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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群体是秉承传统的信奉者，他们是各种文化形式和认同政治的参与者们。他们大多是平民民族主义者，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才能够成为国际生活的基础，或者至少他们也要保护自己免受没有灵魂的其他种类国际主义的影响。我在其他地方写到过杰克逊政策的拥护者们——美国的平民民族主义者通常抵制将权力移交给国际机构，因为他们并不信任外国人，并且认为这些外国机构对于美国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威胁。这种观点并非只在美国这一个国家普遍存在。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很多人都觉得国际组织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是变相的殖民主义，意图继续延续欧洲或西方势力。对于法国和美国启蒙理念可以构成一个全球通用有效的针对人权的方法，有权力和名望的人士对此进行了抨击。他们认为，“亚洲价值观”通常被认为是更具有共融性而对抗性较少的，这必须被考虑进去。西方社会不应当把国际机制作为工具，而把西方理念强加给亚洲社会。妇女权益问题也是诱发反对意见的原因，他们认为西方人将自己认为适当的性别关系模式强加给那些不同背景的不同社会，这是不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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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些论点在西方人听来是缺乏可信度的。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为维护他自己在津巴布韦日渐残酷和具有破坏性的暴政，调用非洲的认同政治来对抗英美和欧洲国家对其政府尊重人权的呼吁，几乎没有西方观察家们被他自私自利的花言巧语说服。然而，穆加贝的言辞在许多后殖民时代非洲的很多地方都不断引起共鸣。这并非称颂穆加贝在经济管理方面的能力，大部分为他观点喝彩的人都没兴趣在他的统治下生活；但在如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认同政治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从阿根廷往北，拉丁美洲同样有着传统平民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他们抵制那些植根于英美启蒙运动的理念和观点在全球的普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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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社会像当年的英国安妮女王时代一样，被三极引力划分开来。而且，正如安妮女王时代一样，任何一种引力的趋势都没有强大到迫使另外两个去遵守它的指令。激进的伊斯兰教不能通过圣战来征服世界，让伊斯兰王国和伊斯兰沙里亚法律覆盖全球。欧盟也不能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时将理性原则和民事法律强加于人。美国不能对人类强加基督教信仰或自己的民俗和文化价值观。中国和日本能够并将成功抵御国际生活的西方化，但它们并不能以强加亚洲价值观作为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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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从某种程度上说，全球社会能够建立起来，以共有机制来满足全世界不同社会和文化的需求，这一社会和机制将必须是安立甘式的。也就是说，它们的权力是有限的；它们将从有时相互矛盾的假设开始；它们将以如下的方式建立起来，即能够从自身观点的对立面被解读并被认为合理。它们将是一个大杂烩，而不是系统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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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制和国际法看上去已经更像是以先例和历史事件为基础，而甚少是一直运用理性原则的结果，这有点类似英国的普通法。头脑最为清醒的支持者们通常以法律为基础，并以制度化界定国际体系，他们普遍对这种状况深感遗憾，并希望能以更合理的体制代替。这可能是个错误。包容，即使只是欢迎一种更为多样化、更少统一化的方式通往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导致建立更为有效并得到广泛接受的机制。这也部分显示出，把权力移交给有特定文化价值观和环境的地区，会比在普遍的全球背景下更好地适应当地情况。放眼未来，一条通向国际社会更加有效和公正的道路很可能是曲折迂回的，如同英语社会当年为自身社会的理性、传统和宗教观相融合所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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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英语国家努力创建了第一个全球社会，并创建出一套经济和政治体系，这一体系寻求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与其快速发展保持了同步，给有着截然不同价值观和喜好的人们找到了可以在一个开放又充满活力的体系当中共同做事的途径。这不是三百年历史的糟糕展示；英语世界在人类历史上的影响和为现代社会打下基石的东西方伟大文明一样极其深远，海洋体系的故事还远没到可以画上句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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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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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盎格鲁-撒克逊的实力优势到底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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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切斯特顿曾经写道：“奶牛可能纯粹是为了经济效益的，在这个概念上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它们在吃草或是寻找更好的牧场；所以，奶牛的历史在卷帙浩繁的史书中读起来有些枯燥。”