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36339
在这一部分，我首先要厘清各种国际结构的概念，然后着重指出，无论如何深奥，结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系统而言都存在固有的不足，这是因为结构——不论如何定义它——仅仅是系统的一部分，而从来不是整个系统。[1]为了理解国际关系（以及更广泛的人类社会），系统的且演化的理论，而非结构理论，才是前进的方向。
1703236340
1703236341
（一）什么是结构？（且，它重要吗？）
1703236342
1703236343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的崛起将国际政治结构带到了国际关系的中心。然而，究竟什么是结构？在沃尔兹那里，国际政治的结构有三个维度：组织原则（在国际政治中就是作为一种中央权威缺失的无政府状态）[2]、单元的分化和权力的分布[3]。既然无政府状态恒定而且单元在功能上也没有分化，那么在沃尔兹的结构中，唯一真正变化的变量就是权力的分布，或者说“单元彼此间的位置关系（它们是怎样排列或者定位的）”（Waltz 1979，80）。[4]
1703236344
1703236345
显然，沃尔兹的结构定义是纯粹物质主义的（类似的定义，参见Mearsheimer 1995，91）。[5]在沃尔兹之后，国际关系理论家又发展了一些其他的结构概念，通常是在沃尔兹贫乏的结构定义上加一些内容。[6]其他现实主义者试图在这一物质主义的关于结构的定义中加入技术（例如，攻防平衡、核武器；见Jervis 1978；idem 1997，第三章；Nye 1988；Glaser 1994—1995；2010）。而在新自由主义者那里，结构定然包括（作为相互作用的一部分的）相互依存和用来治理相互依存的国际制度［Keohane and Nye 1987；1977（1989）］。相互依存既是物质性的，也是观念性的，但更多是物质性的。然而，因为制度是固化的观念（Tang 2011a），新自由主义者的结构定义比沃尔兹的定义观念成分更多一些（Wendt 1999，160）。在建构主义者那里，与建构主义全面的观念主义立场一致，国际结构主要是观念性的：国际结构最关键的部分是文化，它包括规范、制度、（集体）认同和共有知识（Adler 1991；2005；Wendt 1992；1999，第三章；另见Adler and Barnett 1998，10）。
1703236346
1703236347
显而易见，在定义结构时，沃尔兹和温特分别处于从物质主义到观念主义的两个极端，基欧汉和奈则占据了某种中间的立场。不管怎样，关于（国际政治）结构到底是什么，鲜有共识。这并不令人奇怪。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结构同样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概念”［对此批判性的评估，参见Porpora 1989（1998）；Ló pe z an d S co t t 2000；Wi g h t 2006，e s p. 第四章］。
1703236348
1703236349
然而，从社会系统的视角来看，即使就结构取得了共识，我们也不可能充分地理解国际政治以及更广泛的人类社会。这纯粹是因为，结构只是国际系统的一部分，而非其全部：系统与结构不是一回事。
1703236350
1703236351
沃尔兹在本质上认为系统理论和结构理论可相互替换，因此隐含地混淆了结构和系统。[7]用他的话说，“结构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国际政治的系统性画面，它根据单元的排列方式来描绘组成单元……当大国的数量发生变化时，结构，因而系统也就发生变化……系统理论，无论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在于解释，作为一种约束性和推动性力量，一个领域的组织（方式）是怎样作用于系统内互动的单元的。”（Waltz 1988，618；另见Waltz 1979，第五章）显然，对沃尔兹（Waltz 1979，100~101）而言，系统中首要的层面就是它的结构（即一个领域的组织方式），而且只有结构变化才能算作系统变化。沃尔兹声称，他的结构理论就是一个系统理论，而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对此表示认同（例如，Schweller 1996；Mearsheimer 2001）。也许只有布赞（Buzan et al.1993，第二章）、斯皮尔塔斯（Spirtas 1996，292）和杰维斯（Jervis 1997，107~110，参见同上124）明确地指出，沃尔兹的理论更多地关乎结构，而非系统。实际上，很多沃尔兹的非现实主义批评者也都混淆了结构和系统（例如，Hollis and Smith 1991，esp. 110~118；Wendt 1999，11）。
1703236352
1703236353
将结构等同于系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虽然结构只在系统中存在且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关键面向，但结构加上单元仍然不是系统：与沃尔兹（Waltz 1979，79）的观点相反，系统远远超出结构和单元的范畴。作为一个系统，人类社会至少由三部分组成：行为体、社会结构和物质环境（首要的是时间和空间）。更重要的是，不仅单元彼此间互动，而且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也在相互作用，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它们加在一起或只承认它们中的一部分，那么这些相互作用产生的特征是难以理解的。[8]因此，只有系统理论才能充分理解一个社会系统中的互动。无论多么精致，任何结构理论都不可能承担这一任务。仅凭结构解释不了什么：这样一来，一个纯结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Powell 1994）。
1703236354
1703236355
（纯）结构理论只是要说明什么是结构，以及结构怎样塑造了特定的社会结果。因此，沃尔兹的理论强调无政府状态（一个常量）和极性（结构的另一个面向）如何塑造着单元的行为（例如，制衡），以及单元间的互动可能导致的结果（例如，事实上的均势）只是一个结构理论，但从任何标准来看都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系统理论。尽管沃尔兹正确地指出，“只有在传统现实主义单元层次的解释上加入结构的影响，才能够理解国际政治”，但他却错误地宣称，“如果一种方法考虑到了单元层次和结构层次的原因，那么它就能解释系统中发生的变化与延续”（Waltz 1988，617~618）。恰恰相反，这样一种理论不可能充分理解系统中的“变化与延续”（Lebow 2007，418~421），因为系统不仅仅是单元和结构。就像在他之前的其他结构主义理论家（例如，Parsons）一样，沃尔兹过分夸大了结构理论的解释力（见下文）。
1703236356
1703236357
