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36439
[8]因此，与沃尔兹（Waltz 1979，80）的观点相反，互动可以发生于单元层次之外。
1703236440
1703236441
[9]对温特（Wendt 1999）来说，关键是什么样的集体文化（即霍布斯式、洛克式、康德式）驱使了国家。对勒博（Lebow 2008）来说，关键是主要动机（利益、精神与理智）的哪一种组合驱使了国家。我支持一个比温特和勒博更为宽泛的概念。例如，单元可以由盛行的制度、社会规范（包括荣誉）和内在的动机所驱使。温特运用文化/集体认同来解释大部分单元的性质，很容易变成同义反复。见本书第四章的讨论。
1703236442
1703236443
[10]也许，将“地区安全复合体”称为“地区安全系统”更为恰当。
1703236444
1703236445
[11]尽管一个（子）系统中的极（即大国或地区大国）可以对系统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有时候小国也会对系统产生不对称的影响。在1945年之后的东北亚系统中，朝鲜和韩国的影响就是一个有益的案例。中东的以色列和南亚的巴基斯坦也是类似的案例。沃尔兹聚焦于大国反映了一个选择/认知偏见：我们倾向于强调大的事物，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大国才会对系统（或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是一个典型的非系统的（或线性的）思维（Jervis 1997，第二章）。
1703236446
1703236447
[12]在这里，重要的是指出，系统中大多数单元的性质也是社会演化（比社会化范围更大）的产物，而不是像今天的建构主义者和昨天的功能主义者鼓吹的那样，仅仅是社会化的产物。
1703236448
1703236449
[13]温特也许想把这些互动的特征列为“结构”的一部分，部分原因是互动（在微观上）具有一个“微观结构”（Wendt 1999，147~150）。温特此举是强行在某个概念中塞入其他东西，这是不必要的：将互动视为系统特征而非结构的一部分要适当得多。显然，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这一维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因素的制约。布赞（Buzan et al. 1993，第四章）强调，互动的数量与范围是以“互动能力”为基础的，其中他们列举了交通/通讯技术、规范和组织。“互动能力”概念将太多的东西混在一起，不能令人满意。
1703236450
1703236451
[14]这一特征非常重要，因为社会科学家常常只是强调单元间的互动以及行为体与结构间的互动，却完全忘记了行为体与物质环境之间的互动（例如，Archer 1995；Wendt 1999，第四章）。这很容易将我们导向极端观念主义的陷阱（例如，社会建构主义）以及对行为体—结构的痴迷。
1703236452
1703236453
[15]温特（Wendt 1999，251）正确地指出，一种文化并不必然导致合作或冲突。
1703236454
1703236455
[16]在此，强调如下这一点也很重要：虽然在任一时间点，国家对系统的认知可能是错误的，但从长远来看，由于选择和学习，国家的认知趋向于与社会现实一致。
1703236456
1703236457
[17]记忆目前是人类学、文化研究、社会学和政治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对记忆在国家间和解中的讨论，见Tang 2011c及其引证。
1703236458
1703236459
[18]类似的观点，见Copeland 2000a，25；Kydd 2005，18。不幸的是，人类社会有太多残酷的记忆。施韦勒（Schweller，同上）同样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触发安全困境的是这样的可能性，即在系统包含的单元类别中存在着掠夺性国家。”总之，要使国家相互恐惧，它们既需要对过去的掠夺者的记忆，也需要今天友善的国家明天会变为掠夺者的可能性。
1703236460
1703236461
1703236462
1703236463
1703236465
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二、单是结构决定不了什么！[1]
1703236466
1703236467
上述讨论指向一个明显而又极其重要的立场：结构本身——无论国际关系理论家是否将它等同于无政府状态——决定不了太多的国际政治。这样一来，所有秉承结构主义传统的国际关系（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理论错误地夸大了结构对系统内部动力学的影响，包括对单元行为的影响。结构——无论国际关系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如何定义——将系统的太多关键特征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因此不可能帮助我们充分理解国际关系和更广泛的人类社会。我将以两个例子来说明我的反结构主义观点。以结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结构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为例，我将证明辩论的双方都夸大了结构对国家的影响。以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为例，我将指出建构主义根本不可能是结构性的：结构建构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立场（oxymoron）。
1703236468
1703236469
（一）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意义的辩论
1703236470
1703236471
在沃尔兹的结构主义革命（Waltz 1979）之后，不管是否是坚定的结构主义者，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都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结构主义。最显著的是，双方都承认无政府状态是结构的关键部分。因此，为了支持各自的理论，双方都主张，正是结构最终决定了他们的理论是一个更为准确的国际政治理论，因而也应该是指导国家政策的更为恰当的理论（例如，Mearsheimer 2001；Glaser 2010）。
1703236472
1703236473
