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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会议后，中央逐步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共产风”、供给制等对农民积极性的伤害。从11月起以若干会议进行纠正，要求对人民公社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劳动力、土地、房屋、工具、资金、家畜家禽等进行退赔；恢复自留地，允许社员经营一些小副业等。1959年庐山会议转向反右后，“左”的思想再度严重。以各级领导机关为重点的“反右倾”扩大到基层，300多万人被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或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跃进”继续发展，到1960年，平均积累率高达39.1%，工业总产值增长1.3倍，而农业下降22.7%；粮食产量从4000亿斤减少到相当于1951年的2870亿斤，城乡人均粮、油、肉消费减少19.4%、23%、70%。许多地区因营养不良普遍发生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增加，全国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万[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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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严峻的形势迫使中央停止“大跃进”，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纠正“共产”等五风，提高粮食统购价，清算平调退赔；自留地由人均占当地土地的5%增至7%等[197]。1961年，安徽宿县、全椒县等地农民提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得到支持，年底85.4%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到1962年7月推广到全国20%的农村。在工业方面，到1962年基建投资从389亿元减至71亿元，积累率从39.6%降至10.4%；大批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全国县以上工业企业就减少8.4万个[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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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1961年中央发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三年内要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1961年内减少1000万（不含已减的870万），被迫实行了“第一次反城市化运动”[199]。1962年，五月会议又决定两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职工1000万以上。12月，公安部颁布《关于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严格限制从农村迁往城市特别是京、沪等大城市。到1963年6月，共精减职工200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200]。1963年以后，公安部开始以“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作为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标准。1964年，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增加了本人成分等项目，由于涉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亡人口问题，只公布了人口总数[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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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但并未彻底清理“左”的思想。随后，二届人大三次会议重新确认了“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到8月全国平反600多万人，年底大部分右派“摘帽”。但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又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对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描述，“左”的错误再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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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后，中苏分歧扩大。1960年，苏联撤走在华专家，撕毁协定、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物资，逼迫中国归还朝鲜战争期间本利14亿新卢布的军用物资贷款，到1964年中国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以农副产品全部还清。1961年起，美国不断增兵南越；1962年，中印发生边境冲突，苏联策动了塔城等三县居民出逃和伊犁暴乱，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蒋介石也伺机“反攻大陆”。为应对可能的战争，1964年5月，三线建设开始布局。1965年6月，“备战、备荒、为人民”提出[202]，一些沿海工厂开始内迁。到20世纪80年代，基本建成了国防工业生产、科研战略后方基地，改善了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布局，推动了三线地区的发展，但也存在和遗留了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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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的恶化，使毛泽东形成了防止“和平演变”和修正主义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1964年5月形成“全国有1/3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错误估计，要求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造成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过重。年底在总结社教运动经验教训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要矛盾和社教运动性质上的分歧公开化。1965年初，纠正了一些过“左”的做法，解放了大批基层干部，但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03]。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错误批判，由《海瑞罢官》引起的批判运动波及文史哲领域，成为发动“文革”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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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要求“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号召“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文化大革命”发动。各地学生首先起来“造反”，社会开始陷入无政府状态。6月，废除“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204]，“劳动人民的子女，凡是合乎条件的”优先升学；“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政治上确实表现好的，也允许挑选适当数量的人”升学[205]。8月，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发动，要求依靠“左派”重点“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206]，但“左”派、“走资派”等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实际推动了一场是非混淆的群众运动。随后，大批党政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民主人士和群众被当作“走资派”、“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遭到任意批斗、抄家、游街示众，有些人甚至因酷刑致伤致死，大批被红卫兵、造反派认定的“阶级敌人”被押送农村劳动改造。1967年1月，公安部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规定了所谓“21种人”[207]，由此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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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各地“造反派”组织“夺权”后，各省市区相继成立“一元化”、“三结合”统揽全部权力的“革命委员会”。各地造反组织在夺权中分成对立的派别，由于一些得到支持而一些受到压制，导致造反组织长期对立，并发展为不断升级的武斗，甚至动用枪炮形成“全面内战”，造成大量死伤。