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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中平静的那一面在苏族人当中消失了。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信念，仅靠跳鬼魂舞来等待白人放弃部落的土地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是把白人逐出去才对。幸运的是，那些身穿鬼魂服装跳鬼魂舞的印第安人，在白人的武器面前将会刀枪不入。在沃夫卡的异象的鼓舞下，很多苏族人民拒绝接受美国军队规定的越来越难以容忍的不平等条约。这种抵抗最终招致了悲惨的伤膝河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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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运动并非仅限于那些处于扩张文明国家边缘的小国家和小民族。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参与者在西方以“拳民”著称，该运动也被称为庚子事变（拳乱）。他们都相信只要穿上所谓的神衣，就能保护自己刀枪不入；只要虔诚相信那些传统的中国道法，就会拥有超自然的力量，从而把外国人赶出去。欧洲历史上也同样有这样的例子，卡洛斯战争的士兵反抗在他们看来世俗的、反宗教的西班牙政府，他们相信有耶稣圣心特别赐福过的图像将使他们在抵御装备精良却邪恶的（还有英国在背后撑腰的）敌军时，能够刀枪不入。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时候，军队和政府中也有部分派系有相似的信念，如能回归（假定的且非历史的）纯粹，日军就能赢得二战。狂热的神风敢死队——首个有组织的自杀式轰炸机突击队——就是该运动的一个部分。还有很多这种绝望的文化或次文化的例子，实力强大、难以抵御的外国文化带着压倒性的破坏力将局势抛到了风口浪尖，人们开始相信如果能够回归纯粹的根源，就有可能出现奇迹，峰回路转，绝处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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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组织这类运动和那些早期的例子显然有很多共同的特质。如同坦斯克瓦特瓦的信众，赞成向外国人妥协的现代伊斯兰鬼魂舞领袖就是宗教的离经叛道者。在抵抗苏联入侵的阿富汗战争中，本·拉登的追随者普遍都存有异象和梦想，想必这些仍持续鼓舞着当今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的成员都相信，如果他们和穆斯林人民齐心协力摆脱与摒弃外国和西方的传统习俗，全心全意接受伊斯兰早期追随者的正道，安拉就会让他们战胜敌人，无论这些胜算看上去多么令人生畏。“9·11”袭击那样有使命感的自杀式人弹与劫机者和两伊战争期间不断奔赴前线的一波又一波热情高涨的年轻士兵一样，无不显示出这些信念的力量，让人们尤其是那些年轻人能够直面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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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鬼魂舞者们并非总是在政治或文字的旷野中被边缘化的局外人。农阿悟斯迅速得到了科萨领导人的支持。坦斯克瓦特瓦运动吸引了众多强势领导人和优秀民众来支持，他们帮助坦斯克瓦特瓦的兄长特库姆塞（Tecumseh）建立了最为有效的印第安人联盟。慈禧太后支持反对外国势力的义和团。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就是在魏玛共和国那些被孤立和边缘化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鬼魂舞者中间开始的，他让一群形形色色的狂热分子、疯子、恶棍和狂想家在德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上台执政。在伊朗这个可敬的国家，跳着鬼魂舞的阿亚图拉·霍梅尼成为掌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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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鬼魂舞者们的出现往往预示着文化或文明内部的斗争将达到顶峰。美国印第安人的鬼魂舞运动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并不是伤膝河大屠杀，而是文化资源和力量的发现，这使全美各地的土著在面临失败之时还能保持自己的语言和荣耀。科萨政治历史当中最响亮的名字并非农阿悟斯，而是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中国开始革命和现代化进程，在经历了漫长的恐怖和血腥后终于在全球历史的中心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大多数鬼魂舞者的历史命运都用他们徒劳无功的行为说明拒绝的路是行不通的。一旦他们不走这条路，真正意义上的更新和调整才能开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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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盲目乐观地欺骗自己。以赛亚·伯林对文化多样性有着极为深入的研究，也认真倡导这一多样性，但他警告说，一个因历史发展而感到深度愤怒的集体用令伤口更难愈合的方式来改变。在反思那惨绝人寰、主张种族灭绝的民族主义——这种思想将20世纪的欧洲折磨得奄奄一息——时伯林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强大外来势力入侵造成的历史苦难和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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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个世纪的外来侮辱和统治，尤其是在法国人手中的经历，德国民族主义发生了灾难性的转折，走向反犹太人和沙文主义。伯林写道：“沦为那些自大邻国的蔑视或是屈尊俯就式宽容的对象，不管对个人还是社会来说，都是最难以承受的痛苦经历。对此的回应多半是对人们真实或是虚构的美德的病态夸张，如同将怨恨和仇视投向那些骄傲的、幸福的和成功的（国家）……那些无法夸耀自身强大的政治、军事或经济成就的人……只好从自由和有创造力意念的精神生活中寻求安慰和力量，这种精神生活并未被邪恶的力量或复杂的局面玷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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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认同赫尔德的观点，即扩张成功的社会开始了野心勃勃的全球转型工程，为痛苦和仇恨的产生助了一臂之力。两百多年前，赫尔德就抨击了欧洲殖民主义和全球贸易所带来的后果。他质问道：“难道这些土地，不会或多或少发出复仇的呐喊吗？”残酷的西班牙人，贪得无厌的英国人，“冷酷鲁莽的”荷兰人已经征服了大部分世界，并传播着我们所说的文明：我们“不敬地假装是通过这些伤害世界的行为来实现天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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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写道，这些压迫和征服的行动带来的是漫长的破坏性后果。罗马对“野蛮人”的征服摧毁了他们的原生文明和文化，迫使隶属的民众在不适合他们的天赋和文化的架构中求生存。事实确实如此，即使罗马人的征服给他们带去了“更高的”文化和强迫其改信基督教。这种普世化的入侵者所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危害在日后的岁月中一再回响。