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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认为，每一个社会都具有开放和封闭的元素。小家庭群落中的部落民对广阔世界一无所知，即便如此他们仍生活在一个复杂、丰富、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这一环境会回应外部事件或社会力量，以及群体成员的切身需要。另外，现代工业社会保留着很多封闭社会的功能。非理性的传统和喜好塑造了那些自认为是个人主义者的行为；部落的忠诚塑造了人们对于正在运转的政党、民族和阶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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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应该明确的是，我们作为标签使用的“西方”指的是开放社会的世界，而从东方向西方行进的旅程则是从相对封闭到相对开放的过程。与封闭社会相比，开放社会更高级、更冷酷。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传统作用和家庭纽带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尽管有时也是令人窒息的环境。在开放社会中，个人很少会被这些束缚牵累，但是这种确定性和关系的缺乏会是冰冷又疏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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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要明确的是，资本主义不仅是开放社会的产物，也是其原动力。作为一种经济机制，它令拥抱它的社会富裕而强大。试图倒行逆施的封闭社会力量被削弱，陷入困窘，最终被征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新的事情也随之发生：历史不再是对开放、回应和封闭这一循环的记录。取而代之的是持续西进、不断废除防护墙的过程。开放社会是向动态社会转变的开始，这种转变仍然在塑造着我们当今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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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普尔借用了柏格森的社会类型学，并使之成为其历史哲学的核心要素。20世纪见证了数亿人在法西斯暴政下丧失自由，全人类的心智都在封闭社会强有力的掌控之中。波普尔在这一时期进行写作。开放社会可能有自由，却令人恐惧。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记录封闭社会的拥护者为关闭开放社会所做的并且通常是成功的努力。波普尔的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一部哲学史，被理解为一系列为压制开放社会的颠覆性思想和政治力量，重建封闭社会的稳定性、永恒性和极权性所做的努力。它是一部从柏拉图时期到希特勒和斯大林时期的“筑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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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多着墨于开放社会的敌人而非朋友，因为这些敌人数量是如此之多，且力量又如此之大。人类心智可能会强烈地倾向于开放社会的概念，但开放社会是不稳定的，也是令人不安的。此外，本能的呼唤配合以封闭的宗教，都在不断地把人们往回拉。波普尔将雅典人对民主的反对（他认为这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有所反映）和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对（在黑格尔思想中达到高潮）进行比较。在上述两种情况中，波普尔看到相似的现象：反动势力用传统宗教和价值观作为武器，奋力扼杀开放社会。波普尔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中也看到了正在起作用的某些相似性。波普尔认为，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就存在开放社会的自由和正义元素与封闭社会的历史决定论倾向之间的斗争，后者引自黑格尔的理论，对人类自由理念有着极大的敌意。苏联的共产主义更不必说，波普尔看到的是封闭社会的拥护者再一次践踏着开放元素，并奏响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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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正确的，历史上为创造开放社会所付出的努力大多付诸东流，或者顶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部分成功。希腊的开放民主社会就有要退到暴政统治的明显趋势。每一个共和国里，都有一个恺撒；每一个元老院里，都有一个苏拉[3]。这些模式从古代遗留了下来，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大部分欧洲社会在17、18世纪几乎无法向前发展，因为现代化曙光的压力导致了君主极权专制，而不是民主化的日益增进。英语世界的“金发姑娘”经验并非典型；许多小女孩在暗夜之中穿过阴森的树林向西方前进时，最后都成为饿狼的腹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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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英国和美国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开放社会。古典时期至少也短暂地出现过几个开放社会。许多意大利城邦可以振振有词地声称自己是开放社会，汉萨同盟北部的贸易城市也具有开放城市的很多特点。但比起这些早期的开放社会，荷兰和英语国家的开放社会形式显得更加强大、广泛和持久。那些早期的开放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它们在特定的城邦出现，这些城邦通常只有几万人，且它们在出现后不久就会因为外国军事力量或国内反抗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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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社会有着迥然不同的历程。它们不仅是在别人消亡的地方存活了下来，而且已然繁荣兴旺。不仅如此，它们已经很成熟了。世世代代、岁岁年年，如今的开放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放。奴隶制被废除，妇女拥有了投票权，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教育。在更早的年代，开放社会犹如罕见又极其娇弱的花朵，只能在所有条件都具备之时短暂绽放，之后迅速凋零。