为支援“造反派”夺权和稳定局势，毛泽东派出军队实行“三支两军”，派“工宣队”和“军宣队”进入学校等单位，社会秩序开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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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大学停止招生积压了三届中学毕业生。6～7月间，按毛泽东“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的指示[208]，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热潮，到1977年约有1700多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209]。同时，按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210]，在各地办起大批“七·二一大学”。1970年，高校招生恢复，但实行了“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掌握推荐、审批权力的各级领导成为寻租对象，“走后门”开始流行；而对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要求[211]，使教师被置于改造地位。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所谓“两个估计”[212]，继续了“工宣队”领导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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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九大召开，取消了党员权利及书记处、监察委员会等机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32%继续当选，而代表多由革委会同各造反组织协商或上级指定，有的甚至在确定为代表后才赶办入党手续。九大前后，“斗、批、改”运动相继展开。1968年，“整党建党”中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党员被开除出党，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等被吸收入党；“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大批群众被“清理”，遭到迫害；在12月颁布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确定“九种人”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213]，一些地方加进“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子女”形成“十种人”[214]。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逮捕各种“分子”28.4万人；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变成全国性两派群众的大混战，使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迫害；“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运动中120万知识分子、干部、城镇个体经营者及其家属被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或农场[215]，到1976年共有1500万城镇居民被动员或强制迁往农村[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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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后，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5.7%，大部分工农业产品产量超过了1966年的指标。“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左”倾错误得到一定纠正，一些老干部、专家学者恢复工作。1971年以战备为中心、突出国防和重工业的“四五”计划开始执行，基建规模扩大，劳动力需求增加。1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放宽了企业增加固定工的控制，临时工转固定工的审批权也下放至省级。在知青下乡的同时，1970～1971年新招收的1073万职工中有600万来自农村[217]。1971年，出现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的问题，引起通货膨胀。1973年又进行调整，停止新招工并要求把1972年超计划招收的500万职工、绝大部分基建占用的常年民工及不合规定迁入城镇的人口精简回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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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以后，国际局势出现一些变化。3月，中苏矛盾发展为在珍宝岛的军事冲突；7月，美国放宽对中美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1970年，中美恢复大使级会谈；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9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主张，一定程度淡化了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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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阻止周恩来对“左”的纠正，全国再次出现动乱，“三个突破”继续发展，为解决粮食供应除增加进口外还动用了国家库存又形成“一个窟窿”。但毛泽东也不愿出现大动乱，因此中央先后发出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及《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对运动进行了限制。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修改了宪法，确认了“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形式，国家主席及按苏联模式从行政部门独立出来与审判机关并列的检察机关被撤销，公民居住和迁移自由的条款被取消。会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又开始进行整顿。由于逐渐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又陷入混乱。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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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改革开放后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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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户籍制度的放松和新社会阶层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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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十一大正式宣告“文革”结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根本任务，但“两个凡是”[218]等一些错误仍得到了延续。1978年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制定新宪法，除沿袭取消国家主席和国防会议、最高国务会议，保留地方“革命委员会”外，大体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体制。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面纠正了“文革”及以前“左”的错误，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改革开放的决策。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宣布阶级斗争已不是目前的主要矛盾，今后再不需要也再不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并重新将地方“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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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改变个人交班、接班制度，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12月，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982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9月，十二大新党章规定，中央设总书记；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解决新老交替过渡性组织，1992年十四大后撤销。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对1978年宪法做出重大修改，恢复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规定国家领导人连任不超过两届；根据“一国两制”构想，增设了特别行政区；设立乡级政权，改变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体制。