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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男性认为自己有结婚的义务，作为他们的妻子，为家族繁衍后代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男性子孙。他们将继承祖先的姓氏，家中的长辈去世后，有义务为他们处理后事，举行祭祀仪式。只有生出男性继承人，生者才会心安。对于一个丈夫和他的家庭而言，妻子最大的价值就是为家族添丁进口、抚育后代。包办婚姻在中国十分常见，无论是哪个阶级，女性总是遭遇不公平甚至残酷的对待，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也会有个别人和妻子培养出真挚而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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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女儿不是在田间劳作就是在家纺纱织布，富家女儿虽然不愁吃穿，但却被限制在闺中。一些家庭条件稍好的汉族家庭，为了限制女子出行，在她们很小的时候就为她们裹脚。裹脚是对女性的摧残，大脚趾和足跟留在外面，把剩余的脚趾裹在足弓下面。经过多年的束缚，成年女性的脚或许只有4寸长，足弓早已断裂。社会上的主流观念认为，拥有“三寸金莲”的女性才更有魅力，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更加性感，能够巩固自己的婚姻。一些少数民族如满族没有裹脚的习俗，客家人和其他一些出身贫困的汉家儿女也不裹脚，她们生有一双“大脚”。在加利福尼亚，你既能够看到裹脚的女人，也能看到“大脚”的女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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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证明熊华在中国或者来美国之后结过婚，不过其他铁路华工在家乡有妻子。这些女性在他们临行前或者根本不在场的情况下嫁给他们。家中的长辈希望借助婚姻关系让这些移民在外的人与家乡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以期他们有一天能够返回家乡。[34]在四邑地区普遍流行一种婚俗，拿一只山鸡代替新郎的角色，然后让新娘和山鸡拜堂成亲。这个不幸的新娘和那些真正和丈夫成亲的新娘一样，必须承担起孝敬公婆、操持家务的义务。一些嫁给铁路华工的女性甚至一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到死也见不到自己的丈夫。人们称这样的女性为“金山之妻”，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寄钱回家，她在家含辛茹苦地抚育一两个孩子，最后被周围的人可怜地称为“贞洁寡妇”。有一些年轻的女性，可能刚一结婚丈夫就移民去了美国。在这一地区广为流传的民歌就讲述了她们的悲惨遭遇，比如，下面这首民歌就讲述了一位被移民美国的丈夫抛弃在家乡的年轻女性的悲惨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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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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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生飘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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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驾太平洋万里，丢侬孤枕冷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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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怕独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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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何出外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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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游历到花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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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隔程途千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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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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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华曾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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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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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腰缠归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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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唔能买青春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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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美国的华裔男性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伴侣。虽然随着时间推移，与非华裔结婚的人数有所增加，但在19世纪仍非常罕见。许多人认为，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以及在美国受到种族隔离政策的影响，华裔男性别无选择，只能同华裔女性结婚。他们认为自己最终还是要返回家乡，和家乡的女子共度余生。不过，选择移民美国的华裔女性也寥寥无几。19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北部的威弗维尔地区有一两千名华人矿工，但是只有4名华裔女性。[36]1850年，旧金山的华裔男性有4000多名，但只有7名女性。到1860年，旧金山的华裔女性增加到700多人，约占全美华裔女性的37%。即便经过10年的移民，到19世纪60年代末，加利福尼亚的华人中，大约95%仍是男性。1850年，加利福尼亚的华裔男女比例是39∶1，从1850年到1924年，在全美华人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不到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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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铁路华工，至少那些有责任心的，会把他们拿命换来的钱一点地攒起来，寄给家乡的妻子和家人。然而在扣除日常开销之后，他们能寄回家的钱本来就寥寥无几，如果这个人有抽鸦片或赌博恶习的话，能够寄回家的钱就更少了。在中国的农村，他们的家也经常被土匪或盗贼盯上，因为他们认为，铁路华工寄回的金银肯定藏在家里。美国的华裔黑帮也使铁路华工能够寄回家的钱进一步减少。据报道，19世纪70年代早期，中华会馆就曾逮捕了几百名帮会成员，并把他们遣送回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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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至今仍不清楚，铁路华工是如何把钱寄回家的，尤其是在移民早期。19世纪，国际银行和邮寄系统尚处于发展初期，但是好像在美华人要么自己亲自把钱带回国，要么就委托别人带回国。华商开办的公司也承接转交业务，旧金山和其他城镇的商店扮演了原始银行的角色，工人们一般把钱寄存在那里。黄金被兑换成白银，尤其是墨西哥银元，这些都是在中国广泛流通的货币。另一种降低风险的方式是在美国购买货物运送回中国，而不是托人把钱带回去。我们至今没有在中国发现美国的黄金或硬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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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往中国的汇款越来越多，汇款单和复杂的资金转账系统应运而生。许多海外华人定期给家中的父母或其他亲属汇款，有时候他们还捐款为家乡修建学校、议事厅和著名的碉楼。有些人甚至用汇来的款项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村庄。随着时间的推移，四邑地区越来越依赖这些来自北美、东南亚和澳大利亚海外华人的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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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移民海外的华人在加州以及美国各地留下印记一样，四邑地区的移民返回家乡时也把加州的风土人情带了回去。不仅铁路华工寄回家乡的金钱改变了这一地区，那些返回家乡的铁路华工带回去的外国制造的物品——有时候就是从铁路沿线购买的物品，外来词汇、新的文化要素和艺术视角以及新的行为习惯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一地区。这些都有利于四邑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浸润，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与外界产生联系的地区。从建筑样式、室内装饰到从国外带回的手工艺品、生产工具，这种影响至今在四邑地区的家庭和博物馆中仍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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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于四邑地区的民俗文化也反映了铁路华工和他们留在家乡的亲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最著名的艺术形式当属木鱼歌，表达了这一地区人们的真挚情感。[40]许多歌曲都揭示了留在家乡的人以及移居海外的华人的梦想、渴望、恐惧和欢乐，它们揭示了四邑人最真实的情感。这种艺术形式独具特色的名字可能源于在说唱时多拍打木板伴奏，类似今天口语的歌词是这些歌曲或诗歌的重点，相比之下，音符反而没那么重要。许多歌曲的风格和美国西部流行的乡村音乐相近，音调很高，鼻音很重，讲述了一个伤感的故事。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木鱼歌表达了四邑人丰富的情感，包括急剧膨胀的野心，对异性美好的憧憬以及情侣、夫妻、父母和儿子离别时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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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有亲人移民美国可能会激发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更深切的渴望，一位留守家乡的儿童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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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冬，十二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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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爸金山多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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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人人做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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