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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由世界与邪恶帝国之间存有敌意，即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之间的战役，这种敌意也是永恒的，就像克伦威尔召唤对西班牙开展不屈不挠的战争。没有人能和说谎之父[7]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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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警告议会，天主教教义支持教皇有权赦免所有的罪。如果信奉天主教的国君与英国订立和平条约，一旦他们愿意，教皇会宽恕他们的背誓之罪。克伦威尔如此总结道：“朴素的真理是，与任何服从罗马和教皇意志的天主教国家讲和，那么你们就会受到束缚，而他们则无拘无束……一旦教皇不再对它说‘阿门’，和平转瞬便会瓦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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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对共产主义者的感受也是这样：他们所持的哲学立场显然不可能保障他们的信誉。美国不能坦率诚实地对待共产主义者。里根说，因为“苏联领导人坦率公开地宣布，他们认可的唯一美德是推动他们前进的目标”。[9]他们的唯物哲学对正确的行动或真理没有绝对的价值观念，只要结果证明了方式的正当，他们的罪行便可以获得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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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与里根论辩的相似性愈加深入。两位领袖都号召他们的国人对可以将整个国家团结起来的外交政策形成共识。极端的共和党人里根声称坚持民主党人哈里·杜鲁门的传统，这冒犯了一些民主党听众。与现代美国人相比，两党制对克伦威尔的听众而言是更为艰深的概念。冷战时期“两党联立的外交政策”是上一代美国政治的主题。在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合法政党仍在为诞生而挣扎；异见者和不忠者还被视为同一类人。克伦威尔新近领导议会军在以处死国王为结局的内战中取得胜利，仍然希望证明所有真正的英国人，包括王党和共和派，对天主教威胁的邪恶性拥有一致意见。克伦威尔指出，伊丽莎白女王支持反对西班牙的政策，在必定让屋内的圆颅党人摇头的一句话里，他称赞了女王留下的“极好的回忆”，声称要坚守她的传统，就像里根声称要坚守杜鲁门的传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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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邪恶帝国总是践踏人权。冷战时期的美国总统们常规性地谴责苏联对异见者和宗教信徒的苛待。在这一点上他们又一次地跟从了护国公的脚步。克伦威尔在1656年的演讲中历数了西班牙的暴行：他谈到一位被西班牙人残酷谋杀的英国长期国会信使，并指出当英国大使“请求补偿可怜的人民在西印度群岛因蒙冤而流的鲜血，补偿在别处做的错事，当他们为在那边贸易的人民要求信仰自由——这些事无一会得到补偿——时只得到了拒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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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克伦威尔告诉议会，是自由。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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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最近与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失败的谈判时，克伦威尔希望说明英国人所提的要求是多么合理和适度。“我们渴望这样的自由，他们（造访西班牙疆域的英国商人）可以将圣经放在口袋里，实践他们的宗教自由而不受到限制。但那里没有信仰的自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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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菲利普，[12]拆掉这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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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过去的数世纪中邪恶帝国颇有共同之处，那么仁善帝国的同盟亦有很多共同点。美国及其冷战同盟国就像克伦威尔时代英国的新教同盟一样，不只是为自身的私利而战斗，这打消了自私的念头。它们为所有地方的良善、正确和人权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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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诚实的利益，”克伦威尔说，“是的，所有德国、丹麦、瑞士、瑞士自治领的新教徒的利益，所有基督教王国的利益，与你们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如果你们好好接续和行动，确信什么是上帝的利益并加以贯彻，你们会发现你们是为上帝的无数子民而行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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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里根告诉福音派信徒，“让自由的火炬一直明亮，但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世上其他地方的亿万人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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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和里根还面临其他相同的问题。比起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历时颇长却断断续续的对抗，冷战更具连续性，但两场对抗都难分胜负，拖延数十年，有时对抗发生在前线，有时发生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伴随着缓和的间隔、同盟的逆转，以及诸多命运的变化。1588年无敌舰队失败后，西班牙便没有能力进攻英国本土。英国军队也没有强大到可对西班牙本土发动持久战。事实上，断断续续的冲突反而在迁延不决中转移到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三世界，即两大国到处散落的殖民属地、贸易航线和世界的海洋。英国的鹰派——往往是新教徒和商人——向往进攻性的反西班牙政策，同意在开放市场的前提下接纳教皇；温和派（一般情况下乡绅对昂贵的国外冒险并无兴趣）则是促进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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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存在另一个问题，一个国内问题。