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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击富有自然资源的岩石，充裕的资源顺流涌出。他触摸到了政府信用的僵尸，僵尸的脚弹回了。密涅瓦自朱庇特脑中神话式的诞生也不比从汉密尔顿头脑中爆发的美国金融体系更突然和更完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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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汉密尔顿脑中喷涌而出的金融体系已经存在了几乎一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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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艾迪生和麦考莱而言，这一体系既有效又崇高。它要求道德品行起作用，并以权力作为道德品行的奖励。这就是为什么艾迪生将宗教和节制归纳在“好的”幽灵之中，而无神论和盲从在“坏的”行列。在艾迪生的观点中，无神论切断了商业道德的根；盲从导致派系滋生与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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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莱的分析根植于艾迪生的思考。他描述新的筹资体系令英国更强大：“力量飞扬，这种力量决定了大事件的结果，这类事件远不只是一场激烈冲突，通过其本质规律，从粗野和欺诈，从专制和无政府，到追求文明和美德、自由和秩序。”政府信用是脆弱的东西：形成和繁盛的条件都必须是只适合它的。但只要这些条件存在，稳固的筹资体系和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将托起一个足以藐视所有敌人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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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英国所掌控的信用和贸易的艺术是取得对法系列胜利的关键因素。外国观察者惊讶地注意到，法国曾是一个比英国更广阔、本质上更富有的国家，然而18世纪的战争令法国一贫如洗，其财政遭到毁灭性打击，同时英国的繁荣程度日益提高。伏尔泰十分明白英国机制和实践的优越性如何为英国权力提供了坚实基础。他的言辞在痛楚中流露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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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后代很可能会惊奇地听说，一个岛屿，仅有的出产物是一点点铅、锡、漂白土和粗羊毛，由于其商业发展得非常强大，1723年，它能同时派遣三支舰队到世界上三个相距遥远的地方。第一支去了直布罗陀，这个地方被英国征服、现在仍据有；第二支去了波多贝罗，霸占了西班牙国王在西印度群岛的财产；第三支进入波罗的海，阻止北方国家前来缔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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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对这一事件有着等量的钦佩与懊恼：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的哈布斯堡盟友欧根亲王率领一支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抗击法国进攻、保卫都灵。由于缺乏补养资金且受到围困，亲王写信给附近的一些英国商人。90分钟内他们便回应提供500万英镑贷款，这帮助他击败了法国、拯救了城市。没有银行协助带给英国的商业繁荣，那些商人几乎不可能贷出这么大一笔款项；没有对政府财政廉洁和资源的信心，他们就不会想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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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年战争结束时，艾萨克·德·平托（Isaac de Pinto）写道：“完全且神圣不可侵犯地遵守时间，在这样的条件下，（英国债券所产生的）利息一直得以支付，议会的保证建立了英国的信用，英国所能拆借的数目可让欧洲目瞪口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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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转而成为国家资产，这促进了私人信用体系健康繁荣地发展；英国革命政权的福祉和幸存与国家最高权威和利益的联系密不可分；议会和王室之间的新型权力平衡具有安全保护功能，王室从而无法滥用新体系所创造的巨大权力。有了这么到位的安全措施，在那个年代无论怎么说也算不上欧洲最大、最富有经济体的英国，在战争中凭借独特的财政管理动摇了它的对手们，令它有能力征服世界。金制王座上脸红神眩的处女打败了路易和拿破仑，使得英国有实力建立自己的海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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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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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是英语世界政府信用与私人信用体系的基础，并在从与法国的战争到20世纪一直保持这一地位，直到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将其取代。这座高耸的大厦仍在体系中不断攀升，包括英语世界的资本市场、商业和消费者金融行业，这座大厦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防波堤和工具。通过英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崛起成为全球经济主宰者，英国和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力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不断延伸，此外，盎格鲁-撒克逊金融体系也塑造了我们今日生活的世界，并且这种形塑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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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金融体系最初在很多方面以荷兰体系为模本，并最终取代了荷兰体系。在英格兰银行建立之前它已经开始组建，但银行的建立协助为私人金融体系提供了稳定性和支持，这令它超出所有人的预期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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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建立的全球金融体系没有什么新的原则。罗马帝国、中国、意大利、德国和荷兰银行家此前就已经开通运行了洲际金融体系，商人可以处理离家数千英里之外的业务。意大利银行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时代给英国留下深刻印记。朗伯德街以时常出入于此的意大利银行家们命名，直至20世纪晚期仍是伦敦金融中心。然而无论这些更早的体系表现出多么势头强劲和大胆果敢，没有哪个能比盎格鲁-撒克逊金融体系更为复杂、灵活且比例均衡。就像在音乐领域德国有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在绘画和雕塑领域意大利有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和达·芬奇，伦敦和纽约在金融领域也做出了类似的贡献。