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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期，专业性役使由军、站、匠户等完成，民户主要承当“杂泛差役”。由于投充其他户计避役增多，成宗时规定，除边远出征军人、大都至上都自备使臣饮食的站户及僧道前朝旧有和皇帝赏赐土地外，其余“不以是何户计，都交随产一体均当”。杂泛主要是征发人夫及车、牛从事营造、治河、运送等力役；差役除里正、主首、仓官、库子等职役外，社长初由“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372]，后改职役。派役以资产为宗，“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373]，有些只以上、中户充役，也有义役、雇役等。尽管有富户借职役把持乡里、渔利自肥，但由于税赋催征不齐、看守官物损失都要赔偿，富户多投充免役户计、诡名析户或勾结官吏“赋役常不及己，而中、下户反代之供输”[374]，“止令贫难下户承当里正、主首”[375]。大规模夫役主要为应付战争等，成宗征八百媳妇国在“湖北、湖南大起丁夫，运送军粮”，“民死者亦数十万”[376]；顺帝时发十五万民夫修黄河，直接导致了红巾军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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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原、北方和江南形态的赋役制度外，承担其他赋役的诸色户计通行全国。军户“定入尺籍伍府，不可更易”[377]，服役者必须“正身”应役，军人逃亡则签兄弟子侄。但不同军队的户籍、赋役和签军方式又有区别。南下镇戍的探马赤军，由于家属随军，逐渐“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中统三年，规定“若壬寅、甲寅两次签定军”，“未尝为军及蒙古、汉人民户内作数者，悉签为军”，重归军队系统。汉军、新军之后又多次签定军籍，归地方行政管理。灭宋后，汉军多南下屯驻，并陆续建立万户府、元帅府统军，但万户府多是军人户籍地而不是屯驻地。至元二十年，“命各处行枢密院造新附军籍册”[378]，后形成新附军标准的至元二十七年军籍，由所在地军事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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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军户签发以财力和丁力为依据，但一般签中户。由于存在无丁或无成丁的状况，又实行正贴户制，由二至五户合出一军，出军户为正军户或“军头”，其他出钱资助称贴军户。正军户无成丁由贴军户代替，丁成则出军。一些探马赤军户的“驱口”释放为民后也成为贴户，但不能代役。汉军军需装备由政府发给，不足由正、贴户出“封椿（装）”钱补充。探马赤军军需装备自备，不足由政府补给。汉军和探马赤军户从事农耕者，免缴四顷地十二石税粮；探马赤军户从事牧业的，畜群不到百口免抽。新附军军需装备全由政府供给，家属人月支粮四斗；有地的按亩纳税。军户均免杂泛差役，探马赤军户不承担和雇和买，其他军户贫困者可免。军人战死，本户可“存恤”一年，病死者半年；战争结束后出征军人可放还一年或数年。平时主要是“番直”或“更戍”，世祖时侍卫亲军以“七人三人，分为二番”，番休三个月；文宗时汉军是八人二人制。镇戍军多“岁一更代”，但边远地区长至六年[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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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通达边情，布宣号令”[380]，成吉思汗仿中原建驿站，佥民为站户。窝阔台时，大致每千户承当一站，“各出差发为各地分站中之需”[381]，除交通工具外，马站出马夫，水站出船夫，部分还要提供首思（饮食）。统一后，形成以大都为中心、以陆为主、水（海）等为辅的站赤网络。大站有二三千站户，小站几十户。蒙古各部签畜产多者，汉地签中户，一旦入籍世代相承。使用站赤有严格规定，但达官贵人想方设法利用站赤系统，造成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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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物资的困乏使蒙古贵族形成注重商品交换甚至黩货好财的风气，庞大的消费品和军事需求、规模空前的统一、通畅的水陆交通、广泛使用的白银和纸币等刺激和促进了工商业发展。随着政权的扩张，覆盖中央和地方的官府手工业逐步建立。蒙古扩张中俘获、拘刷了大批工匠，西征时在撒麻耳干城掳获三万工艺者[382]，攻保州、广宁、河南等地也掠获了大批工匠。窝阔台时，将金朝军器局工匠整批俘虏，又从中原“括其民匠，得七十二万余户”。忽必烈时，多次招收漏籍、哈赤民匠和以析居、放良、还俗僧道习学织造等，从招收的三十多万户江南工匠中“选有艺业者”十余万；又“括江南诸路匠户”[383]，“籍人匠四十二万，立局院七十余所”[384]。中央行政、军事、宫廷系统下属局院控制着大量“系官”匠户，地方则以民间工匠“轮次应当”[385]。但一些局院“私下贱买不堪丝料，逼勒交收，高抬时估，取要厚利”[386]；一些“合著夫匠十名，乃科百名”[387]；杭州砂糖局则因糖价高出民间数十倍而停办[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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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时，系官匠户“给之食、复其户”[389]，大致“一丁入局，全家丝银尽行除免”[390]，但有的月支米四斗、盐半斤，有的仅二斗五升，和雇和买及杂泛差役不免。至元时，正身月支米三斗、盐半斤，家属十五岁以上大口二斗五升、五至十四岁小口和驱大口减一斗、驱小口再减半，工匠或“常川入局”，或“轮次应当”[391]，入局造作“皆须视其时月，计其工程，日验月考”[392]。局院罢归地方，匠户转民籍，“无既禀之给”，一些工匠因此也愿“世为邑民奉公”[393]。类似的还有盐、茶、冶、窑、矿户等，但生产上，一些勒派役户包办，一些由上户或民户认办；运销上，一些官运官销，一些以“卖引法”商运商销；税收上，一些在运销过程中征税，一些按户派物或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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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由于棉花种植的推广和织布技术的改进，成本更低的棉纺在很多地区取代桑蚕，成为家庭手工业和国家税收的重要内容，至元十九年规定税粮可“折输绵绢杂物”；元贞二年新定江南夏税，又定“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394]。