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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华工当然想改变自己的现状，不过他们并不是被迫的，反而是因为他们比较强势的地位。公司的财政状况岌岌可危，而且公司完全依赖铁路华工是个公认的事实。没有他们，公司可能会无以为继，甚至或许会倒闭。因此这次罢工的核心问题并不是铁路华工的绝望，而是公司过于依赖他们。从1867年初一直到华工罢工的6月份，公司高层之间的来往信件可以清楚地证实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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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2月初，E. B. 克罗克就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求问题再次致信亨廷顿，在特拉基一带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原因之一是尽管公司威逼利诱，中国人还是坚持离开工作岗位，欢度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幸运的是，克罗克写道：“春节马上就要结束，我们希望他们能尽快重返岗位。”不过，该公司的劳动力需求依然很大，而且除了这家公司，华人还有许多选择。他们有许多就业途径，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已经越来越依赖他们。克罗克告诉其他公司领导人，与康沃尔郡的白人矿工相比，铁路华工在挖掘隧道方面表现十分抢眼。铁路华工“不费吹灰之力就击败了他们，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差距越来越明显”。“铁路华工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他们的工资只有白人工人的一半左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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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独立报》公开披露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努力招募工人的情况，“只要中国佬前来应聘，该公司就能为他们提供岗位。”公司已经委托劳务公司走遍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各个矿区，寻找“有意愿且有能力到铁路公司工作的华人”，希望在一个月内，招募到20000名“潜在的非白人美国公民”加入到铁路建设中来。[21]这一计划过于乐观，也有些荒唐，根本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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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克罗克在给亨廷顿的信中流露出失望的情绪，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糟糕的天气状况加大了建设难度，直到4月下旬，暴风雪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使得建设工作寸步难行。他在4月27日的信中坦诚道，“似乎上帝都在和我们作对”。不过“我们马上就能看到曙光了，如果能招募到大量中国佬，未来依旧可期”。在5月16日的信中，克罗克提到，铁路华工的勤勉让前来视察工作的人印象深刻。“我们公司几个最大的投资者最近到铁路线上视察，”克罗克写道，“他们都对我们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量表示赞赏和惊奇，这主要得益于价格低廉的铁路华工。如此低廉的劳动力能够迅速适应艰苦的铁路建设工作，让那些投资者大开眼界。”[22]现在，不只是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领导人认识到了铁路华工的工作效率和低廉的成本。不过，铁路华工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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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后，克罗克再次提到了推进工程建设面临的重重阻力，持续不断的暴风雪让锡斯科到特拉基段的工程建设停滞不前。他写道：“另一个难题也日益凸显，我们太缺工人了。”虽然公司依旧在“全州范围内招募工人，但结果却不甚理想”。在克罗克看来，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能找到其他更优越的工作。“实际上，大量中国人前去开采水晶，还有许多人受雇于上千个新岗位。我们公司雇佣他们之后，数百家其他公司也争着雇佣他们。导致我们公司想让他们在夏秋两季集中工作时，许多人根本不愿意离开他们更喜欢的那份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司高层经常在公开场合赞扬铁路华工多么优秀，表达公司对他们的赞赏之情，使得更多的雇主愿意为他们提供工作，最终导致公司更难招募到华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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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媒体的报道，中国人不只离开铁路建设领域，而且还彻底离开加利福尼亚州。1867年上半年，《上加利福尼亚日报》报道，数千名华人前往爱达荷州、蒙大拿州和内华达州，这些地方的工资待遇比加利福尼亚州更好。另一件私密的事情也让公司高层忧心不已，利兰·斯坦福写信告诉马克·霍普金斯，他从一位朋友和相熟的中国人那里得知，铁路华工普遍对希森公司的劳务合同感到不满，他们所说的希森公司应该就是希森与华莱士公司，斯坦福并没有说明华工不满的原因，但这的确不是一个好消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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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致信亨廷顿之后的几天内，为了吸引更多工人前来应聘，克罗克和其他公司领导人采取了一项激进措施——主动将华工的工资提高了13%以上。克罗克向主管公司财务的亨廷顿解释他们采取这项措施的原因时说，“我们能否招聘到足够的中国佬，这一点对公司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决定把他们的工资从31美元提高到35美元，看看这样能不能吸引更多的华工前来。”