1983年10月，人民公社废除，基层政权调整为乡（镇）政府，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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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阶级、阶层关系进行了调整，为300多万人平反了冤假错案，为几百万人摘掉了“地主”“富农分子”“反革命”“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的帽子，改正了绝大多数被错划的“右派”，落实了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及大陆台胞亲属政策，释放了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恢复了70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的劳动者身份，随后改为干部或工人[219]。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到1987年5月整党结束，包括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和打砸抢分子的“三种人”，有45万人被开除党籍或不予登记，33万人缓期登记及其他党纪处分[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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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9月，“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高考恢复，政审主要看本人表现的规定，几乎使所有30岁以下具备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人都获得了参加高考的权利。虽然直到1994年“全国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统指标体系分类和代码”中仍有“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但已基本不被使用，2002年两项指标取消[221]。1978年3月，重新确认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为解决干部新老交替问题，提出建设各级领导班子“第三梯队”。至1985年，提拔中青年干部46.9万人，有127万老干部离休[222]。由于建设管理人才的缺乏，大批知识分子进入领导岗位，知识分子政治、经济地位迅速提高，学历成为提职晋级和进入“第三梯队”的重要依据，一定程度引发了“学历热”[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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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方面，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观点取代了毛泽东“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24]，不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关系亲疏的标准，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国家间的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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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仍然困难的情况下，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要求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迁往市镇、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人口、其他城市迁往京津沪，适当控制一般农村迁往市镇郊区农村、镇迁往市、小市迁往大市等，是农村户口的市镇居民父母、配偶、子女，县及以下集体所有制职工、社队工业劳动者，从农村招收的合同工、临时工，除符合国家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不得迁入或返回市镇。随后“经全国粮食会议酝酿”，公安部下达了每年“农转非”不得超过非农业人口1.5‰的内部控制指标[225]。对“农转非”政策和指标的双重控制强化了城市户口价值和城乡户口等级意识[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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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1980年9月，公安部、粮食部、国家人事局颁布《关于解决部分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前往城镇由国家供应粮食问题的规定》，把“农转非”控制指标提高到2‰，高级和有特殊贡献的专业技术干部及家属不占指标。之后又开了若干特殊的“口子”，一些特定人口迁入城镇，大部分也不占指标[227]，到1990年全国有5317万人实现了“农转非”[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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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拨乱反正”的同时，经济改革迅速推开。1978年，四川开始试点企业扩大自主权，到1982年国有企业普遍推行了经济责任制，经济效益与企业、职工收入挂起钩来，企业、职工之间收入拉开，企业经营管理者逐渐脱离泛化的“干部”概念。197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国营工业企业开始实行利润留成，企业开始获得录用、奖惩甚至开除职工的权力，“铁饭碗”体制松动；广东、福建开始在对外经济方面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外资重新进入中国，并在土地、税收、用工等方面得到政策优惠；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地方利益差异也逐渐扩大，地方竞争成为经济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229]，中央对地方的考评也通过相对绩效排名来进行[230]，地方官员升迁与任期内当地的GDP增长呈正相关[231]。1981年，沙市、常州、重庆开始试点城市改革；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允许城镇非农业人口发展个体经济。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写进《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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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安徽、四川等农村开始探索包产到组、包干到户等生产责任制。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确认农村“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并在大幅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机、化肥、农药等价格的同时，给予城镇居民物价补贴。1980年，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确认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中的一个层次。1981年底，农村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承包土地虽“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让”[232]，但仍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1979年到1983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近8%，被人民公社制度束缚的劳动力获得“突破性释放”，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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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刚起步的工业和城市改革无法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中央农研室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的建议，尽管领导也同意考虑，但受到几乎所有城市部门的反对”[233]。1981年1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要求引导农村多余劳动力在乡村搞多种经营；加强户口和粮食管理，从严掌握农村人口迁往城市；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清理企事业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城乡户口的隔离迫使农民另找出路”，“人口不向城市集中而把工业拉进农村，使农村里剩余劳动力可以向自办的工业转移”[234]，乡镇企业开始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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