如今至少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开放社会如同耐寒的四季常青植物，年年绽放，而且似乎对所有的枯萎病都具有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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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不仅仅是开放的社会，它们还是动态的。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发展原则推动它们向前发展。在波普尔的眼中，开放社会仍是一株脆弱的植物；要了解动态社会，我们需要回到柏格森这里，以及他的思想中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动态宗教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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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宗教来自本能的需要，是一种使得封闭社会的成员牢固地抓住戒律和传统的力量。苏格拉底因藐视宗教而被判处死刑；在现代欧洲历史中，有组织的宗教常常引起思想和政治上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抵制。在很多地方，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静态宗教在日益被资本主义影响的社会努力加强一致性。原教旨主义可以说是静态宗教的愤怒反应，它试图重建受到威胁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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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比波普尔更为乐观，他是一个相信进步的哲学家。他认为，尽管有出现倒退和反对力量取胜的时候，但人类社会仍然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开放。现代社会所容许的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在中世纪的欧洲是不存在的。无论人类政治体制有多少弊端，专制时期人们的意识与过去的原始时期相比，显然发展得更为全面、更加独立。世界在向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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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认为，人类对变化和发展的迫切要求和保守主义的本能一样，是深深扎根于人类本性当中的。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变并不违反人性，而是人性的实现。人性既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原因，也是追求一致性和保守主义力量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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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变的本能和保守主义本能一样，必须通过人类意识来表现。柏格森心目中的人类有如那些动画卡通人物，一个天使和一个恶魔各站在一边肩膀上，耳语着相互冲突的意见——在柏格森的观点里，二者都是人性正当且正常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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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静态宗教是人类意识呼唤我们去接受传统的社会价值和局限的话，动态宗教则是柏格森比喻的天使，呼吁人们向更加开放的社会发展。如同静态宗教一样，它在个人心理体验中有多种形式：一种躁动不安的感觉，对新体验的渴望，脑海中响起的警告或命令、远景、梦想或理念。柏格森的父母均是犹太人（分别来自英国和波兰），他和有组织的宗教有着复杂的关系。他早期的作品被天主教会禁止，但到他晚年时，他又和天主教会和解了；他不肯正式改教只是一种姿态，表明他与受到维希政府迫害的犹太人团结一致。根据他的遗愿，一位天主教神父在他的葬礼上为他祷告。（柏格森，法兰西学院院士，拥有无数荣誉和多项任命，这些他宁可全部放弃，也不向维希政府请求使自己免受法国犹太人生活范围法律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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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主义，尤其是天主教的神秘主义，在柏格森看来是动态宗教的特征表达，但就我们的意图而言，关注席卷社会并呼唤人们西进的某些神秘愿景和理念更有用处。尽管受到年代久远的传统之制裁，人类对社会平等的愿景还是摧毁了贵族统治。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民主制度的神秘理想轰倒了王权，幸存的君主被迫接受人民享有主权的事实。种族平等的愿景推动了殖民地自治化和美国的民权运动。近几十年来，男女平等的愿景给很多社会带来了社会关系的革命性改变，而且这项事业仍然任重道远。这些愿景并不需要去和正统或有组织的宗教相联系以变得强大，实际上它们在全世界的进展可以说是不受任何教派支配的。同样真实的是，当这些愿景和某些超越它们自身的东西联结起来的时候，它们确实显得更为强大。在美国历史上，很多饱含愿景的运动，如废奴主义、妇女选举权和民权运动等，其领导者都是世俗的并不属于任何教会的人，他们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那些人们为之受苦受难，甚至可以为之奋斗至付出生命的意愿归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后者超越了他们当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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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愿景中最为强大的、被柏格森称为“神秘”的愿景，引导了人类新的生活方式。阿西西的圣方济各、锡耶纳的圣凯瑟琳、马丁·路德、圣依纳爵·罗耀拉或小马丁·路德·金，都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梦想着以人们前所未见的方式开展新的生活。一位女性或一位男性以直接或主观的方式体验愿景，但理想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其他人（间接体验到或是通过书本读到这些理念的人们）都能感受到它巨大的力量并受到激励要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他们持之以恒地丰富并深化着人们的世界观，并给予我们全新的选择和全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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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愿景并非都是宗教的。