公司之前支付给华工的工资只有白人工人的一半，公司领导人也希望借此能够遏制现有工人的流失。克罗克大胆预测，“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公司将招不到一个华人”。公司预计，随着工资上调，铁路华工每月的收入将比矿工高10美元，大约是40%！然而主动加薪这项措施收效甚微，这让公司领导层倍感失望。霍普金斯很快写信告诉亨廷顿，这项工程没有华工的参与根本“无法”完成，即便上调了工资，公司还是没能吸引足够的中国人前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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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由于“缺乏劳动力”，E. B. 克罗克对于无法如期完成塞拉岭段的铁路修筑工作更加忧虑。他写信告诉亨廷顿，“我们需要大量华工的季节悄然来临”，但“铁路华工并没有增加的迹象”。中国人都去从事那些“比我们这里轻松”的工作，“好像所有的公司都在招聘他们，我们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工人”。公司仍旧希望工资的上涨能够吸引更多工人，但克罗克对此毫无信心。“恐怕我们无法招募到如此多的工人[前往塞拉岭段工作]，只能说尽力而为。”在这封信的结尾，克罗克再次向亨廷顿表达了自己深切的忧虑，“由于劳动力短缺，前景变得不甚明朗。到底有多么短缺，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万般无奈之下，公司呼吁联邦政府“派遣5000名黑人来修筑铁路”，这一消息一经公开，所有人都知道了公司面临的困境，它对于劳动力的迫切需求是公开的，而且再明显不过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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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6月19日星期三，锡斯科以北1公里处的一个隧道内实施爆破时发生了严重的意外爆炸。根据新闻报道，“一个被烧伤的白人医治无效死亡，他的妻子家人都在锡斯科和他一起生活”，此外还有5名华人，他们被“炸飞”，“血肉模糊”。巨大的爆炸声在山麓回响，几英里外的人都能听得到，更别说分散于各处的铁路华工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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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在铁路修筑的最佳季节，也就是公司希望取得快速进展的时候，3000名铁路华工在充分协调和相互告知之后，集体放下手中的工具，举行罢工。锡斯科相距特拉基近30英里（48千米），分布在这一路段几十个施工场地，分属于数百个团队的华工集体罢工，有报道称，“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罢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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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10年前，加州的铁路华工就举行过一次小规模的罢工，这次勇敢的反抗行为似乎是受到那次罢工的启发。据说1859年，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招募华工之前，一名无耻的中国包工头克扣了在萨克拉门托附近工作的150名铁路华工的工资。铁路华工奋起反抗，袭击了包工头的助手，对他进行暴力威胁。公司的职员吓得躲进了警察局，直到当地政府派遣军队才把他解救出来。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但这个故事一直在铁路华工中间流传，他们感受到了集体行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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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铁路华工罢工是受到历史上罢工事件的影响，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却完全忽视了这一事件的影响。他们完全没有想到铁路华工会罢工，对此毫无防备。根据马克·霍普金斯的说法，这次罢工的华工“涵盖了在峰顶地区工作的全部精锐力量”，他们颇具组织性和纪律性。但是，对于他们策划的过程、彼此协调沟通的方式，我们完全不得而知。当地的一则新闻报道说，在罢工之前，一则传单曾在铁路华工中间传播，不过，在罢工爆发很长时间之前，他们应该就进行了周密的策划。让散布在30英里内数百个建筑工地和华人营地上的3000名铁路华工在目标、具体诉求和行动时机上达成一致，无疑是一项惊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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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清楚华人为何选择这一天举行罢工，但中国人传统的宇宙观应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人在做任何大事之前都会进行占卜、告知天地神灵，这次罢工发生在夏至后几天，由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太阳代表至阳，而月亮代表至阴，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也就是阳气最盛的一天。此外，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如果不能尽快穿过峰顶地区，将会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如果这时候举行罢工，铁路华工将会获得最有利的谈判筹码，因此此时是反抗和罢工的最有利时机。新闻报道中的传单应该是夏至当天，或者说是夏至后一天，也就是6月21日星期五晚间，锡斯科意外爆炸发生两天后才开始在华工中间散布。根据中国的十二生肖纪年法，这一年是兔年，周末两天做最后的沟通和组织工作。6月24日星期一，新的一周刚刚开始，铁路华工的罢工也拉开序幕。[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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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清楚铁路华工具体提出了哪些要求，只能通过英文报道加以了解，但各家新闻报道的出入又比较大。