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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认为战争植根于人性的观点被现代的社会生物学坚定地接受了，而社会生物学衍生出的更精致的分支演化心理学，对霍布斯的论断的接受程度则低得多。[8]自劳伦兹［Lorenz（1966）2002］之后，几位著名社会生物学家，最突出的如威尔逊［Wilson（1975）2000］和亚历山大（Alexander 1979），都提出了生物演化导致战争必然弥漫于人类群体之间的观点——攻击行为扎根于人类的基因（即“人性”的一部分）之中。[9]社会学家凡·丹·伯格（van den Berghe 1974）也发展了一个基于社会生物学的攻击理论，并将它推广到了人类战争领域。他强调，人性中包含了领地性和等级制，而资源竞争则是战争的导火索。凡·德·登嫩（van der Dennen 1995）则主张，战争扎根于“兼性（facultative）的雄性联盟繁殖战略”。兰厄姆和彼得森（Wrangham and Petersen 1996）以及兰厄姆（Wrangham 1999）都就战争为何不可避免地给出了看似有力的证据——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已经发展出了领地意识，也具备利用集体暴力来捍卫领地的意志和技能，即所谓的“联手谋杀”。因此，“战争是扎根于基因倾向的适应结果”（Wrangham 1999，19；本书着重强调）。将社会生物学与演化心理学相结合，盖特（Gat 2000a；2000b；2006；2009）认为，仅凭“完整的人类动机复合体”便可解释包括战争在内的所有形式的攻击。[10]最近，演化心理学的支持者史密斯（Smith 2007）将战争与演化心理学联系了起来（相关的批判性综述，参见Ferguson 2008）。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中，塞耶（Thayer 2004）完全借鉴了社会生物学而提出了战争起源理论，并认为国家要寻求安全就必须把进攻性现实主义当作指导性理论（也可参见Shaw and Wong 1987；相关批评参见Kitcher 1985；Goldstein 1987；Bell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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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弗格森（Ferguson 2010）所指出，以社会生物学为基础的战争起源理论，其标准模式大致是这样的：首先，这些理论提供一些群居动物（包括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的暴力（或侵略）活动的证据，然后就试图说服我们相信人类生来就具备侵略性，因为人类在生物层面就是如此。当然，一旦我们相信生物原因导致人类天生具备侵略性的观点，那战争就很容易解释了——当资源竞争趋于激烈时，人类内在的侵略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的发生。换句话说，人类爆发战争的根源是其生物性或基因（即“人性”）——不同人群之所以会相互交战，是因为战争增强了个体和/或群体的（延括）适应值，特别是繁殖的成功，而资源只是用来支撑繁殖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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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用社会生物学的思路来解释战争的起源其实是错误的。我在其他作品中对社会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已经做了更深刻的批评，所以在此我仅仅概述批评的核心内容。简单地说，战争起源的社会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解释，存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根本缺陷。首先，它们往往没有区分同一群体内不同个体间的暴力（或侵略，比如结仇甚至杀人）与战争这种群体间的组织化暴力（如van den Berghe 1974；Thayer 2004；Gat 2006；Smith 2007）。[11]个体间的暴力与战争不是一回事。因此，许多所谓的战争起源的社会生物学理论，其实只是关于个体间暴力的理论。甚至黑猩猩之间的联手谋杀也不能被视为战争，因为它最多只是一群黑猩猩针对其他群体的另一只黑猩猩的孤立个体（通常离自己的栖息地比较远的个体）进行伏击而已。而这和人类（“原始”）战争的最低形式——在夜间/黎明进行偷袭都无法相提并论。[12]夜间/黎明的偷袭是指趁着另一群体在呼呼大睡而最脆弱的时候，部署一批战士攻击他们的大本营（Gat 1999）。论需要的胆量和战术的狡诈，联合谋杀根本达不到偷袭所要求的水平（Wrangham 1999；Wilson and Wrangham 2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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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所有的社会生物学理论都严重依赖“延括适应值”或其他个人收益的计算，来解释个体为群体作战的意愿（故而生物层面不仅使战争成为可能，而且几乎难以避免）。塞耶（Thayer 2004，第三章）就反复重申，人类之所以会作战，是因为战争能提高智力、武力（可以视为生理适应性）和延括适应值。但这种理解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只有从战斗中活下来（通常是所在的群体取得了胜利），才能实现这些能力的提高。[14]但对于参战者而言，战争具有潜在的致命性，所以即使他所在的群体取得了胜利，对于个体的延括适应值而言，也是适得其反的——在战斗中丧命就意味着个体失去了繁殖的机会（Ferguson 2008；Collins 2012）。[15]相比之下，反倒是群体间的合作在减少潜在损失的同时，几乎绝对能促进个体的繁殖成功（即适应值）（Kelly 2005，15297）。因此，毫不奇怪，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证据强烈暗示了人类并不喜欢战争——其实人类常常是厌恶战争的（Keeley 1996，143~147；Collin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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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战争起源的社会生物学解释全都属于生物层面，或者最多是物质层面（即资源竞争），而没有任何社会层面的内容（故而也没有文化层面）。