篷可容纳12人。一些营地精心安排了吃饭和睡觉的地方，还用石头夯实了地基，铺设了火坑，一些遗迹今天仍清晰可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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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长方形洼地表明帐篷里的人们可能在这里吃饭和进行社交活动，小的防空洞表示华工借此躲避风雪和严寒。风，特别是穿过唐纳峰的风尤其干燥，常年刮个不停。常年处于这种环境下，工人的皮肤变得粗糙干燥。用石头堆积起来的粗糙的地基和简易的帐篷支架意味着工人曾在此长久居住。考古学家收集的废弃物显示，居住隔离是普遍现象，华人和非华人都是分开居住。工地上的物质文化遗迹可以明确断定，这群工人主要是华人还是欧美人。即便华人和欧美人住在同一个地方，华人一般也被安排在更容易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或者蚊虫叮咬的地方。居住空间的安排表明，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一贯推行种族等级制度和种族歧视政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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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观察家们在参观项目进展时亲眼目睹了华人营地的情况，他们有时会记录下来。1867年，一位记者在正在施工的铁路沿线徒步旅行，称自己见到了无数华人，他们“像蜜蜂一样密密麻麻的”。他磕磕绊绊地走过其中一个营地，他想让读者明白，华人的营地并不具备冒险和浪漫气息，并不是用芳香的松木支撑着“雪白的帆布帐篷”，用他侮辱性的话来说，华人的营地就像“狗舍”一样，简单地用薄木板搭建起来，大约“4英尺（1.2米）高，6英尺（1.8米）宽，8英尺（2.4米）长”。很明显这是仓促间搭建的暂居之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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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作家丹尼尔·克利夫兰描述了他见到的华人营地，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场景：（华人）都居住在由帆布帐篷组成的小村落里，一个村落大约有5到500名居民。随着工程的进展，他们再拆掉帐篷，在铁路沿线的其他地方再组成村落。昨天还是一个热闹的中国城镇，今天就变成荒无人烟的荒地，只剩下垃圾和杂物，证明这里曾经有人居住。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夕阳西下，克利夫兰目睹了一种充满魅力的静谧场景。他写道：“夜幕降临，帐篷里的华人点亮蜡烛，我们可以看到成群的华人赌博、吸食鸦片、收拾家务和从事社交活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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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塞拉岭的铁路线的最高点，华工在海拔7000多英尺（2134米）的地方扎营安寨。他们在那里居住了4年多，最后发展成一个小村镇。他们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终于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开凿了一条隧道。照片和考古资料显示，他们居住在木屋里。然而，摄影师并不能完全记录下工人们面临的恶劣环境。1867年到1868年，工人们不得不度过一个难挨的严冬，仅那个冬天，山顶就下了40多场暴风雪。积雪至少44英尺（13米）厚，温度一般都位于零华氏度（零下18摄氏度）以下。暴风雪来临时，通过隘口的疾风时速可达100英里（161千米），塞拉岭的峰顶是美国下加利福尼亚地区降雪最多的地区之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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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雪不但堵住了隧道的入口，也掩埋了整个生活区。这就要求工人们在雪堆中挖开一条“隧道”往来于居住场所和工作场地。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开凿隧道的首席工程师约翰·R. 吉利斯说，中国人一度在雪下工作长达数月。他们在雪地里竖立起烟囱和通风口，挖掘了连通库房和铁器铺的通道。有些雪地里的通道长达200英尺（61米），宽度足以让两匹拉着雪橇的马把碎石运出隧道。除此之外，工人们还在雪地里挖出一个大洞，修建挡土墙保护铁轨。他们用起重机把碎石通过雪地里的竖井运送给下面的工人，无数人死于突如其来的雪崩。如果不是公司高层传递出这些信息，我们简直无法相信，生存条件和工作条件竟能恶劣到如此地步。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首席工程师刘易斯·克莱门特证实，即便到了严冬时节，公司的管理层也不打算中止隧道开凿工作，用他的话说就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工程继续下去”。克莱门特主要从金钱的角度出发，但很显然，公司的这个决定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工程施工负责人詹姆斯·斯特罗布里奇表示，那个寒冬，人员伤亡是惨重的，“雪崩多次掩埋了我们的营地，”他回忆道，“许多人被大雪掩埋，直到来年夏天冰雪融化，尸体才被发现。”有一次，几个华工躲在巨大的岩石后面躲避雪崩，但后来他们还是被厚达50英尺（15米）的积雪掩埋了，直到第二年春天，天气转暖后尸体才被找到。已经死去的华人僵直地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铁锹，场面惨不忍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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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末和夏秋是加州山区最适合工作的时节，工人们从日出工作到日落，每天工作时长10到12个小时，但是由于工程难度太大，隧道的挖掘工作进展缓慢。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满身汗水和灰尘、筋疲力尽的华工们回到居所，按照他们的习惯，先洗掉一身疲惫，休息一会儿之后吃晚饭，在上床睡觉之前或许还会抽点烟或者吸点鸦片。