文艺复兴时期追求人类丰富完整生活的理想就不属于古典基督教。中世纪时期的游吟诗人带着他们有关浪漫主义爱情的新观点，对当时的宗教和社会秩序不屑一顾，但这种理想对增加人类体验起到了无比重要的作用。出现于18世纪魏玛和19世纪巴黎的波希米亚式理想，无论是好是坏（或二者皆有），在今天这个时代，仍然影响了全世界无数青年人和为艺术而奋斗者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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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宗教能够使人们不拘泥于传统宗教结构——爱默生、梭罗和亚伯拉罕·林肯，他们都感受到自身是遵循精神的冲动而超越了宗派和教派的各种界限。动态宗教使得卫斯理宗有勇气脱离圣公会，也导致了后期圣徒教会（摩门教）迁往德撒律（犹他州）。它同样能够引导人们去寻找结构和教条中全新的含义和可能性，即使它们曾经如同尘土里的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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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动态宗教所引导的方向和静态宗教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两种宗教体验却有一定的共同点。它们都超越自身，使得人们的感知能力更为丰富，使得世界更为宽广，更重要的是，它们将超越体验及其意义注入普通人的意识当中。它们是神圣的，并伴随着一个不同寻常、引人注目的本性中的愿景、声音，抑或其他的表现形式。它们始终心怀信念；对于那些收到神启信息的人来说，它们是权威公告。“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复活的基督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如此呼唤。摩西在旷野中看到了灌木丛。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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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作为创建开放社会的动力，或是封闭社会逐步地向更为开放的形式转变过程中的动力，动态宗教的概念却没有出现在波普尔改编的柏格森范式中。这种半清醒状态下的排斥一旦达到使得站在开放社会一边的精神力量被调动起来的程度，也许就从侧面反映和强化了波普尔的悲观历史观点。从波普尔的角度来看，由心理力量来支撑开放社会是站不住脚的；深层的本能驱动把我们拉回到传统和封闭的舒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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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自觉“现代”的观察家都看到了这种在开放现代性的黑白现实主义与封闭传统和神话中的梦幻色彩及想象之间的选择，但如果我们将柏格森的动态宗教考虑进来的话，这种悲剧性的选择便不复存在。伟大的愿景照亮了西方世界的天空，驱使我们起程去激起人类心灵深处的震颤——就如那些记忆的神秘和弦将我们与过去密切关联。宗教和神话并非总是那么保守；进步的追随者和保守主义的管家一样敬神，苏格拉底（至少）和置他于死地的刽子手们一样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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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动态宗教放在“现代化”愿景之外的并非只有波普尔。启蒙思想所隐含着的世俗化深入人心，而且文明的概念就如同一个悲剧性的必然选择，不可避免地将人类本性中最根本的元素剥离开来，这是19世纪浪漫主义书信和20世纪的学者论述中最常见的比喻。然而这显然是事实：那些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把现代化进行得最为彻底的国家，人们认为它们依赖于经济和科技进步，如19世纪的英国和如今的美国，但它们比绝大多数国家在宗教信仰方面都虔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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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世界国家带头向西远进并且在全世界保持领先地位，这种能力的关键不在于它们现在或以前比其他社会更为世俗化。事实上，当20世纪的英国变得更为世俗化时，其从前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和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动力已然丧失，并且它在不断下降——至少是暂时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前沿阵地滑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甚至写下“对帝国的信心丧失往往和对上帝的信仰缺失紧密相连”。[4]（无须去信仰上述二者的人们都能看到宗教信仰的缺失对英国全球角色的影响。）托尼·布莱尔这位曾经号召英国人民再次冲击全球化（格莱斯顿式的使命）的新帝国首相，可能是除了斯坦利·鲍德温这位在从格莱斯顿辞职之后入住唐宁街10号的首相之外最为虔诚的基督徒。当美国在20世纪后期进一步扩大其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优势时，它也同样经历着可与早年“大觉醒”时期相似的宗教复兴，这类宗教复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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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必须寻求对英语世界支配地位的解释时，动态宗教可能是比世俗化更好的答案。一个开明的现代化并没有战胜英语世界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相反，在英语国家的宗教生活中，动态宗教渗进静态宗教，并成为它的补充物。金发姑娘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穿越黑暗恐怖的丛林向西进发，是因为如同她之前的东方三博士（Magi）[5]一样，有一颗星为她照亮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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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狄浦斯（Oedipus），著名的希腊悲剧主人公。他是希腊神话中忒拜（Thebe）国王拉伊奥斯（Laius）和王后约卡斯塔（Jocasta）的儿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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