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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与物质环境间互动的数量与范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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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指出，系统内的进程不光是指单元间的互动（包括它们的行为）以及行为体与结构（不论怎样定义）间的互动。无疑，单元与物质环境的互动构成了系统中的关键进程。任何具备有关人类历史最基本知识的人都会承认，这一互动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Diamond 1997）。对此，只需回忆一下定居农业和远洋航行的出现、黑死病以及美洲大陆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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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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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例如，Waltz 1986，336；Mearsheimer 1994—1995；Glaser 1994—1995）是明显的例外，国际关系理论家对此范畴给予了很多关注。制度化水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测量：密度（density）、刚性（rigidity）和内化（internalization）。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英国学派的社会连带主义分支关于国际制度的不同立场可沿着这三个维度加以说明（详见Tang 2016a；早先的讨论，见Mearsheimer 1994—1995；1995；Keohane and Martin 1995；Ruggie 1995；Wendt 1995；Jervis 1999；Tang 2010b，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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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政治可以产生很多制度（即密度低），而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相信，国际政治可以产生很多制度（即密度高）。此外，现实主义相信，制度起不了什么作用（即刚性弱），而新自由主义、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相信，制度的确起了作用（即刚性强）。最后，防御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英国学派的多元主义分支否认国家会把由国际制度所体现的观念内化（即内化低），而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的社会连带主义分支强调，国家通常会将这些观念（作为规则）内化为它们的价值系统和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即内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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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重要的是必须强调，相互依存不会自动地导致系统的制度化，至少不会导致正式的制度化，尽管制度往往需要相互依赖而存在：除非行为体处于有规律的互动状态，否则就没有多少对制度的需要。换言之，虽然有些互动得到了管理，但许多互动并没有被管理，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当然，互动越多（或者行为体越是相互依存），管理或调节互动的制度系统的密度也就可能越高。而且，因为对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而言，一个社会的制度系统构成了社会结构的主体（Tang 2011a；另见López and Scott 2000），行为体越是相互依存，结构的影响力也就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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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关于系统的知识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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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关于彼此的性质和系统性质的知识的数量是社会系统的另一个关键特征。它抓住了行为体对彼此和系统具备多少知识，而与这些知识的确切内容（例如，它们的知识是对还是错）无关。显然，行为体关于彼此和系统的知识越多，行为体的行动受彼此和系统的影响也就越大。这意味着，国家仍能够重塑系统，即使它们对系统性质的认识是错误的：在一个系统中，不是仅有自我实现和自我否定的趋势在运行（见本书第二、第三章；参见Jervis 1997；Wendt 1999；Hought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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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关于系统的知识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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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关于彼此的性质和系统性质的知识所具有的共性构成了社会系统的另一个关键特征。这里，重要的是要将知识的共性（或者趋同）与建构主义的“文化”概念区分开来。“文化”涵盖了从禁忌、规范、集体认同到（共有）知识的一切东西（例如，Adler 1992；Wendt 1999，esp. 141~142）。首先，在这里，知识的共性甚至比基于理性选择/博弈理论的“共有知识”概念还要狭窄（亦即，“共有知识是指所有行为体都知道的某物，而且所有行为体知道，所有其他的行为体都知道该物，如此循环往复”，Morrow 1994，349）。这样一来，这里的“知识的共性”就要比建构主义的“集体的知识”（Wendt 1999，157~165）[15]概念小得多。这里，知识的共性只是说，行为体关于彼此和系统的知识相互间有一些重叠。其次，虽然知识和文化都可以被获得、继承、转型、拒绝或者抛弃，但是知识是被检验的东西，而文化却是被灌输、被信仰和内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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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该系统特征的最关键部分就是国家对系统整体性质的认识。前面各章已经阐明，关于国际系统至少有四种更广泛的概念化：（1）国际系统是一个和平的天堂；（2）国际系统是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3）国际系统是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4）国际系统是一个基于规则的（或后防御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世界。因为国家的行为深受它们关于整个系统的概念化的影响，[16]所以它们的概念化是彼此趋同还是趋异对于（它们在）系统内的互动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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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关于系统的）知识的共性至少部分以系统的客观性质为基础，即前述“系统内大多数国家的性质”。这样一来，知识的共性与客观上的“系统内大多数单元的性质”就会有重叠：客观实际与对客观实际的（主观）理解相互作用，彼此重构。当大多数国家视彼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不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时，它们倾向于像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那样行事，并因此（重新）使这个世界变成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同时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到来打下基础。