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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60 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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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62 罢工开始了……那些本该工作的工人走出隧道，不再铺设铁轨。那些本该睡觉的工人继续睡觉，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他们在溪流中洗澡，刮干净脸上的胡须，一些人还去捕鱼和打猎。工人们调试好自己的乐器弹奏起来，鼓手们在谈笑风生中敲鼓回应。赌徒们在洗牌玩牌，吸食鸦片的人互相传递着烟枪，喝酒的人一边喝酒一边猜拳，厨师们正在准备聚会用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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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64 ——汤婷婷，《中国佬》，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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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66 1867年1月，可怕的严冬刚过去一半，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法律顾问E. B. 克罗克就给在纽约为中央太平洋铁路筹款的科利斯·亨廷顿写了一封信，克罗克在信中坦言，公司的状况不容乐观。由于一直密切关注着公司的财务状况，亨廷顿提议，为了大幅削减开支，公司可以在冬季解聘一部分劳工。克罗克写信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他打消这个念头。克罗克在信中说：“如果想要按计划在夏天抵达交界处的重镇特拉基的话，就一定不要这样做。”“如果削减工人的数量，我们就不得不解雇对公司来说最优秀的包工头。他们就会为手底下的工人安排其他工作，当我们再次需要工人的时候，他们手下就没有那么多中国佬了。这些工人可能会去挖矿，当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不知道还能不能招募到。”克罗克的话清楚地表明，铁路华工并不像某些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温顺和受约束，他们是独立且自由的，可以选择任何比修铁路更有吸引力的工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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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68 克罗克进一步强调，鉴于公司的要求，“保证组织的完整和周密是第一要务”。招募、运送和安置目前这些劳动力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把数千人安排在合适的营地，选出称心如意的工头，为了一切正常运行，为每一位工人确定具体的职责，这本身就是一项大工程”。克罗克想要亨廷顿明白，公司不能“解雇任何一个人，因为那会毁掉所有的希望”。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亨廷顿，这个做法是“致命的”。在谈到中国人时，克罗克写道：“去年夏秋两季，为了让中国人留在工地上开凿隧道、铺设铁轨，我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但是人员还是持续流失。现在我们拥有的这些工人，已经对工作环境相当熟悉，有着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们值得信赖。我们无法指望新人，我们需要在峰顶开凿又长又深的隧道，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们准备竭尽全力尽快攻克它。”“这些经验丰富的工人每天能完成的工作量是新人的1.5倍，”克罗克争辩道，“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些铁路华工，不仅经验丰富而且值得信赖，并非只是身强力壮而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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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70 利兰·斯坦福、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书记E. H. 米勒和首席工程师塞缪尔·蒙塔古也曾公开发表过类似的观点。在一份向董事会提交的报告中，公司高层总结1866年完成的工作，制订1867年的目标。他们给予铁路华工高度赞扬，但同时也担心他们的数量不够。由于严冬恶劣的工作条件，只有6000人在坚持工作。公司的高层表示，未来一年内仍有大量艰苦的工作需要完成，峰顶地区可以露天作业的时间又非常短暂，在下个冬天之前，为了尽快推进工程建设，公司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或许是2000人”。为了填补巨大的劳动力缺口，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专门找来一位“中国通”撰写了一份中文广告单，告知广大华人，该公司有大量合适的工作岗位。一位技工又把这份广告单页制成木板，印刷了5000份，在“加州和中国”散发。（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份宣传单页，因此并不知道这份单页的具体内容，就连公司高层也不确定单页上的具体内容。克罗克告诉亨廷顿，没有人能把中文翻译成英文。他写道：“那些中国佬都能明白单页的内容，但是没有人能把它翻译成英文。”）