其实，社会生物学本身是极端的非社会理论和个人主义理论。因此，塞耶（Thayer 2004，第五章）暗示了民族主义、（支撑或纳入了群体认同的）族群中心主义和排外心理都只是生物演化的产物（也可参见Shaw and Wong 1987）。但这种立场是站不住脚的。从萨姆纳［Sumner（1906）1959］以及莱文和坎贝尔（LeVine and Campbell 1972）开始，我们就理解了族群中心主义是社会演化的产物，而非只源于生物演化。[16]群体需要群体认同来维系，这种认同不是单独的生物演化的产物，而是社会演化的产物。而毫无疑问，要想动员（族群）群体进行战争，仅仅说战争可能会增加延括适应值肯定是不够的［Darwin（1871）1874，140；Horowitz 1985；Kelly 2000，4；参见Shaw and Wong 1987；Thay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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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群居动物与人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社会生物学家却自信满满地将前者的习性照搬到人类身上，而浑然不顾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并对那些不利的证据视而不见。比如，社会生物学家试图说服我们相信，由于黑猩猩是由雄性统治的，所以人类也是由男性统治的——人类无法摆脱生物的宿命（如Wrangham 1999）。然而，虽然雄性统治是黑猩猩群体的常态，但在狩猎采集的平等社会中，人类却刻意地集体抵抗男性统治（Boehm 1999；也可参见Knauft 1991，39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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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仅仅是生物演化的产物，而是伴随着人类物种生物演化的社会演化的产物。因此，任何（社会）生物学的研究和理论都不能充分理解战争这个人类特有的现象，尽管生物学的研究对战争起源有重要（但有限）的启发。人类的生物性使战争得以可能，却并非不可避免（UNESCO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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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战争的起源就需要用社会演化的方法，而非纯粹的生物演化方法。在此，社会生物学家的工作没有任何帮助——他们要么否认社会（对人类学家而言则是文化）因素的作用，要么对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整合毫无头绪（Wrangham 1999，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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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小节的最后我要强调，与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相反，我们不该畏惧人类的生物基础本身——理解包括战争起源在内的所有社会事实，就必须要用到一些生物基础。就这一点而言，社会生物学（或广义上的生物学方法）确实为理解战争的起源提供了部分基础——它强调现代人在生物层面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与基利（Keeley 1996，157~159）的理论相反，因为由生物演化所决定的那部分人性在本体论上优先于人性的其他部分（Tang 2011b；2013）[17]，所以生物层面的东西绝非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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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理论II：考古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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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两位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941）和柴尔德（Childe 1941），都各自独立地研究过战争的起源及其影响。这恐怕不是单纯的巧合。他们得出的结论也一致——战争是文化现象（更确切地说是社会现象）而非生物现象。不幸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一些人类学家一直在鼓吹“和平的野蛮人”（如卢梭）的神话。[18]用基利（Keeley 1996）的话说，某些人类学家是在给人类的过去“粉饰太平”（也可参见Carneiro 1994；Kelly 2000；Ferguson 2006，470~476）。对于原始人类基本和平相处的神话，特尼－海［Turney-High（1949）1971］给予了公开抨击。查冈［Chagnon（1968）1997］、罗斯（Ross 1985）、奥特本（Otterbein 1989；2004）、基利（Keeley 1996）、弗格森（Ferguson 1998；2000）和凯利（Kelly 2000）等人也紧随其后。他们的作品都坚决否定了原始人群和平相处的观点（相关的总结和批评，参见Keeley 1996，8~24；Kelly 2000；Otterbein 2004，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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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下一步的讨论之前，在此我要做一个较长的说明。人类学可以被粗略地分为两个分支——物质（physical）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而在文化人类学的某些角落，至今仍然笼罩在强烈的文化相对主义（或反科学实在主义）的阴影下（相关抱怨参见Keeley 1996，x；Flannery 1999，4）。