“并且确实它（西班牙）对你们的内脏感兴趣，”克伦威尔告诉他的听众，“它对此有兴趣。从我出生到现在，据报告英国奉守教皇制的天主教徒西班牙化了。”[15]罗纳德·里根恰好明白克伦威尔的意思，尽管随着暗喻潮流的变化他会谈及第五纵队，而不是共产党员“对我们的内脏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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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努力应对如何对待天主教少数派这一问题，1570年庇护五世将伊丽莎白一世革出教门，并宣布她是不合法的女王，基督徒没有服从她的义务，此后反天主教的刑法大幅收紧。对伊丽莎白一世来说，问题是如何辨别那些对君主保有忠诚或至少愿意和平生活在君主治下的天主教徒，和那些积极参与密谋杀害女王、使国家陷入内战的天主教徒。16世纪80年代，西班牙入侵的威胁增大。天主教徒所受的压力增大；天主教神父进入英国变得非法，任何英国国民用任何方式为天主教神父提供住宿和帮助亦为非法。处罚是死刑。拒绝参加新教仪式者亦课以高额罚金。当无敌舰队从西班牙起航时，绳套再次收紧。地方官员受命将被视为安全威胁的天主教徒收监。一旦入侵威胁消散，法律实施就得以放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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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丽莎白统治的余下时期，天主教徒的法律地位随着与西班牙的战争危险多寡而恶化或改善。1605年前所未有的未遂恐怖行动[17]使天主教徒们经历了在她的继任者治下更黑暗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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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年11月5日，一个天主教极端团体将多桶炸药放在位于伦敦的议会大厦下，计划在上、下议院议员和国王都在此聚会时引爆炸弹。尽管只有少数天主教徒与这一事件有直接关联，尽管大多数英国天主教徒可能反对所谓的炸药阴谋，旧有的法律还是恢复了效力，新的法律也很快得到通过，反对如今看来比以往更危险的少数派。任何拒绝向詹姆斯一世行效忠誓言的人都会被剥夺地产、终身监禁，而这一誓言的措辞方式令虔敬的天主教徒难以接受，尽管也并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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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42年内战爆发为止，天主教徒的境遇一直在不断改善；冷战中这样的时期会被称作解冻时期，由于不存在安全威胁，反对天主教的法律在实践中得以放宽。1632年，一位英国天主教徒能够出版向圣母玛利亚致敬的一组十四行诗；至少有一位法国耶稣会士的著作被译成英语并在牛津出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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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战来临时，英国宗教的政治化发展不断滋生忧虑。内战中大部分天主教徒支持王党。当时的国王查理一世娶了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17世纪30年代对天主教不断增长的宽容来自王室的影响，而不是议会。胜利的清教徒很快便实施报复；天主教徒同时被认定是保王党和异教徒。至少1600人的房屋和土地被没收充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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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年克伦威尔夺取政权时，他放宽了反天主教法律的实施。连年内乱后，英国需要和平与稳定。克伦威尔希望妥协与宽容能够巩固王国。然而，与西班牙的战争改变了局势，关注国家安全的保守新教徒要求对少数派采取强硬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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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伦威尔发表邪恶帝国的演讲约一个月后，一个新议案被提出来。有天主教徒嫌疑的人会被传唤到法庭发弃绝誓。这一誓词比炸药阴谋后提出的誓词更强硬。没有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可能这样起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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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名字），痛恨、厌恶和弃绝教皇的权柄，总体而言对教会也持这一态度，我自己尤其如此。我谴责和诅咒任何将报酬归于善功的教义。我坚定相信并公开承认不应崇敬圣母玛利亚或其他任何天堂中的圣徒；没有偶像崇拜，对他们不应祈求或崇拜。我主张对由人献祭的圣餐或献祭后面包和酒这类物品不应加以敬拜和崇敬。我相信炼狱并不存在，这是教皇治下天主教的虚构；授予赎罪券也是教皇的旨意。我也坚定地相信无论是教皇还是天主教神父都不能赦罪，那是信奉教皇制的天主教徒的胡言乱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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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如此起誓的人会立刻失去2/3的财产；第二次拒绝又会导致余下财产的2/3充公，以此类推。过去天主教徒可以通过将财产记在妻子名下来逃避惩罚。如今则情况不再：漏洞已被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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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那个年代，这项法律仍充满争议。在议会中代表肯特郡的律师兰伯特·戈弗雷（Lambert Godfrey）认为这一法律令人厌恶：“我认为这与宗教裁判所没有区别，只是一边是钱袋受到榨取和折磨，一边是人。”[21]兰伯特能言善辩，但法案还是通过了，异议票数只有53张。这一法案被证明在把爱尔兰天主教徒和他们的故乡隔绝开来方面很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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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克伦威尔所面对的另一问题的呼应声也在冷战中响起。反抗天主教的浩大战役常常逼迫克伦威尔建立奇怪的联盟，甚至与信奉教皇制的天主教国家结为盟友；杜鲁门发现他自己在帮助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元帅。尼克松（Nixon）和里根与共产党苏联的对抗，导致美国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改善；克伦威尔发现他自己试图解释为什么天主教法国是对抗天主教西班牙的有价值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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