公司高层没有意识到，这份宣传单页在提供工作机会的同时，也含蓄地承认了现在公司已经雇佣的铁路华工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的是，公司并非只在言语上颇为依赖这些铁路华工，而且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从中国招募新工人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加州的大部分华人均已就业。劳动力市场颇为紧张，而且公司高层对中国人的想法和私下谈论的内容知之甚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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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72 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劳动、薪资和风险都是分等级、成比例的。公司高层承担着巨大的财务风险，最终都腰缠万贯。他们在办公室工作，身体不会受到伤害。亨廷顿大部分时间都和他的妻子、情妇、未来的妻子以及家人在纽约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先是住在奢华的大都会酒店，后来又在派克大街购买了一处“朴素”的三层宅邸。斯坦福担任加州州长时，就在萨克拉门托购买了一处私人宅邸。克罗克作为建筑项目的负责人，需要经常去工地视察、监工，甚至亲自为工人发放工资，但和霍普金斯一样，他大部分时间在萨克拉门托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4]工程施工建设负责人斯特罗布里奇在铁路建设初期的一次意外爆炸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不过他和妻儿一起住在一节专门为他准备的私人车厢里，这节车厢随着路线的建设而行进，里面设施齐全，舒适而安全。许多白人也居住在这样的车厢里，构成了一列“露营火车”。据报道，这列火车里面有吃住的地方，供约500人居住。[5]一位记者说，这列火车有10或11节车厢，“厨房、电报局、旅馆、商店、卧室一应俱全，甚至不次于旧金山的家”。这列火车上还有几节无盖车厢，那些随着铁路线的推进架设电报线的工人以及木匠就在这里工作。在铁路沿线的重要站点，公司成立了电报局，这样工地上的人可以直接与后方联系，订购物资和给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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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74 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高层中，斯特罗布里奇是与铁路华工直接交往和私交最多的人。他居住在这列露营火车最前面的一节车厢里。据一个记者描述，“他有一间办公室和私人卧室，里面舒适整洁，家具齐全。卧室旁边是一个带遮阳棚的阳台，一只金丝雀在门前叽叽喳喳地叫着”。他就在这里陪伴家人、接待来访者。从工程开始到最终结束，他的妻子一直在这列露营列车里陪伴着他，斯特罗布里奇偶尔也会带着孩子们去山区远足，或者在峰顶壮丽的唐纳湖中泛舟。他这种携家带口的舒适生活和周围铁路华工艰苦的生活环境形成了再明显不过的反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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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76 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无论是工作条件、工作类型还是薪资水平，白人工人和铁路华工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有的技术岗位，比如木匠、铁匠和伐木工人几乎都被白人占据，还有一些白人担任铁路华工的监工，当然也有一些普通的白人工人，尤其是那些负责铺设铁轨的工人。但是白人工人总体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比铁路华工好得多，这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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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78 当时，来自英国康沃尔郡的白人工人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矿工，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也为了最大限度地压榨工人，公司董事安排康沃尔的白人工人和铁路华工进行一场竞赛。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花高薪把康沃尔郡的白人工人从内华达的矿场聘来，安排他们和铁路华工一起修筑峰顶隧道。双方各从隧道的一端开始开凿，每天工作结束后测量各自开凿的长度，几天下来，公司董事们惊奇地发现，铁路华工修筑铁路的速度比康沃尔郡的白人快得多。1877年，在美国参议院调查中国移民的特别委员会公开做证时，查尔斯·克罗克说，竞赛时安排的工作“非常艰苦，需要工人付出惊人的体力劳动，不停地敲击岩石”，但“毫无疑问的是”，不论是运送岩石碎片还是开凿隧道，“铁路华工都比康沃尔的白人工人表现优秀”。克罗克明确表示，“在开凿钻孔方面，中国人更讲究技巧”，而且他们“非常可靠，理解能力超凡”，最重要的是，他们严格遵守合同。总而言之，克罗克认为，华人比白人“更可靠、更稳定”，在工作过程中表现出了“更高的天赋和能力”，他们“用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我们的青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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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80 所有的白人工人，甚至和铁路华工一起铺设铁轨的白人工人的工资都比华工高得多。这种薪酬差异在1866年11月的工资单上表露无遗。[9]这份工资单来源于查尔斯·克罗克建筑公司，标号为“峰顶51‘A’”。欧美人的名字都是姓一栏名一栏，后面是工作类型，例如工头、铁匠或司机。