我接下来的讨论基本不会参考人类学的这一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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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人类学可以进一步划分出考古人类学和民族人类学。虽然这两个子领域都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都比较偏好演化理论（如Flannery 1999；Kelly 2000；2005；Carneiro 2003），但它们是不同的。考古人类学本质上是考古学的分支——它更关注古代国家的起源问题，故而必然要研究战争的起源。[19]而我接下来的讨论也主要依赖这部分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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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民族人类学［如Chagnon（1968）1997；Otterbein 1989；Keeley 1996；Kelly 2000；2005］比较关注原始部落（即西方人到来前的新大陆或其他子系统）。虽然研究战争是否在现在的原始部落间横行，对古代系统的战争和国家的起源问题有所启发，但它只能就历史上的战争起源问题提供一些间接且含糊的证据。这是因为，不论原始部落多么与世隔绝，也不能和古代子系统内的群体相提并论。最重要的是，对这些原始部落的民族调查，通常是在他们与西方殖民者接触之后才完成的。更糟糕的是，甚至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这些原始部落就可能与其他我们未必知晓的外来群体接触过了。[20]正如弗格森（Ferguson 2006，476~479）所深刻指出的那样，一旦与外来群体接触，就势必会改变原住民群体及其所在的子系统原有的发展轨迹［也可参见Ferguson 1994；1995；2008；Abler 1991；Knauft 1990a；Rodseth 1991；参见Chagnon（1968）1997］。[21]如此，对原始部落的民族调查所得到的证据，并不能为系统内的战争起源问题提供坚实的帮助，所以我的研究基本不参考这一类文献，尽管偶尔会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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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也要特别强调，民族人类学的文献给本书的理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相关总结参见本书附录一）。首先，不是所有的原始人类都是好战的（即战争不是一直伴随着人类）——战争是有起源的。其次，从战争的死亡率和动员人口的百分比之高可以看出，原始战争比现代战争更残忍，也更接近全面战争（Keeley 1996，33~36，88~94）。再次，与现代战争一样，原始战争也存在一系列相似的动机，即恐惧、利益（如土地、兽群及其他食物来源）和荣誉（Keeley 1996，第六、七章；Kelly 2000，第四章）。最后，在著名的塞尔维亚声明中，人类学家得出了这个正确的结论：“认为人类从动物祖先身上继承了战争本性的说法，在科学上是错误的……战争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事实，说明它其实是文化的产物。人类的生物性使战争得以可能，却并非不可避免……”（UNESCO 1986，原书着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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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类学内的主要分歧在于，究竟是国家发动了战争还是战争创造了国家。认为战争很早就与人类为伴的学者，含蓄地承认了是战争先创造国家，而后国家发动战争（如Keeley 1996；LeBlanc and Register 2003；Guilaine and Zammit 2005）。否认这一点的学者则分裂为两个阵营——其中一派认为战争创造国家（如Carneiro 1970；Ferguson 1998），另一派认为（原始）国家发动战争（如Otterbein 2004），尽管两派有时相互重叠。[22]幸运的是，关于战争和国家问题，考古人类学界似乎逐渐产生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战争起初是不存在的——非等级制的群体不会发动组织化战争（即除了袭击和伏击战术之外，两支组织化的军队在战场上相遇），最多只会发动袭击和伏击。袭击和伏击之外的，组织化程度更高的战争，则始于等级制的群体（即酋邦）和更大的政治实体（如Keeley 1996，第四章；Kelly 2000；2005；Spencer and Redmond 2001；Carneiro 2003）。而我将在下文详细发展这个战争首先创造国家，国家然后发动战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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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考古人类学为我下文建构的理论提供了大量证据，但从本书关注的问题来看，这些文献存在三个核心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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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些考古人类学家很抵触以人性为基础的战争解释，有时他们甚至否认战争的起源有某种生物基础（Wrangham 1999，21）。这种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对于任何战争起源理论而言，与文化因素一样，生物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了人类物种的生物基础，就不会有文化（Tang 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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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正如上文所述，坚持认为政治、社会和军事组织率先发动战争的学者，搞错了因果方向（如Reyna 1994；Otterbein 2004）。其实真正的因果关系正好相反——起初是战争驱动着军事组织，以及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演化。