基本的要求似乎有发放与白人相同的工资，这就意味着每月工资提高到40美元；露天工作时长从11小时缩短到10小时（还有新闻报道说要求8小时工作制）以及增加隧道中的轮班次数。《萨克拉门托联合日报》也报道称，工人们还抗议“公司的监工，不是在他们工作时用鞭子抽打他们，就是在他们想换其他工作时限制他们，不让他们离开”，虽然这一报道没有得到其他资料的印证，但铁路华工经常辞去铁路公司的工作去其他地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30]很显然，这并不是华人的第一次罢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据斯特罗布里奇的一位同事回忆说，在这次罢工之前，这位施工建设负责人就处理了好几起负责开凿峰顶隧道的铁路华工拒绝轮班的事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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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不安的斯特罗布里奇给查尔斯·克罗克发了电报，汇报了罢工的事情：“中国佬全部要求月薪增加到40美元，工作时长从11小时缩短到10小时。”根据报道，白人工人仍在继续工作，并没有参与罢工。克罗克急匆匆地从萨克拉门托赶来，亲自处理相关事宜。他和公司的其他负责人都认为这次罢工是铁路华工在向他们摊牌。霍普金斯写信给亨廷顿，如果“满足了中国人的这些要求，他们就会控制局势，进而提出更多要求”。不过，他仍愿意相信，公司“完全能够控制局势”。他提醒亨廷顿，“任何商品，包括华工在内，只要是供不应求，价格自然会上涨”。霍普金斯也希望联邦政府派遣5000名解放的奴隶前来修筑铁路，以抵消华工的影响，但这一想法也未能实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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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的罢工还在继续，他们安静地住在营地里，靠采集和渔猎为生。6月27日，E. B. 克罗克再次写信给亨廷顿，阐述了他对事态的看法。他在一段发人深省的评论中开诚布公地表示：“他们是越来越聪明了。”众所周知，公司面临着严峻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可能我们争取不到想要的结果”。克罗克坦言，“我们不知道是谁领导了这次罢工，但很显然，这次罢工是经过周密策划的”。最让克罗克担忧的是这次罢工可能引发的结果：“公司绝不能屈服，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很快还会罢工，我们将永远受他们摆布。”绝望的克罗克要求亨廷顿招募尽可能多的新工人，“对我们来说，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让大量工人涌入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不管是解放的黑奴、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公司可以立即为5000人安排工作。[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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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第二天，E. B. 克罗克又写信给亨廷顿，信中说他的弟弟查尔斯·克罗克亲自和铁路华工的几位领导人谈判，其中或许包括熊华。查尔斯明确告诉他们，公司给他们的月薪不会高于35美元。据克罗克说，他的弟弟用夹杂着汉语的英语直接和华工的领导者们进行谈判，劳务公司的老板、包工头和普通工人似乎都联合起来了，至少在公司领导人看来，他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歧。罢工的领导者们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战斗精神和对平等的迫切要求，他们用英语对查尔斯·克罗克说，“既然白人一天工作8小时，那么中国人也要求获得同等待遇”。不过查尔斯并不打算接受这一条件，据说他对罢工者的领袖说，“中国佬，不要给我制定规则，规则应该由我来定。如果月薪35美元，我接受，每月40美元，我不会接受”。在他看来，“采取强硬立场是对付罢工者的唯一方法”。E. B. 克罗克向亨廷顿透露，“这次罢工是我们在这里遭受的最大打击”。倍感震惊的克罗克写道，“如果我们坚持毫不让步，最后渡过了这一难关，那么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现在能够取得什么结果尚不可知。他再次敦促亨廷顿“想尽一切办法从东部招募劳动力”，霍普金斯也不断向亨廷顿施压，招募解放的黑奴来加州。“黑人的到来会让中国佬消停下来，就像中国佬让爱尔兰人消停一样。”工人们的种族和民族差异已经成为雇主惯用的武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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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们提到这次罢工时，引用的大部分证据无疑来自查尔斯·克罗克，不过查尔斯的话并不完全可信。他后来赞扬了中国人在罢工期间的自律和井然有序，这和他的一贯立场一致，也增加了他作为公司人力管理者的声誉。不过，其他证据却与中国人一贯忍气吞声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位来自法国的年轻游客——高傲的卢多维克·德·博瓦尔伯爵[35]正在环球旅行，当时正好在美国。他亲眼目睹了这次罢工，看到参与罢工的中国人群情激奋的场景。在赞扬了中国人为修筑铁路做出的艰苦努力以及不可替代性之后，卢多维克·博瓦尔伯爵继续写道，中国人在保留了传统社会组织和文化的同时，也很快掌握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最糟糕的一个方面——罢工。卢多维克丝毫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我们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觉得中国人对罢工一无所知。由于公司领导者拒绝了他们加薪的要求，卢多维克写道，中国人“就把镐埋在沙子里，双臂交叉在胸前，像欧美人一样傲慢地走来走去”。这位法国人还以这些反抗的华工为主角创作了一幅蚀刻版画，画面里的中国人形象与美国人一贯认为的逆来顺受截然相反。在卢多维克眼中，这些中国人傲慢自大、趾高气昂，认为自己很有权势。[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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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后罢工结束了，公司失去了宝贵的8天时间。