中国人的名字就写成阿敦、阿吉尔、阿努1号、阿努2号、阿敦2号、阿高、阿尤和阿三。（阿这个字通常加在中国人的姓前面表示昵称，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亲戚，甚至可能是兄弟。）他们在职业一栏填写的都是“服务生”，每天的工资只有66美分，远低于从事建筑行业的华工，他们的工资是每天1美元。这些人的总工资从3.96美元（一个人只工作了6天）到25美元（那些工作了30天的人）不等，工资总额远低于欧美工人（其中还有一些人是非裔美国人），职业为“工头”的欧美工人，可以拿到60-90美元的月薪。这几个中国人和其他两个人每日扣除食宿费，这些华人服务生可能负责为峰顶营地的工人提供食物，峰顶是该项目海拔最高的地区，也是该项目的关键节点，已经耗费了工人们4年时间。在这张工资单的下方，我们看到了一个叫“阿吉”的人，他的职业也是服务生，他总共工作了23.25天，每天的工资是1美元，还要去除3美元的食宿费。他或许为一个叫“阿明”的人提供过服务，这个人的职业是铁匠，一共在工地上工作了15天，每天的工资是1.53美元，总共去除了2美元的食宿费。大多数欧美工人的日薪是2.5美元，还不需要扣除食宿费。尽管根据这些名字，我们并不能和具体某个人对应起来，但这份工资单仍然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视角。那些欧美人的工资明显高于华工，这些华工按照从事职业的不同，拿着不同的工资，遵循着不同的日程安排。[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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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82 这张工资单上的华工都是服务生，但即便那些从事危险工作的华工，也无法奢望得到与白人等额的工资。实际上，中国人从事着最危险的工作，却拿着最微薄的薪水。白人和华工工作的区域往往是高度隔离的，非裔美国人、印第安人、摩门教徒、欧洲移民以及爱尔兰人也和华人一起工作，不过美国人，尤其是土生土长的白人一般拒绝和华工一起工作。我们对不同群体的经历以及他们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任职期间的交流知之甚少，和当时的资本家一样，铁路公司的高层根本不关心员工的福利，只强调工人们需要完成的工作。有人曾问及刘易斯·M. 克莱门特华工的情况，他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并直言不讳地说：“我没有兴趣了解他们，我也不会关心他们，我只需要他们完成公司交给他们的工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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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84 关于工人薪资之间的差异，我们现有的资料只能呈现出一个大概的图景，有时候甚至互相矛盾。如果华工和白人从事同样的工作，薪资水平不同，种族差异是一个因素，不过从事不同的工作也是造成薪资差异的原因，例如开凿隧道的华工比做服务生的华工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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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86 在铁路建设完工几年后，负责木材建造的工程师阿瑟·布朗回忆说，大概在1867-1868年，白人木匠的工资是每天4美元，工头是3.75美元，管食宿。华工的日薪大概是2.25美元到2.75美元，食宿费自己负责，根据供给的不同来源，每天需扣除40美分到1.25美元不等。[12]工程师克莱门特说，白人伐木工人的工资是每月40美元，包食宿，华人伐木工人的月薪是30美元，还得扣除食宿费。他还提到，高海拔地区的物资很昂贵，因为所有的供给必须用骡子或驮队运输。即便如此，克莱门特回忆说，公司迫于重重压力不断提高白人的薪资，因为他们总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有些工作的薪资甚至是现在工资的两倍。他们不断地辞职，想去新近发现的金矿工作，他们想通过淘金一夜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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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88 隧道工程师吉利斯也透露了关于薪资的信息。负责挖掘隧道的华工的工资是每月30到35美元，食宿费自己负责。特别是挖掘6号隧道和峰顶隧道的华工，吉利斯估计他们的月薪是31美元，食宿自己负责。白人工头的月薪是120美元，包食宿。铁匠每月的工资是115美元，包食宿。根据吉利斯的说法，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白人工人是每天3到4美元，每月的工资是78到104美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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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90 在参议院关于华人移民的特别委员会进行的论证会上，查尔斯·克罗克和詹姆斯·斯特罗布里奇讲述了他们与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华工交往的经历。两人都对华工表达出崇高的敬意，虽然鉴于种族因素，他们更喜欢雇佣白人，但他们都承认，华工可以媲美最优秀的白人。克罗克声称自己从青年时期就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认为，中国人是“完全自由的”，并不像奴隶制盛行的南方，是“低于”白人工人的“奴隶”。他证实，加州所有的雇主，如果没有支付合适的报酬，是无法雇佣到华人的。但是，作为公司主管建设的董事，他对自己的工人只有大体的了解，他甚至不知道公司雇佣了多少华工。据他估计，最多的时候可能有10000人。克罗克说，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的华工一般会把自己分成几个小组，推选一人做工头。