适量地吸食鸦片并不影响劳动，那时吸食鸦片并不违法，公司也没有禁止他们吸食鸦片。工人们每周工作六天，星期天休息。每逢周日，他们就会休息、梳洗、整理衣物和处理私人事务。他们把前面的头发剃掉，其他头发梳成一条辫子垂在脑后，这是满族统治者要求他们保留的发型，许多人来美之后依旧梳着长长的辫子，周日他们会认真打理自己的头发。工人们还喜欢唱歌、谈论奇闻异事、赌博以及喝米酒和美国威士忌，这些都是加州的华工热衷的休闲活动。如果他们的营地靠近小镇，镇上的彩票推销员就会前来兜售彩票。如果一个人足够幸运就可能大赚一笔，或许他和他的朋友就会辞掉铁路公司的工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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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的营地上空总是弥漫着浓重的气味，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华工拥挤地住在一起，厕所就在不远处，而且相当简陋。鱼和肉就在户外贩卖，食物就在露天的锅里煮，在地上挖个火坑就可以生火烧水。晚餐的特色菜肴是咸鱼，这是一道非常受欢迎的菜，味道辛辣，不仅吸引了四邑人，也吸引了一些非华人。烟草和鸦片燃烧生成的蓝烟弥漫在营地上空，夹杂着淡淡的酒香。华工们还在露天的场地上烧煤生火，在陶罐里熬制草药，这些草药由各种草本植物、树皮、草根、动物或昆虫的干尸构成，水蒸气里散发出发霉的气味，令人反胃。汗水、脏兮兮的工作服、袜子、靴子、用了许久的被褥和旧帆布帐篷都会发出刺鼻的气味。除了华工的营地，加州山区的空气都是新鲜而干净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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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来说，饮食构成了他们卫生保健的全部。实际上，保健、医疗和饮食之间的界线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按照中国的传统，华工会饮用各种各样的茶，不仅能够补充水分，而且对健康也颇有裨益。人们用山泉水浸泡新鲜的茶叶，然后用小桶运送上山，为沿线的华工补充茶水。观察者们注意到，华工患胃病和疟疾的概率比其他人低得多，因为他们饮用的水都是烧开的。华人的汤营养丰富，生病或身体恢复期间一般会多喝汤以滋补身体，汤勺是当时华人营地上最常见的日常用品之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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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华工始终保持着对家乡风味和饮食文化的偏爱，杂货商、进口商和当地的中国食品生产商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网络，华工通过这一网络获取熟悉的食品、烹饪用具、餐具、碗筷和其他生活用品。航运清单、业务单据、账本和撰稿人们的记录都表明，华人进口的产品不仅有主食大米，还有大量美国没有的、他们家乡特有的食品，包括腌制的肉类、鱼干、干虾和其他风干的贝壳类动物、干菜、各种各样的面条、腌制的蔬菜、海带干、茶叶和其他可以泡发的风干食品。鉴于远距离运输和储存的难题，干制和腌制食品对华工来说意义重大。其他经常进口的物品还包括诸如酱油、酒、醋、盐豆、药草和香草之类以及其他各类调味品。1854年，旧金山的一位华商收到了一份发货清单，上面写着“橘子、柚子、干牡蛎、虾米、墨鱼干、蘑菇、豆腐干、竹笋、少量绿叶蔬菜、山药、姜、白糖、大米、糖果、腊肠、烤鸭、鸡蛋、干果、腌制的鸡蛋和姜”。用于庆典和宴会的其他特殊和昂贵的物品出现在其他清单上，包括果脯、糖果、各色小吃、干燕窝、鱼翅、罗望子、豆瓣酱、海参以及各色酒水，比如烧酒、葡萄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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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8月，视察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华工在塞拉岭的工作之后，众议院议长斯凯勒·科尔法克斯访问了旧金山的唐人街，在那里，他受到了热情款待，他或许品尝了这些食物或其他具有中国特色的食物。中华会馆在唐人街的克莱街道上的杏香园举办了长达六个小时的“国宴”，来款待包括他在内的政界和商界的领袖。据报道，整个宴会分为三个部分，用130种形式总共上了336道菜。这些菜式网罗了他们家乡的所有菜肴，甚至还要多。即使那些在中国都很稀缺的材料，在加州也能找得到。相比于中国南方，像熊掌之类的原材料似乎在加州更容易买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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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加利福尼亚州卡拉韦拉斯县的一家中国商店的存货单上记录着上述提到的许多食品，此外还有食用油、中国的卷烟、草药、鞭炮、信纸、蜡烛、衣服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瓷器。中国的厨师也能买到传统的铁锅和铜锅、刀子、筷子、勺子、钳子、石磨，各种各样的陶器、瓷器、漆器以及木制的、竹制的各类用品。不管中国人去哪里工作，他们总是执着于相同的食材，在今天的唐人街市场上，依旧陈列着同样的商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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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的华人依旧保留着他们在珠江三角洲的生活习惯，当地华人提供的新鲜食材受到他们的青睐。早在19世纪50年代，华人就在旧金山海湾附近、蒙特雷的沿海地带以及洪堡湾以北建立了渔村。加州北部水域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足以让任何渔民惊叹。鲑鱼、鲟鱼、胡瓜鱼、沙丁鱼、鲍鱼、螃蟹、蛤蜊、牡蛎和虾比比皆是，等待着渔民前去捕捞。为了捕捞淡水鱼和其他水生生物，中国人还在萨克拉门托河沿岸及三角洲地带建立了渔村。他们的勤勉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不仅满足了当地的需要，还向中国国内输送了大量营养丰富的虾米和鱼。[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