手工作坊分为各种行业，杭州有十二种，每种有一万二千户，每户少至10人多至40人，“非尽主人，亦有不少为供主人指使之人”[395]。大手工作坊已有相当数量的雇工，如“尤善生殖”的刘宗海开铁炉于金牛，“煽役者常千人”[396]；鼓铁煮矾的李玉在“所居城市，凡能佣力而无恒产者”，“相率来归”[397]；“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织工“日佣为钱二百缗”，“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艺固过于人”，“倍其直不吝也”[398]。投下属民户的“匠人、打捕户、鹰房子、金银铁冶户”[399]，可“自备物料”或在投下“支取物料”[400]，在“公事”之余进行“私业”[401]，入局的工匠大致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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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原“重农抑商”不同，蒙元时期只要输税，即使贵族官僚经营工商也不受限制。贵族、官僚、西域商人、上层僧侣组成了“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的特权商人，西域商人“免杂泛差役”[402]，上层僧侣“豁免商税”[403]。文宗时，权臣倒剌沙贷钞四万锭“买盐营利于京师”；顺帝时，右丞相马札儿台开酒馆糟坊于通州，耗粮日至万石[404]，还“广贩长芦淮南盐”[405]。顺帝宠妃龙瑞娇以赏赐的锦缎立市货卖，“京师官族富民及四方商贾争相来买”，“岁得银数万”[406]。元廷还设立专门机构、制定一系列条例保护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的“斡脱”，如斡脱“失盗不获”，“令民代偿”或“以官物偿之”。斡脱还向地方政府放债，“岁加倍，名羊羔息”，太宗十年诸路官民欠斡脱银三百八十万两，为中原三年半的课税，十二年“命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为令”[407]。但宪宗时，磁州以斡脱钱“代输”包银，“阖郡委积，数盈百万，令长逃债，多委印去”[408]。太宗时，回回豪商奥都剌合蛮以一百一十万两的倍额扑买中原课税，后又有扑买天下差发，扑买天下系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鸡课，扑买燕京酒课和葡萄酒课，乃至天下河泊、桥梁、渡口[409]，使元廷收入剧增。但最终仍转嫁到人民头上，“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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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还有发达的海外贸易。平宋前，世祖向“蕃舶诸人宣布”，“往来互市，各从所欲”。不久又以“官本船”大规模参与海外贸易，“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顺帝时中书省甚至“请发两艘船下番，为皇后营利”[411]。舶商、梢水不准“差占”，家小“除免杂役”[412]。海外贸易动辄“赢亿万数”[413]，所以“商者益众”[414]。世祖、成宗时主持海运的朱清、张瑄“以巨艘大舶交诸番中”，“富过封君，珠宝番货，以巨万万计”[415]；“南蕃回回”佛莲有海舶八十艘，死后抄家时“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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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的繁荣还带动了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移和市镇的发展。南宋濮凤后人在嘉兴永乐市“立四大牙行，收织机产”，“取绢者曰绢主，售绢者曰机户”，后发展为濮院镇[417]；王店镇因北宋王逵“构屋于梅溪，聚货贸易”得名，后“日见殷庶，遂成巨镇”[418]。为鼓励工商，工商抽分一般三十抽一，在大都及蒙古本土以“重利诱商贾”[419]，四十或六十抽一[420]，甚至“置而不税”[421]，但一些地区也有历日、契本、河泊、山场、窑冶等“额外课”[422]。海外贸易分细、粗货，细货十、粗货十五抽一；贩往内地的二十五、三十加抽一。实行《市舶法则》后，抽分之外另征三十抽一的市舶税；仁宗时，抽分提高一倍[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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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些商品受到严格管制，国家榷货如酒类禁私造、私贩，“江南铁货”一度“不得于淮、汉以北贩卖”，人口、军器、铜钱及丝绵锦缎等均“不得私贩下海”，“市井点灯买卖”只能在禁钟前进行，“诸经商或因事外出，必从有司会问邻保，出给文引”。元末，钞币“轻重相去至数十倍”，引起财政危机，脱脱“变钞”，但新币发行过大，引发恶性通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424]，加重了社会危机，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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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5.3 明到清前期：户籍制度与赋役的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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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明：户籍制度与力役的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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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 政治结构与权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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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正十一年，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引起了全国性的大起义，形成军阀割据。朱元璋按“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425]，不断发展势力。