一个系统理论当然承认，在现实中单元与结构不可分割，而且也考虑到单元层次与结构层次的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Waltz 1988，617~618；另见Buzan et al. 1993；Powell 1994，321~324；Wendt 1999）。然而，一个系统理论绝不仅仅是通过“结构化”（参见Giddens 1979；1984；Buzan et al. 1993）、“形态发生”（morphogenesis）（参见Archer 1995）或者互动/建构（参见Wendt 1999）把单元和结构结合起来，其内容要丰富得多。系统理论涵盖了结构以及所谓的行为体－结构问题。
1703236358
1703236359
最基本的，一个系统理论必须解释系统内（结构只是其中一个系统性特征）的单元是怎样互动的、单元与系统的其他部分是怎样相互作用的，以及这些互动又如何共同推动了系统的变化。因此，当沿着社会系统范式（Tang 2011b；另见Jervis 1997，特别是第三章）的路径被正确地建构时，系统理论要比结构理论所能够企及的还要复杂且强有力得多。
1703236360
1703236361
（二）国际系统的一些特征
1703236362
1703236363
在这一部分，我重点介绍国际系统的一些关键特征，它们对于理解系统来说非常重要，尽管系统特征的名单很长，我们无法一一列举。我借此强化了这一理念，即结构理论永远不可能是充分的，因为不论如何定义它，结构都不可能包涵所有的系统性特征。我不讨论物质能力在单元间的分布，因为现实主义者（例如，Waltz 1979；Mearsheimer 2001）一直在强调它。我也不讨论单元间的“集体认同”或“共有文化”，因为建构主义者（例如，Adler and Barnett 1998；Wendt 1999；Lebow 2008）一直在强调它。[9]
1703236364
1703236365
一个（子）系统的地理环境
1703236366
1703236367
社会互动在真实的（以及现在虚拟的）空间展开，而地理是空间的关键范畴。在人类历史的形成过程中，尤其是在远古时代（Carneiro 1970；Diamond 1997），地理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尽管它肯定不像地缘政治学宣称的那样，可以决定人类的命运。
1703236368
1703236369
最显著的是，对很大一部分的人类历史来说，地理因素决定性地塑造了单元之间互动的数量和范围。虽然航海航空技术、洲际导弹以及后来远距离通讯和因特网的出现已经极大地降低了地理因素的阻隔和限制作用，但是地理环境对人类互动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Mearsheimer 2001）。
1703236370
1703236371
地理环境的影响也许最明显地体现在地区层面。“地区”是塑造区内国家间互动的一个关键性力量（Solingen 1998；Katzenstein 2005；另见Acharya 2007），“地区安全复合体”（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RCSs）就此产生（Buzan 1986；1991；Buzan and Weaver 2004）。[10]在大多数时候，外部力量（例如，一个区外国家）只有在穿透环绕这个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地理障碍时，才能对区内的互动产生影响（Tang 2004）。因此，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只存在地区性的国际系统，真正的全球国际系统在18—19世纪后才开始出现，而且这一全球系统至今也只是“部分地”全球化了（见本书第二、三、四章）。
1703236372
1703236373
一个系统中单元的数量
1703236374
1703236375
一个特定系统中单元的总数是该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一个仅由大国组成的系统中，单元的数量就是极的数量。正如沃尔兹（Waltz 1979）所说，一个大国系统中单元数量的变化构成了结构的变化。[11]那么，顺着这一逻辑，系统中单元数量的任何变化均构成系统的变化。而一个系统中单元数量的量变确实可以导致该系统的质变（Carneiro 2000；另见Jervis 1997及本书的第二章）。
1703236376
1703236377
系统中大多数单元的性质
1703236378
1703236379
系统中大多数单元的客观性质是一个国际系统的关键特征之一。[12]前面几章已阐明，系统内的大多数国家是否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对于国家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影响。这一特征不同于每个个体单元的认同或一组单元间的集体认同。现有的讨论极大地低估了这一维度及其影响（另见Tang 2008a）。
1703236380
1703236381
单元间互动的总量与范围
1703236382
1703236383
因为作为进程的互动是系统固有的一部分（Jervis 1997；Rescher 1997），所以许多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互动的不同方面。现实主义强调对权力的竞争与战争，自由主义强调贸易，新自由主义强调制度变迁（以及组织机构），建构主义强调社会学习与建构。显然，互动既导致冲突，也产生合作（也就是说，这一进程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而主要国际关系理论间的一些关键分歧就源于它们分别强调了这些不同的互动及其结果。
1703236384
1703236385
即使互动本身是单元层次的事情（例如，Waltz 1979，80），但（单元之间及以外的）互动的总量与范围却是系统特征之一（Wendt 1999，145~150）。[13]总量指互动的总和（而频率就是总量在时间上的分布）。范围指单元互动在其中发生的领域的数量（例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显然，相互作用的总量涵盖了（单元间的）相互依存。如此，正如大多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识到的那样，相互依存（作为一种互动结果）反过来影响进一步的互动就不奇怪了。
1703236386
1703236387
最后，注意到以下一点是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倾向于强调更有意识的、有规律的互动［例如，Waltz 1979；Nye and Keohane（1977）1989；Wendt 1999］，但系统方法则坚持认为，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所有互动都对系统产生影响。无疑，我们（没有多少意识）的本能行为（诸如寻求安全、进食、性交）对历史的影响不见得比我们有意识的行为的影响逊色。而某些并不经常的互动（如，蒙古人的入侵）对整个系统的影响甚至要比许多经常性的互动要深刻得多。
1703236388
[
上一页 ]
[ :1.70323633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