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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去伦敦的旅客，对于那种味道产生的印象远比伦敦钟声深刻得多。除了臭气熏天的污水坑和泰晤士河，伦敦的街头巷尾每年大约有超过75000吨的牲畜粪便，主要来自那些拉车的马匹，以及从郊区赶去集市交易的成群牛羊猪。[9]楼上的居民把夜壶里的粪尿直接从窗口倾泻而下，对楼下行人造成了可想而知的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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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是极其严重的。17世纪和18世纪的伦敦，瘟疫和鼠疫肆虐横行。1665年伦敦大瘟疫暴发，导致超过10万伦敦人死亡。尽管1666年的伦敦大火清除了瘟疫，其他疾病仍在肆虐，城市的死亡率远高于乡村。霍乱于1832年从印度蔓延到伦敦，在当时伦敦恶劣的卫生条件下大行于世。疾病的不断暴发迫使有钱人迁移到郊外，而穷人大批死亡；仅在1849年1月，伦敦就有超过14000人死于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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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遭遇稍好一些，但其人口增长速度同样迅速。晚至1790年，纽约市五个行政区的人口加起来也不超过5万。1850年人口普查显示有约70万，1900年是340万。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环境是肮脏不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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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纽约，猪在泥泞、往往未铺砌的街道随意漫步；卫生条件已迅速沦为和伦敦同一水平。迟至1842年，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仍经常看到成群的猪在街上游荡；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提到过，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就认为猪是蓬勃发展的都市中“最值得尊敬的人口的一部分”。著名规划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ad）早在内战前就开始设计规划纽约的中央公园；他发现59街以北的城市简直就是“浸淫在猪圈、屠宰场和熬骨车间漫溢的淤泥和污物中，恶臭让人窒息”。[10]霍乱也同样在纽约横行。大约有5000人在1849年死于这种可怕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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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资本主义急速发展和变化所引发的麻烦，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难以迅速应对。大量涌入的移民、迅速崛起的新型产业，以及健康和卫生方面新问题的出现，迅速得令当局不知所措。四处可见的贫民窟、猖獗的犯罪行为、极不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种种在英美世界这两大都市都激增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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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出现在世界上两个最善于管理资本主义变化的国家的状态。英美两国有相对负责任的政治体制。它们的民间团体非常活跃，亦有日益壮大的慈善家队伍，以期帮助改善同胞们的生活条件。生机勃勃的宗教文化引导它们寻找解决这个世界问题的务实方案。这两个早期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在科技和金融上取得的成就使它们得以在全球竞争中傲视群雄，享受着几乎从未间断的经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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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当今有那么多的国家在面对全球发展所需的快速变化时，仍很难去调整和做出改进。当今世界的城市聚集远比盎格鲁-撒克逊城市曾经的发展快得多。从1950年至今，巴西圣保罗的人口上涨超过1500万，印度孟买的人口也上涨了大约1500万。[11]如此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足以让伦敦和纽约的市政府陷入瘫痪，而如今发展中国家都要面临这样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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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难怪，腐败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是个问题。很多政客都秉承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逍遥信条，认为财富就是官职的奖赏。通常情况下，他们观点形成的背景和沃波尔运作的背景并没有太大不同。光荣革命之前，英伦诸岛的大多数人都把国家当作国王的财产。不切实际的理想状态是，国王应该管理国家，并把自己从土地和收费中得到的收入用来支付维修，但这很少如愿。国王安排官员的工作，所以酬金和福利就是交易的一部分。甚至在19世纪的美国，这种老旧体制的遗风依然残存；美国的驻外领事就是一例，他们征收输美贸易的百分比税收就是他们法定收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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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个人所有的国家显然已不适合现代世界的状况，当今的政府工作要求更多的独立性、专业精神和专门技能，旧有体制不能可靠地提供它们。然而对于在老派国家的道德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许多当代美国人认定的腐败并不是错误的，沃波尔爵士或马尔博罗公爵都没做错。在如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部落和王朝义务之间的复杂关系、传统形式的顺从，以及从更为软弱、不负责任的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仍在继续塑造着被支配者和当权者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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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爆炸的城市，非洲的拉各斯和内罗毕就是例子；但是，城区的过度拥挤和贫民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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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拿虾类养殖产业来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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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匠的食物清单上，牡蛎并非唯一的甲壳类动物。每年，仅美国人消费的虾类就超过了10亿磅，其中大约90%是进口得来的。虾类很多产，而且成长期短，很快就可以食用；它们很容易捕捞，而且方便冷冻保存，还可以卖出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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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得飞快，沿海国家的人们，像泰国，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没用的红树林沼泽地开发成有利可图的虾塘。