英国将领们、商人们和传教士们勤奋努力地把他们的价值观传播到亚洲和美洲，也并非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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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的征服和战争的后果至今仍在国际秩序的基础上和大多数人的意识中回荡着，它影响到了国际秩序的基础，并存在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意识当中。对世界不同文化、集体和国家的应有认识，对于任何有志长存的秩序而言都是必要的。几百年的压迫和不平等调和出了真正古怪的大杂烩，要求平等的正当需求、浮夸而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观念、嫉妒、仇恨，再加上强烈的复仇欲望，把本已相当艰巨棘手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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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那些正确或错误地认为他们的公正和合法愿望无法在现有海洋体系框架中实现的人和事，将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国际政治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关注点。当今世界文化和文明彼此日益紧密接触，在这些文化触碰中无法避免地会产生压力和张力，因此文明的外交将成为国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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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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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规律迫使世界不同的文化彼此触碰。不管人们是否乐意，如今所有国家注定要紧密联系，处理彼此的关系，并相互影响。这也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将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地球上其他地区的方式之一：大众旅游、即时通信科技和全球经济一体化都是海洋体系的产物，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领域以满足其目的，地球上其他文化别无选择，只能去应对这个不断变小的世界所带来的种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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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防止恐怖主义的兴起和蔓延，同时又要更广泛地促进全球社会的和平发展，沿着对动态社会的安全和利益有利的方向前进，因此经营好海洋体系和受其影响的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是美国外交政策在未来数十年中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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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个四年几乎就是一本教科书，记录了美国因忽视国际生活中集体承认的持久重要性而导致外交政策危机的案例。他的欧洲政策公开践踏了冷战盟友的感情，质疑了大西洋联盟的组织结构，种种行为使大部分欧洲地区公众对该联盟的支持大大减少。那时小布什政府似乎沉浸在国家的相对孤立和单边行动方面的能力中而自豪不已，并且很乐意提醒像德国、法国等国家，它们已经不是从前的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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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后来被证明是根本不必要的，也是计划不周的，这也提醒了美国的盟友们，美国并不像它们想象的那样明智。带着无来由的轻蔑和高高在上的姿态，像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那样的政客们使美国在世界上大多地方都令人生厌。这并不明智；它有可能触发人们唤起以往的回忆，惊扰最好是能安静长眠的古老幽灵。美国当今主要的欧洲盟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昔日的对手——撒旦或者有抱负的魔鬼们在海洋体系压倒性的实力面前也只能低声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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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又当如何？”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在地狱里注视着上帝那里难以承受的奇观时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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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因为战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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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霸整个天庭而喜不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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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打了败仗，但决心继续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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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并未完全失败——不可征服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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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仇的狂热，不灭的嫉恨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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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屈服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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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膝躬身去乞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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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军所震慑而质疑自身权威的他的恩宥，把他视若神明，那太卑贱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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