E. B. 克罗克向亨廷顿表示，事情的发展和他的预测完全一致：华工的劳务公司主动停止向工人们提供食物和供给，“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不过后来查尔斯证实，是他下令停止食品供应的。E. B. 克罗克对亨廷顿说，“整整一周时间，公司没有派任何人与华工接触，我们不想在他们面前流露出焦虑的情绪”。这句话表明，公司领导层私下里是非常焦虑的，而且他们还十分害怕华工看出他们的焦虑。E. B. 克罗克写道，查尔斯·克罗克亲自赶赴工地，公司其他人将他团团围住，他告诉大家，他不会任人威胁，他才是制订规则的人，而不是任人摆布。他也提到，如果华工马上返回工作岗位，公司不会因为罢工而克扣他们的工资。如果他们拒绝返工，整个6月份，他们将拿不到一分钱。双方进行了谈判，华工们希望公司能够缩短一周的工作时长，或者小幅增加工资，但查尔斯·克罗克仍拒绝做出让步。在E. B. 克罗克看来，查尔斯的立场十分明确，公司现在拒绝妥协，就能杜绝将来再次罢工的风险。尽管有些华工想继续抗争，并扬言要“烧掉那些停止罢工的华工的营地，见到他们就打他们”，但大部分华工依旧选择返回工作岗位。华工内部出现了分歧，查尔斯承诺保障那些返回工作岗位的华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他向工人们保证，“他的警卫队不会饶过任何想要伤害他们的人”。他还请求当地的治安官和武装部队随时候命，防止工人之间发生争斗。谈判异常艰苦，他们视这次谈判为最终摊牌，在E. B. 克罗克看来，这次谈判让查尔斯筋疲力尽。[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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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是谁组织和领导了此次罢工，霍普金斯私底下大胆猜测，是“中国人当中的赌徒和鸦片贩子策划了这次罢工”，因为公司明确禁止他们进入铁路沿线的营地。不过数千名华工都不相信这种说法。查尔斯·克罗克猜测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所以派间谍策划了此次骚乱。一篇新闻报道还宣称，“狡猾的白人”策划了这次罢工。关于此次骚乱的原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不过这也显示了公司对华工及其行为的困惑。不过公司主要负责人之间的私信往来却显示，他们对华人罢工的原因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不管是公司高层还是普通员工都知道，劳动力短缺使公司处境艰难。这次罢工正是利用了公司的这一弱点，正如E．B．克罗克敏锐地察觉到的那样，铁路华工“变得越来越聪明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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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基于克罗克的公开表态，重现了每一位老板在与工人对峙时希望树立的形象：面对工人对权威的挑战毫不妥协，完全能够掌控全局。这一形象不仅对罢工者至关重要，而且对好奇的公众，尤其是那些投资者也至关重要，因为投资者可能十分关注公司的经营管理模式和财务状况。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一直是一个经营状况良好、能够按时完成建设目标的公司，对于一家高度依赖个人投资和公共补贴的公司来说，良好公众形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查尔斯必须对铁路华工采取强硬立场，不能有丝毫妥协，因为他们知道，这不仅是对铁路工人的摊牌，公司要想继续经营下去、保持良好的声誉，这也是只许胜不许败的一次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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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没有对铁路华工做出让步，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次罢工以铁路华工的“失败”告终，这个结论显然也是不正确的。长达数英里的铁路线上，数千名铁路华工协调一致公然反抗公司的不公平待遇。从公司的内部资料来看，这次铁路华工的罢工让管理层大为震惊。他们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次罢工让他们铭刻于心，并且意识到这是一群不容忽视的工人。此外，在罢工后的几个月里，公司悄悄地提高了铁路华工，至少是那些技术娴熟、经验丰富的铁路华工的工资，他们的月薪实际上高于35美元。3年前，他们刚入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时的月薪是26美元，其中一些人的工资增长了整整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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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自己也认为这次罢工失败了吗？我们并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不过，中国人可能认为，做出尝试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并不在乎是否达到预期的结果。与其以西方劳务管理术语的标准来看待这次罢工，不如将其看作是一次文化逻辑上的冲突。罢工是他们表达自身诉求的一个重要方式，事关自尊和“面子”，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远不如反抗本身重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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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铁路华工在罢工过程中表现出的自律和组织性给公司管理层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罢工结束后，查尔斯·克罗克有一次提到了罢工者的行为。他对罢工者的果敢和自律表达了敬意，他说，中国人的罢工与其他罢工完全不同，并没有演变成“谋杀、酗酒和骚乱”。对他们来说，“罢工就像是在过星期天”。克罗克是个严谨的人，他意在夸赞铁路华工的冷静和节制。他们没有把这次罢工演变成暴力和骚乱，铁路华工对待罢工和对待工作一样，都是认真且自重的。[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