同样的道理，当大多数国家视彼此为非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不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时，它们倾向于像非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那样行事，并因此（重新）使这个世界变成一个非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同时为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的到来打下基础。自我实现和自我否定的趋势确实在系统中运行（Jervis 1997；Wendt 1999；Hought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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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特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对它们的过去的记忆，施韦勒首先提出这一观点（Schweller 1996），何忆南（He 2009）进一步将其完善。[17]施韦勒注意到，对掠夺性国家过去的记忆是安全困境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一个从未经历过犯罪的世界中，安全概念是无意义的。”（Schweller 1996，91）显然，如果对暴力的过去没有记忆，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也许会彻底忘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贪婪的国家也许就在附近（或者说，其他国家现在或将来会变得具有侵略性）。如此一来，国家就会坚定地相信，其他国家都像自己一样（热爱和平），并大大消除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从而也大大削减了安全困境的力量（Tang 2009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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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和解作为一个和平建构过程加以考察时，何忆南（He 2009）注意到，曾互为敌人的两个国家的“国家神化”——至少部分包含对它们过去的记忆——既可以偏离，也可以融合。当它们相互偏离时，两国最终可能会陷入一个紧张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当它们相互融合时，两国最终可能会步入一个构建“深和平”的良性循环（另见Tang 20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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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的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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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系统中的主要趋势构成了系统的另一个主要特征，而这些趋势一直被主要的国际关系大理论严重地低估（也许强调相互依存的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例外）。从殖民化到（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民主化，我们称这些趋势为“进程”或“进程变量”。这些趋势往往呈现出很强的正反馈动态，构成了单元不得不面对的、国际系统的一个关键特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识别并快速有效地适应这些趋势的国家往往比对这些趋势识别慢（如果有的话）且不太能适应的国家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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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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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结构怎样被定义，一个社会系统都拥有很多无法轻易归属于“结构”的关键性特征。本质上，单元、结构和物质环境一起组成了一个系统，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充分地理解系统内的互动，遑论系统的转型。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者过分地强调了行为体—结构，将结构与单元对立起来，或者甚至试图超越行为体—结构之分野，而忽略了大量国际系统中已经并正在发生的事情。对结构和系统的不同方法的总结，详见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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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换言之，结构理论只能是准系统理论（Jervis 1997）。另见Ruggie 1983，271；Waltz 1979，79；Spirtas 199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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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政府状态有许多定义，见Milner 1991。这里，我采用最简单的定义：无政府状态就是缺乏一个中央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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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如本书第二、三章所阐明的，国际系统中的单元确实有区别，最重要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与非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另见Tang 2008a）。此外，单元间是否存在某种分化并不是结构的一部分，而是系统的一个特征（另见Buzan and Alber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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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此，从方法论的视角看，沃尔兹的理论只有一个单一的自（解释性）变量。而几乎没有例外，聚焦于一个单一解释性变量的理论都是误导性的和错误的，因为社会系统实在是太复杂了。因此，这些理论的支持者往往只是以（理论的）简洁性为自己辩护，别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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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温特（Wendt 1999，第三章）认为，权力与利益（的分布）是由观念构成的。这是错误的：虽然利益与权力（分布）的意义肯定是由观念构建的，但物质权力的分布本身不是由观念构建的。物质权力的分布独立存在。因此，温特犯了概念混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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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结构概念的早期回顾，见Powell 1994，320~326；Adler and Barnett 199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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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这方面对沃尔兹批评的总结，见Buzan et al.，1993，第二章。在社会学中，帕森斯（Parsons 1951）也显著地将系统与结构视为本质上相同的东西。沃尔兹与帕森斯的相似之处，见Goddard and Nexon（2005）。卡普兰（Kaplan 1957）早前对国际系统的讨论更为混乱，现在已被恰当地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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