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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更广阔帝国的重要性在英国的对外投资数据上可以得到体现。自1815年至1880年，据信英国投资者的全球投资额为60亿英镑（按2006年价格计算约为3500亿美元）；其中只有1/6在英帝国之内，印度也包括在内；[7]英国投资是欧洲资本的主要来源；不仅如此，英国是整个19世纪北美（包括美国）、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外国资本的首要来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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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还有其他衡量标准。1847年，有犹太血统的葡萄牙公民戴维·帕西菲科（David Pacifico）居住在雅典。他的房子在反犹暴行中被烧毁，当时希腊警察袖手旁观，对制止暴徒无所作为。由于帕西菲科生于英国属地直布罗陀，他声称也拥有英国公民身份，并请求英国支持他从希腊政府获得赔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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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完全支持帕西菲科，他告诉议会，一个英国公民应该能在世界任何地方说“我是一个英国公民”（拉丁语：Civis Britannicus sum），就像圣保罗自豪地在审判中宣称他的罗马公民身份一样，而且“无论他在哪一块土地，他应确信英国警醒的眼睛和强大的武力会保护他免于不公正和错误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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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不相信“帕默的”威吓和小题大做，但投票者支持有关英国权力和荣誉的主张。欧洲大陆呈现均势局面，亚洲、拉美和非洲的科技和政治组织大大落后于欧洲，北美仍然有一半土地荒无人烟，英国确实在权力上达到了全球规模，就像罗马一度在地中海地区所拥有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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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统治者不是万能的，远远不是。英国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能维持欧洲的均势局面，但它不能支配任何欧洲列强。日本的崛起使它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危险的竞争者；海象日益把西半球的事务留给木匠酌处。在从拿破仑垮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漫长而和平的世纪里，随着时间的继续推移，俄国和德国在欧洲及其他地方向英国权力发起日益严峻的挑战。在20世纪到来之时，英国的全球霸权看上去一年比一年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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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岁月荏苒，海权赢得了胜利。两百年来英国睥视群雄，当英国权力不再足以维持海洋体系，美国接过了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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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革命期间和革命后流亡加拿大的保皇党，传统上效忠于英国王室。晚于1783年后抵达加拿大的被称为“迟到的保皇党”，他们在美国革命中保持中立，或者对王室公开敌视，但出售自己在美国的土地和财产北上，因为当时英国在加拿大给予移民200～1000英亩的免费土地，移民只需进行效忠宣誓即可获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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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莱昂内尔·伊斯梅（Lionel Ismay）勋爵，1952～1957年任北约秘书长，声称建立这一组织是为了让美国人“站稳脚跟”，苏联人“出局”，德国人“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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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6，no.1（19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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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英国人与中国茶的有趣故事，可参见〔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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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6，no.1（1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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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lan Manchester，British Preeminence in Brazil（New York：Octagon Books，197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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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allagher and Robinso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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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第7章 权力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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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2年，下议院面对着一场旷日持久且费用高昂的战争，对手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法国，其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远超英国。政府需要金钱，需要大量的钱，但得到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政府财政在那个年月完全处于原始阶段，具有不确定性；财政记录被保存在有凹槽的木棍上，金匠从事与银行业最相似的事情。威廉三世的革命政府与乡绅的关系十分紧张，这些乡绅传统上忠于斯图亚特王朝，而威廉三世刚推翻其首领詹姆斯二世。土地税是17世纪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乡绅是土地的主要所有者，增加他们已经繁重的赋税去资助一场战争，而要打的那个人在众多乡绅心目中仍然是合法国王，这看起来是个糟糕的主意。更高的赋税不能增进公众对不得人心的战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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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伦敦的很多贸易商和店主有大量现金，却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以投资。那时的股票市场混乱且不安全；更可靠的投资没有流动资金，现金要在其中冻结很长时间。欧洲政府应对财政危机的传统方法是从商人那里勒索钱财，在薄薄的伪装下强迫贷款。我们现在所知的“莫顿之叉”（Morton’s Fork），即亨利七世时期的英格兰大法官约翰·莫顿（John Morton）[1]“发明”的以巧取豪夺为目的的征税理由，他把商人搁置于进退两难境地的技艺炉火纯青。访问一个商人，如果他住房宽敞、娱乐奢侈、衣着昂贵、佣仆众多，莫顿会告诉商人，他显然太富裕，必定拥有一大笔钱可借给国王。如果一个商人生活节俭，用莫顿的理论来说就是他必然省下了很多的钱，也必定可献给国王一大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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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技艺从来不受商人欢迎，查理二世陷入了近代英国历史上第一场财政危机，暂停政府偿付一年（1672年的国库止兑），政府信用等级下降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回顾约翰·莫顿的时代，亨利七世能够依靠星室法庭让顽抗的英国人理解顺从君主要求的智慧；然而，星室法庭被废止了，威廉三世是外来者，政治势力弱小，头上的王冠还颤颤巍巍，他不能强迫商人支持他；他只能去说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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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领袖制订了一项计划。对含酒精的饮料征收特别消费税；政府承诺将把这些新收入奉献给一个特殊的政府贷款项目的利息。这看起来对商人有益，国库获得100万英镑。乡绅们高兴了，陆军和海军得到了薪酬和补给，商人们乐于在相对安全的短期投资中得到10%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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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之后，议会特许英格兰银行组织管理不断增长的国债。（这主意出自一个苏格兰人，他波折甚多的简历中包含一趟去往西印度群岛的旅程，他说他去那儿是担任传教士，其他人则说他是去当海盗。）那些把钱贡献给政府贷款的人可从银行获得股票分红；银行借款给政府，但像商业银行那样运作，贴现汇票，并开展各种其他类型的服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家银行在国家商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终演化成为第一家大型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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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开始的时候，银行筹集的国债被看成最危险的警报。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在提到一百五十年里国债的效应时，认为英国国债“曾令睿智陷入迷茫，挫伤了政治家和哲学家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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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债增长的每一个阶段，国家都充满痛苦和绝望。在国债增长的每一个阶段，明智的人都严肃地声称，破产和灭亡近在咫尺。然而，债务继续增长；破产和毁灭仍像以前那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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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建立的目的是为与路易十四的战争筹集资金。路易十四去世时，国债从最初的百万英镑增长到超过5000万英镑。麦考莱报告了继起的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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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这些债务的不仅仅有粗鄙的群众，也不仅仅有猎狐的乡绅和咖啡馆的演说家，还有敏锐渊博的思想者。在他们看来，这些债务将会永久地削弱国家政体，成为巨大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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