对理解金融学科复杂微妙的初学者而言，三百年的洞见、发明和不懈的辛劳为人类思考的独创性树起了丰碑，也许任何领域里的任何学科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银行家、会计师、投资者、商人和公司管理者共同努力带动这个体系向前发展，他们改变了世界，其影响程度远较他们同时代任何人都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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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在核心层面关系着资源的有效调配。盎格鲁-撒克逊霸权在近代金融中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提供了资源调配的最高水平，达到了世界范围内史无前例的高度。在与法国的战争中，优越的国家财政赋予英国具有决定意义的有利条件；在近代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优越的私人金融令英语世界在几乎每一个商业领域都至高无上。这一霸权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是无法估量的；即便在今天，这类优势仍在形塑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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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金融这一主题与它跨越工业和政治每一个领域的分支具有智识上的复杂性，这是一个值得用一生研究和反思的主题。这样的人生过得很有意义，也会得到很好的回报，但基于现有的意图，我们只能满足于迅速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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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家财政的世界与私有经济联结起来是一些大型金融公司的职权范围。从某种程度上说，摩根财团和巴林银行这样的公司是在处理主权国家的事务。巴林财团提供金融服务，容许美国在19世纪初完成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手续；银行驻巴黎代表协助降低了要价，令其达到与银行处理交易的能力相匹配的水平。[13]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是灾难性的，之后摩根财团组织了一个辛迪加，为新的共和国提供了5000万美元，帮助稳固新的法国政府。[14]1895年和1896年，摩根财团非正式地担当了美国中央银行的角色，提供金融服务使美元得以保持金本位制。西奥多·罗斯福寻求摩根的资助，以购买法国在巴拿马地峡4000万美元的资产，这使得美国的旗帜飘扬在那个修建运河的工地上。[15]1915年，摩根筹集了5亿美元财团放款向英法提供金融支持，如果没有这一款项，两国都会在重压下无法继续第一次世界大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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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金融家的头脑处在云端，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政府首脑进行谈判，他们的脚还是根植在私有经济的土壤中。他们是商业银行家和投资管理者，通过他们的行动，银行获得了资源和声誉，令他们得以管理国家财政。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为国内外的私人商业和投资提供便利，这也使得这些银行和它们所在的国家权势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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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4年，英格兰银行组建，那时英国金融市场还处在粗糙原始的状态，但随着投资者和“项目企划者”（向公众推荐新公司和新项目，以期获得投资的人）变得日益世故和老练，市场本身也迅速得到了完善。股份制公司是现代公司的鼻祖；曾经稀有的它们变得越来越寻常，并且慢慢地在犯过多次错误之后成为更为安全的投资工具。事物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发展，证券法、股东权益、信息公开要求和证券市场监管逐渐艰难地建立起来。引进的新型金融技术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新出现的弊端推动了新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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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国际投资可追溯至19世纪早期，英美共同的法律体系和文化传统与两国的经济动力结合在一起，建立了有史以来最为复杂和系统化的经济相互依赖模式。美国开发的是一片广袤的大陆，有着未开发的资源，但长期缺乏资金；英国投资者因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体系而获利极丰，希望能进行比在家乡市场利率更高的投资。这一趋势始于英国投资者购买美国第一银行和美国第二银行的股票；确实，对英国投资者会从银行获利太多的恐惧是他们的政治对手用于阻止其执照更新的论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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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场金融危机，众多私人公司甚至政府部门不再履行金融债务，英国的商业银行在巴林银行的领导下积极介入对美国证券及其发行商行为表现的监管。同时，扎根在美国的新一代金融家在伦敦建立办公室，他们更有力地诱导英国资本进入生机勃勃的美国市场，同时从世界金融中心伦敦的商业贸易中获利。在美国出生的跨洋银行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他出生在马萨诸塞州东部一户中产阶级家庭，是第一位进行大规模捐赠的美国慈善家，在大洋两岸分发了一笔在当时数额巨大的8万美元给慈善机构。皮博迪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他的银行合作伙伴之子J.P.摩根（J.P.Morgan）最后接手了公司，并按时代的风俗重新命名，将其并入不仅是美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金融公司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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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银行的商业和投资生意蓬勃兴旺。英国和美国急剧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生发出对资本的迫切需要和给获利丰厚的行业投资的充足机会。尽管时有丑闻和恐慌，19世纪时英国资本仍如潮水般涌进美国，修铁路、建钢厂、铺电话线和电缆线。1865～1890年，巴林银行对价值3400万英镑的美国铁路股票负责；在摩根的推广下，巴林银行在后来成为AT&T及其子公司纽约电话公司的第一次股票募集中发挥了领军作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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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与巴林的关系指明了另一项重要发展。与英国投资的其他接受方不同，如阿根廷和巴西，美国是技术、文化价值、法律之集成，这令美国公司和机构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并且最终平等地在世界金融市场与英国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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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末，英国在美国的投资达到了惊人的水平。19世纪90年代，英国公民每年储蓄约1.6亿英镑，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在美国的投资。巨额投资基金汇集不同来源的资金，对不同的海外事业进行投资，一般对任何特定公司的投资都有一定百分比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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