公司把所有人的工资支付给工头，然后再由工头分发给其他人。白人的工资就直接支付给个人。他回忆道，公司每月支付给华工35美元，平均每天1.25美元左右，他们每天还要花大约40美分，从公司的商店里购买食物和日常用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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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92 斯特罗布里奇也证实，白人工人和华工的工资存在较大差异。和克罗克一样，他也对华工的自律和职业道德表示出崇高的敬意和欣赏之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援引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白人工人作为例子，说他们经常罢工或中止工作，甚至两家公司即将在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峰会合的那段日子也是如此。因为拖欠工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白人工人甚至拘禁了公司的副总裁托马斯·杜兰特。斯特罗布里奇说，“虽然有时候我们长达两个月或者更长时间不发工资”，中国人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他们并不温顺，斯特罗布里奇说，“我从不认为他们比白人更温顺”。白人拿到工资之后，一般都会大醉一场，这时候他们就会招惹是非，中国人则相反，他们会继续按时上下班。由于特别委员会的参议员都认为，铁路公司故意雇佣薪酬更低的华工，损害了白人的利益，因此斯特罗布里奇在论述时用词特别谨慎。尽管如此，他还是坦诚，华工是“更好的选择”，因为“雇佣他们公司会省去好多麻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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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94 斯特罗布里奇对华人的公正评价反而激怒了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加深了他们对华人的仇视。参议员们认为，铁路公司之所以青睐华工只是出于金钱考虑，因为华人的工资比白人低得多。在斯特罗布里奇即将结束在委员会的听证时，一位参议员直截了当地问道：“华工的问题难道不就是因为他们的工资吗？对铁路公司来说，难道不就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比白人低33%吗？”斯特罗布里奇强调说：“还要更低，因为食宿费用也是很大一部分开支。”在早前举行的听证会上，克罗克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他被问到“你雇佣华工是不是比雇佣白人更省钱”时，他只简单地回答“我想是的”。[16]即便从事同样的工作，华工的工资也比白人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更别说白人监工、铁匠、卡车司机、车辆维修工以及其他一些收入较高的工种了。中国人根本没有机会从事任何有点技术含量的工作，反华政客将这种巨大的薪酬差异作为铁路大亨敛财的证据，他们认为，大亨们通过拒绝雇佣白人获得了巨额利润。在他们看来，华工抢走了原属于白人的工作机会。铁路大亨们辩解道，尽管他们愿意雇佣尽可能多的白人来从事这份工作，但劳动力依旧存在较大缺口。此外，他们进一步讲道，雇佣华人实际上为白人创造了更多薪酬更高的工作岗位，因为如果没有铁路华工，铁路公司根本不可能发展壮大。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高层们辩解道，由于铁路华工的付出，公司可以为数千名白人提供薪资更高的工作，而不仅仅是雇佣几百名普通的白人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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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96 在铁路华工们看来，尽管出于种族偏见，他们的工资远低于白人工人，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受到种族歧视，但比起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做农民或工人，他们在这里的工资还是高出了许多倍。虽然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非常高，但相比于在家乡，他们的收入也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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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898 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内部，白人和铁路华工权利的不均衡引起了华工大大小小的反抗。有些时候，这些反抗甚至只能算是轻微的恶作剧，言语上贬损或行动上捉弄一下白人，这种行为承认但也狡猾地颠覆了白人和华工之间的不平等，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自己得到些许慰藉。毕竟四邑人是非常唠叨的。在休息的营地，或者饭后坐在篝火旁，他们就会讨论一下近期发生的新闻，嘲笑一下白人工头的愚蠢或者公司在这么艰苦的地方修建铁路的疯狂行径。铁路华工会将自己修铁路的经历当成故事讲述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这些故事再由社会史学家记录下来，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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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900 一位中国厨师曾为一群白人铁路工人做饭，他性格温和，勤勤恳恳地工作，却成为白人嘲笑的对象。