二十七年，统一除四川和广东外的南方后开始北伐，诏令秋毫无犯，对蒙古、色目人“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426]，攻下元大都。二十八年，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洪武二十年，消灭元朝在东北的割据势力，统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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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称吴王时，依元制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洪武十三年，以“擅权植党”诛丞相胡惟庸，废中书省和丞相制，分权于六部。为制约六部，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六部平级。又以“蓝玉案”、“郭桓案”、“空印案”、“南北榜案”等进一步打击勋贵、官僚。但事务繁杂，朱元璋不得不托古制置四辅官，选耆儒充任；又依宋制设殿阁大学士，以备咨询。成祖时，选翰林院文臣入文渊阁参预机务成为常例，但阁臣秩仅五品，权力远不及六部。后成祖“数疾不视朝”，阁臣权力增大，“扈从之臣，请托贿赂，公行无忌”[427]。仁宗时，提高了内阁地位，阁权高过部权，文官治国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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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废中书省和丞相制时，又以互不统辖的五军都督府取代大都督府，分别负责各都指挥使司及以下卫所的管理和训练。都司以下是朱元璋在起义时期创立的卫所。明初“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卫以下千户、百户、总旗所至小旗“大小联比以成军”[428]，但也只负责镇守和平时的操练。战时由皇帝任命统帅，兵部发布调令，都督府率卫所军出征。十五年，设直属皇帝的锦衣等十二卫轮值宿卫，并授锦衣卫侦察缉捕审判之权，开始了厂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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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开始也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但随后就命“中官奉使行事”[429]，“诣军，观兵阅胜”等[430]。永乐八年，成祖以“巡视”为名开宦官镇守之先，不久又派宦官到诸边协镇和镇守，正式委任宦官监军或统军。宣德时，内阁取得草票拟权；但内地省、府亦有内臣镇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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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时，内阁开始设官属，阁臣间形成主次，但司礼太监批红与阁臣票拟均为定制。以后，“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秉笔、随堂视众辅”，一些阁臣也奔走于权宦。天顺时，各地镇守太监、总兵官、都御史合称“三堂”。嘉靖时，政归内阁，阁臣“俱列六部之上”，首辅地位日隆。万历时，首辅张居正“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431]，内阁迅速衰落。天启时，旨从中下已不经过内阁。官僚集团内部形成党争，但不只是“一部分官僚为了保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希望一切不变；一部分官僚感到危机的存在，而希望通过清明政治来缓和危机”[432]，很多完全出于个人恩怨。在明与后金之战争及弘光时期，党争已完全不顾国家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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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地方沿袭元行中书省和两京制，以应天、开封为南北京，临濠为中都。成祖为“控四夷，制天下”[433]，升北平为北京。迁都北京后，南京为留都，仍置六部，品秩同北京，但北京官员提级到南京也多有贬义。洪武九年，以不相统属的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和都指挥使三司取代行省，分管民政、司法、军事。以下为府（或州）、县。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羁縻府州县及宣慰、宣抚等司，多以世袭土司统管军民。永乐中，西南一些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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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以下农村为里甲，城内分坊、附廊为厢。为解决“成千上万农民与官方鞭长莫及的难题”[434]，设“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之外“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道民善，平乡里争讼”[435]。规定“诉不出里”，“凡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回里甲老人理断”[436]，并以乡约规范里甲职能和百姓日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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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称吴王后，开始文武二科取士，“使有司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改元朝集庆路学为国子学，并“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由于官吏严重缺乏，朱元璋“三途并用”即由科举、察举和吏员选派文官[437]，甚至“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如有逃者处死”[438]。吏员可来自三十以下身家无过的能书者，生员、监生、进士中之不肖者和官员有罪者也罚充吏，九年考满可任郡县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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