产量飞涨，工作机会得以创造，财富产生，丰厚利润滚滚涌入昔日被人遗忘的闭塞落后的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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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管理得当，这本来会是天赐良机。但是，这繁荣景气实在是太快、太巨大，不久各种账单便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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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红树林沼泽看上去对农民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但是海洋生态系统却需要它们作为鱼苗的栖身之所。由于鱼苗栖息地的消失，其他鱼种的产量直线下降，只有虾类产量飙升。接下来，农民们还有更多的苦恼。巨大的虾群和它们的食物污染了水路，使得虾以及其他海洋生物死亡。[12]高密度的虾群容易造成多种病毒感染。在拥挤不堪的池塘，健康的虾吃下有病的虾，吸收病毒又继续传染。鸟又飞来吃那些被病毒感染了浮在水面上的虾，然后鸟粪可能又排泄到其他的池塘，甚至可能是几英里之外的地方。惊恐万状的养虾人在面对池塘里的虾群大面积死亡时，开始用干净的海水来把它们冲出去，这样就又把病毒和污染带到了附近的水域。瘟疫蔓延开来，不仅彻底摧毁了虾群，同时也让农民们用于投资这一有前途的新产业的积蓄消失殆尽。仅在一年时间里，曼谷附近的养虾场就有80%走向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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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低下、资金不足、未受训练且腐败堕落的政府基本无力应对。适当的法规无法确立，更别说去执行了；官员因受贿而寻找其他途径；有权势的政客保护特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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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可悲的，但并非稀奇事。这一飞速增长在规模上甚至超过了英美两国在工业革命时代最紧张时期所要面对的态势，发展中国家为应对这一切而付出的巨大成本和高额负债将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摆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高级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Economy）估计，中国在解决污染及其相关问题上所花费的成本每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12%。中国北方的沙漠化速度在上一代已经翻倍。内陆省份四川的森林乱砍滥伐现象快速又彻底，全省90%的原生林覆盖已经消失无踪，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家具、纸张或筷子。易明的报告指出，正是对森林的乱砍滥伐加上对湿地不受控制的破坏才造成了1998年长江那场巨大的洪灾，使3000人丧生，500万百姓无家可归，超过5200万英亩的土地被淹，经济损失超过200亿美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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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在发展中国家的爆发则更具毁灭性，因为很多城市的住宅都是违章建筑，如果存在建筑法规的话。当司机在雅加达和孟买这类城市庞杂混乱的交通拥堵中又热又闷时，空气污染每年让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在城市极为快速又完全无计划、无节制的增长态势下，消防、救护及其他服务显得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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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正面对汹涌的变革浪潮，希冀尽快赶上领先经济体，由此产生的人的问题很容易被遗忘。这并非仅是不合格的城市规划和毁灭性污染的问题。吉勒斯·凯佩尔（Gilles Kepel）是国际上顶尖的激进伊斯兰运动专家之一，他把埃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因于高等教育的经费不足、人员配备不佳、考虑不周和组织不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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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佩尔认为，与其称那些学校为大学，不如称为“长期培训机构”。他的观察报告指出，超过50万的学生注册“严格划分成狭窄学科、以考试为基础颁发学位的项目，成效并不比只靠日常例行背诵手册指南的《古兰经》经文学校高”。凯佩尔在研究中发现，收入微薄的教授要求学生去买质量低劣的应考小册子，死记硬背上面的内容以拿到学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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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院校读书的学生们被告知——很多人实际上笃信——他们所受的专业教育是可以让他们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实际上，他们得到的只能是机构臃肿、能力低下的埃及政府为大学毕业生安排的低薪工作。在凯佩尔看来，这些学生的处境，以及伊斯兰政治运动有组织地帮助学生解决问题的事实——比如向学生提供价格低廉的必修课“手册”，这样他们可以不去付给教授高昂的学费——都对伊斯兰教激进派别在埃及的崛起贡献卓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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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更多受过半吊子教育的焦躁不安的年轻人郁闷地在臃肿又低效的政府部门寻找薪水过低的工作；与此同时，埃及各行各业都迫切需要合格的大学毕业生。现有体制部分是总统纳赛尔（Nasser）为迎合现代化大潮而组建，以期改变这个国家，可是埃及根本无力承担这个体制所需的巨大花费，而且其提供的所谓服务也是这个国家目前根本用不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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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富人们纷纷把孩子送到海外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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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大学体系并非最差的，远远不是。尼日利亚的大学情况更糟糕；墨西哥的大学在某些方面可能好一些。环顾当今世界，在一些最需要掌握现代技术的年青一代的国家，充满渴望又有才华的年轻人都被塞进了这样的教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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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都可以说是老问题了，而且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会慢慢解决这些问题。社会更加富足，同时也积累了更多应对资本主义发展巨变的经验，它们乐意也有能力着手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更多关注健康安全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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