一位叫李月的老人，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当过铁路工人，据他描述，那些白人“经常偷偷溜进这位厨师的帐篷，把他的裤腿和衣袖打许多结。厨师已经见怪不怪，他只是早早起床，耐心地解开衣服上的结，继续做自己的工作”。故事到此似乎和那些滥俗的故事一样，意在强调华工的隐忍。但这时却出现了惊人反转。李月继续说道：“一天，在一顿丰盛的晚饭之后，白人对自己的恶作剧感到非常羞愧，于是就把厨师团团围住，告诉他，从此之后他就是他们的朋友，不会再有人伤害他了。这位厨师两眼放光。”他微笑着喊道：“喔，全靠我美味的汤，但是我的尿已经用完了。”多年来，这些恶作剧为华人带去了许多欢声笑语。[17]铁路华工们围坐在篝火旁开着白人的玩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华工与白人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嘲弄白人固然可以给他们带来精神慰藉，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他们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低下。收入是铁路华工最看重的，这也是他们起初到美国的全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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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902 但是，熊华和其他成千上万名华工用他们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做什么呢？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人都用现金支付工资，和他们不同，铁路华工坚持只接受金子作为工资。他们只熟悉和信任两种贵金属——金银，现金对他们来说等同于废纸。用来支付他们工资的金币可能来自1854年在加利福尼亚成立的铸币厂，用来加工这些金币的金子也是在加利福尼亚州金矿上工作的华人开采的。铁路华工把这些金币藏在华人营地的隐蔽处吗？他们工作的时候也随身带着这些金币吗？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自己的金币委托给包工头保管吗？他们会定期前往附近的市镇，把钱存到美国西部最早建立的银行——富国银行，或者交到某位华商手中，让他代为保管吗？关于这笔巨额资产安全存放在何处以备日后使用，以及他们如何汇款回中国，供养家乡的亲人，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相关资料。这好似一笔供鬼魂使用的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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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904 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正直勇敢的文臣武将遭受冤枉，最后获得某种补偿，得以沉冤昭雪的故事比比皆是。在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设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充满戏剧性的事件，1867年加利福尼亚发生的一件事激起了华工中的民粹主义，堪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片段——1867年6月，数千名铁路华工集体罢工。这次罢工是截至那时美国爆发的反对私人雇主的最大规模罢工，而且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爆发的。虽然这次罢工意义重大，但历史学家只是偶尔才给予有限的关注，他们在研究美国工人运动时，有时甚至不承认这次罢工的存在。这表明铁路华工在美国的形象一向模糊，也助长了一种肤浅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华工在19世纪的美国顶多是一群边缘人物，充其量只是一群逆来顺受、默默无闻的劳动力，毫无个性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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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906 历史著作中提到此次罢工时，通常会强调中国人的绝望，在这些作者看来，因为不堪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铁路华工被迫罢工。[18]多年之后，在接受采访谈及此次罢工时，克罗克吹嘘是由于自己采取了果断的铁血手段，才迫使华工结束罢工，重返工作岗位。根据他的说法，工人们并没有在这次罢工中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的叙述可以说是当时普遍的托词，即雇主为了维持对工人的绝对控制和维护绝对的权威，最终终止了罢工。但1867年铁路华工罢工的真相远不止于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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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8908 然而，相较于克罗克沾沾自喜的态度，公司其他高层在私人信件或其他文件中却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实际上，公司对自己面对的这场与中国人的僵局一无所知，这次罢工的领导者、组织形式、工人的目标和想法对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来说完全是一个谜。公司的领导层也不知道铁路华工为什么要罢工，他们罢工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决定停止罢工的原因。甚至在工人重返工作岗位之后，克罗克和公司其他领导人也没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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