当然，规模更大、等级更森严的政治实体会更频繁有效地发动战争。战争发动和国家形成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反馈路径（参见本章第五节），但认为大型政体率先发动战争的想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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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很少留意战争带来的国际体系转型问题。因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承认区域子系统在爆发了第一场战争后，会产生全新的动力——系统内的第一场战争是“一个分水岭般的事件”，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Kelly 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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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同一路到底：温特（Wendt 1992）和默瑟（Merce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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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相比，国际关系学者对战争的起源，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的探讨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受到两次世界大战所经历的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都认为，战争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都侧重于探讨特定战争的直接和深层次原因［如Wright（1942）1983；Blainey 1988；Waltz 1988；van Evera 1999；Copeland 2000a；Mearsheimer 2001；Lebow 2008；2010；相关综述参见Levy 1998；Levy and Thompson 2010］。直到温特（Wendt 1992）发表了突破性的文章后，国际关系理论家才开始关注战争的起源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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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Wendt 1992）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因为他意识到存在于人类历史很长一段时间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竞争性自助”式无政府，其实不是“无政府的构成特性”，而是“制度”，[23]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演化的产物（Wendt 1992，394~396，399，401~403，407；也可参见Wendt 1999，第六章；Cox 1981；Ruggie 1983；参见Waltz 1979；Mearsheimer 2001）。由于霍布斯式无政府是人为创造的，所以它一定是被人类社会内部的相互作用创造或构建出来的，而无政府状态本身只是扮演了辅助的角色（Wendt 1992）。这样的话，就不能像现实主义者那样将霍布斯式无政府视为无政府的内在特性——霍布斯式无政府是待解释的社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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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温特认识到了霍布斯式无政府需要被解释，但他只是浅尝辄止地运用演化方法，他给出的解释是松散又无力的。更确切地说，温特的解释无非是掠食性国家的随机出现（如同突变），或者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而已（Wendt 1992，407~410；也可参见Wendt 1999，313~324）。[24]对于温特而言，掠食性国家就是突然出现的，并将系统转型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但这第一个掠食性国家也应该被内生解释，否则整个解释仍然是外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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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未能对第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到来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给出内生解释的关键原因在于，他几乎完全依赖观念力量来解释无政府从某种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类型。温特宣称：“国家置身于其中的最重要的结构，是由观念而非物质力量构成的。”（Wendt 1999，309；也可参见Wendt 1999，41，157）这就与他之前引用塞尔（Searle）的“客观现实在本体论上优先于制度现实”的观点相矛盾了（Wendt 1999，110，引自Searle 1995，55~56）。由于物质力量在本体论上优先于观念力量，所以温特的纯粹观念的解释不可能是成立的和内生的（Tang 2011b；2013）。[25]我将在下文详细论述，除了人的生物本性之外，诸如资源的稀缺性等物质力量对第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诞生，以及之后天堂般的无政府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具有关键作用，尽管社会认同和结构也同样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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