[1]牛都是平等的；公牛可能在特定的畜群内为霸主地位而展开争夺，但目前还没有受压迫的种族或种姓为历史恩怨而怀恨在心，并密谋推翻牛霸。根西牛并不羡慕安格斯牛；牛并不煽动它们的权利；赫里福牛并不对婆罗门牛的特殊地位而心怀不满，得克萨斯长角牛不会因其在外交政策中不可预测的单边主义而恐吓和冒犯其他牛。这一切似乎是一幅宁静的田园画，但是人们到底想要和牛有几分相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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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的问题困扰着自由开放的社会。乌拉圭评论家罗多就曾批评美国社会是帕斯卡赌注式恶性循环的一个样本，一个除了追求富裕之外没有更高目的的社会，美国文明中缺乏经济之外的更高尚价值观成为罗多对美国人的核心批判。罗多认为，人类的精神远比这些更伟大。美国人执着于经济上的繁荣使社会在物质层面强大，但智力和道德层面则相对较弱。他用卡利班来比喻美国社会，卡利班是莎士比亚的悲喜剧《暴风雨》当中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仆人。他用了剧中的另一个人物——拥有崇高精神的精灵爱丽儿——来比喻经济欠发达，但拥有更高智慧也更有教养的拉丁美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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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比罗多对美国价值观的批判更大，直接进入到西方启蒙运动的核心。自由主义的启蒙运动向全人类承诺了个人自由和人类的物质富裕。这个目标对于牛来说，应该是非常适当的，如果人类是牛的话。但如果这个运动对人类的贡献只是物质上的改善，那么，自我牺牲、高贵、勇气和光荣的特质又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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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指出，在黑格尔式历史终结当中，总有一些悲伤和未竟的成分掺杂其中。经历了血与火的历史进程，善恶之间的争斗，进步与倒退，从野蛮和奴役中追寻文明之光，最终到自由公民社会这一路的漫长攀登，我们终于努力登到山顶见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奋斗的巅峰：霍默·辛普森（Homer Simpson）。[2]人类加入了牛群，就像约翰·列侬脑海中想象的乌托邦的居民，“没有杀戮和死亡”。世界变成了一个大商场，全人类都在那里购物——永远。尼采把这个和平的购物天堂中的人们称作“最后之人”，并与满足于这类世界的人们进行了最激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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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以让人类灭绝的核武器大屠杀相比，这是个人们更乐见的未来，但它只能算是痛苦的虎头蛇尾。难道过去所有的英雄主义、所经历的痛苦、全部的激情信念、做出的牺牲、宗教和政治之间的争夺，种种这些只是为了打造一座购物天堂吗？难道自由社会真的只是一味谋求物质财富的积累吗？这是世界上对美国计划最为深刻的批判：仅仅是“忙忙碌碌”，喧嚣恼人，此外却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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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不只是一个冰冷无情的商人们在无止境地追逐无聊工作的空洞社会，它还是意义、道德和诚信的敌人。随着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各地，美国的消费文化也慢慢渗入成为全球共识，所有的一切让人生更有意义，让人类比奶牛要更高贵、更有趣的东西开始渐渐消失。美国的胜利就是人性的灭亡；这种观点可以使像马丁·海德格尔那样不是非常热诚的前纳粹支持者和像萨特那样不是非常热诚的前斯大林主义者团结起来，再把这些人和罗多这样的拉丁美洲人道主义者联结起来，最后还要加上伊斯兰世界里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激进分子。“我们通过痛恨美国而敬拜上帝”，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者塔里克·希勒米（Tareq Hilmi）博士曾这样说过。对抗美国及其有险恶用心的影响就是为真实的人类经验和价值观的存亡而战，无论我们如何分析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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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批评最好的也是我认为最为果断的回应是亨利·柏格森的做法。柏格森认为，人类有着成长和变化的本能。这种本能并非人们性格当中暂时的方面，而是我们身份的永久特性。如果柏格森是正确的，那么黑格尔派则是错误的。从黑格尔派的经典观点来看，人类创造历史的原因好比牡蛎产出珍珠一样。对牡蛎来说，可能是一粒沙子掉进了肉里让它很不舒服，对于人类来说则是社会不平衡所带来的不适，我们竭尽全力想让这种不适症状消失。牡蛎不停地分泌黏液去覆盖让它受刺激的沙子；人们则一直努力克服社会的不平衡来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在这两种情况中，只要疼痛消失，我们也就立刻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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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个理论就遗漏了英美计划的本质，更广泛地说，是错失了人类的伟大。这个开放式的活力为英美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前进的动力，从这个方面来看，柏格森的功劳是大于黑格尔的。对更多的科学和技术知识的追求，以及对那些知识成果能应用于日常生活的追求，并不像追求更快的汽车和更好的电视接收信号那么简单。它是一种对满足人性求变本能的需求，产生于人类牢固嵌入内心深处的信仰，通过改变我们感受到超越和神圣。英美社会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逐步在英美人构建的框架中成型，物质和社会进步是它们的基本特性，最终反映出对意义的追求，而并非对舒适和财富的追求。和黑格尔历史观不同的是，这个追求并没有可预见的结果，因为追求本身就是人性永恒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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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这都是真的，那么社会将永远无法达到最后阶段，政治永远不会停下变革的脚步，只要人类还存在，人们将不断改变自己并继续争论不休。我们仍是亚伯拉罕的后人，受到呼召走向超越，这需要我们离开熟悉之地，并接受在不断发展的世界中新生活带来的种种挑战。从盎格鲁-撒克逊的观点出发，投入这场冒险并不是唯物主义的，即使这个追求过程确实给我们带来了物质利益。放弃追求是唯物主义；避开这个挑战意味着拥抱纯粹的物质存在，并且放弃使人类生活真正具有人性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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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自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的超然呼召，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等人以为自己的事业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和精力做回应。卡内基和福特在政治和商业方面都具有远见卓识；卡内基巨大的慈善事业包括和平基金会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旨在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福特的和平船则是出于善意却备受嘲讽的举动，意图通过个人行动主义和道德劝说使交战国结束一战的屠杀。（我不为他们任何一个的商业头脑或政治见识做辩护，我只是想试图了解他们或者和他们类似的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的。卡内基对罢工工人的镇压应该受到谴责，福特的反犹太主义更是如此。然而，驱使卡内基和福特的动力远远超过了物欲的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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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充分体现出人性的一面，冒着所有的危机和风险去回应亚伯拉罕的呼召、信奉动态宗教。这是受英格兰和苏格兰各个阶段改革中动态宗教运动的文化和心理影响的英美人，一直以来都被资本主义强烈吸引并持续奋斗，从而充分发挥资本主义功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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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独创性的动力驱使人们去获取所有可以获取的权力，去做任何人类可以做的事情，去学习所有能学到的知识，去建立可以被建立的，去改变可以被改变的，这种驱动力将这三个海洋强国推上了它们的全球地位。掌握并抓住这种动力的社会因此而更加富裕和强大，而那些拒绝动力或是没有处理好挑战的社会则越来越弱小。社会内部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更为动态导向的个人、宗教、机构和行业以偏好更慢、更安全路径的另一方为代价，获取了更多的权力。英美人现代独一无二的角色，部分源于他们相信动态是他们的传统：他们通过向前推进到未来来尊重他们的历史，感恩他们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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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格尔式牡蛎想要寻求安静与和平不同的是，海象和木匠想要的是不断革命。这个过程中没有可以歇脚的驿站，也没有最终的目的地，英美文明的真正目标是确保革命一直进行下去。我们正在发射一艘宇宙飞船，而不是建造一所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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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不清楚人类的能力到底可以多大，如果有限度，智力、精神、科技和文化的极限会在哪里——这取决于人类的能力。海洋秩序代表着人类能力和社会组织的最高水准，向着所有国家和文化开放，以进行对未知水域的探索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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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航行，在我看来，既是我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责任，即便我们并不能也无法预知这次航行究竟会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抵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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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肯定不会是一次风平浪静的航行。在柏格森的模型中，传统和静止的本能也是属于人本性的东西。静态宗教、各种虔诚和超然的经验、那些肯定了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力量，以及必要性的信念，是不会消失的。人们对呼召的回应将会抵制那些试图瓦解旧有传统的力量。看来，动态宗教所寻求的不断革命将从静态宗教和传统力量中滋生出同样永久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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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形式的宗教之间的斗争，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产生于普遍历史和特定历史之间的斗争。动态宗教对应的是普遍历史，是对改变世界的呼召进行的政治和文化表达。静态宗教对应的是特定历史，呼召忠于自己的根、见证支撑我们所在的特定社会和信仰传统的神圣历史所表达的人类成就和卓越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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