因为对结构现实主义内的这两派来说，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常量，所以每一派都坚称，无政府状态只会支持（或引起）它所强调的行为类别，并否认无政府状态也会支持另一派所强调的行为类别。因此，两个阵营都寻求垄断无政府状态的意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主张，无政府状态主要（但不限于）支持防御性战略（例如，Waltz 1979；Jervis 1978；Walt 1987a；1987b；Glaser 1994—1995）[2]；而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无政府状态只支持进攻性战略（Copeland 2000；Labs 1997；Mearsheimer 1994—1995；2001）。为了寻求道德上的高地，每一方都指责另一方将一种规范性的偏见引入了“无政府的逻辑”。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正确地指出，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将对防御性手段的规范性偏见带入了“无政府逻辑”（例如，Schweller 1996，90~92；Zakaria 1992，196；1998，26~31）[3]，却不承认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是方向恰好相反）。同样，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也会指责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误读了“无政府逻辑”，并且带入一种进攻性偏见，因为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来说，诸如核威慑与攻防平衡等结构性的命令和因素强烈地支持防御性战略（Jervis 1978；Walt 1987b；Glaser 1994—1995；Van Evera 1999；另见Snyder 1991。有关这场辩论的先前的评论，见Brooks 1997；Jervis 1999；Taliaferro 2000—2001；Tang 2008a）。
1703236474
1703236475
实际上，结构并不像它据称的那样可以决定很多事情，辩论的双方都夸大了结构的影响。结果，双方都很难承认国际政治的转换性变化。在理论中引入寻求安全的进攻性偏见，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很难解释为何战争在较近期的历史中急剧减少，遑论在世界的某些关键地区，战争作为一种治国术的选择已经基本消亡了（Mueller 1989；Lebow 1994；Jervis 2002；参见本书第三、第四章）。与之对照，在理论中引入寻求安全的防御性偏见，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很难解释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遍存在的（成功的）征服性战争（参见本书第二、第三章；另见Mearsheimer 2001；Hui 2005；Hamblin 2006）。
1703236476
1703236477
换句话说，因为无政府状态不变，所以这两种结构现实主义都无法应对国际政治的性质已经经历了根本性变化的可能性（Lebow 1994，277~278；Fettweis 2004，99）。二者只能试图否认已经发生或将会发生任何转换性的变化（例如，Waltz，1979: 66；2000，5；Mearsheimer，2001: 2），因为如果这些变化是真实的，将会从根本上使它们的逻辑失效（参见Wendt 1999，248）。确实，既然稳定的两极崩溃了，为了拯救（结构）进攻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1990）就不得不希望（或者预测）欧洲将会回到它的（暴力冲突的）未来。毫不奇怪，（结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强烈地反对米尔斯海默的预测（Van Evera 1990—1991；Jervis 1991—1992；2002；另见Jervis 1997，103n38这一注解中引用的其他文献）。
1703236478
1703236479
更糟的是，由于过分热心地强调结构（或无政府状态）的首要性，垄断对无政府逻辑的解释，许多（结构）现实主义者只能通过扭曲事实来适应他们的结构主义逻辑。例如，格里科（Grieco 1990，49~50，10）宣称：“无政府状态的一个绝对必要的结果是国家察觉到其他国家可能寻求毁灭或奴役自己的危险。”类似的还有格拉泽（Glaser 1992，502），他宣称：“这些动机（即贪婪和不安全）的源头是不同的，因此它们本质上是相互独立的。”对格拉泽来说，不安全来自无政府状态（即结构），而贪婪来自国家内部（另见Waltz 1979）。
1703236480
1703236481
然而，单是无政府状态不会导致不安全感或为自己的生存而恐惧。一方面，早在现代人诞生很久以前，个体与集体的不安全感或者为生存而恐惧就已经在大多数脊椎动物中显而易见了（Wilson and Wrangham 2003）。另一方面，在早期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群体间的）无政府状态对我们的祖先而言是一个自由迁徙的天堂，人类群体之间很少有恐惧（见本书第二章）。因此，无政府状态本身不会导致不安全感。相反，“国家不安全感的剧烈变化是某些其他条件的函数，而非因为缺乏一个共同的政府”（Milner 1992，483；另见Wendt 1992；1999；Schweller 1996，90~92；Lebow 2008）。
1703236482
1703236483
此外，不论是不是现实主义者，所有结构主义理论家都相信，结构决定了我们对他人意图的不确定性（Keohane 1984；Glaser 1994—1995；Copeland 2000；2003）。然而，我们对他人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及源于此的恐惧与无政府状态无关：恐惧无处不在，甚至在等级制度下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4]毕竟，在受到他人伤害时拨打911只给受害者带来些许安慰，而有时候受害者根本没有机会报警。
1703236484
1703236485
概言之，两派现实主义都认为，无政府状态（或结构）决定了一个系统中的很多事情，因此都严重夸大了结构（或无政府状态）的力量。实际上，结构，遑论作为结构一部分的无政府状态（无论怎样定义），并不能决定什么：结构或无政府状态本身并没有什么逻辑可言（Powell 1994，324~326；Wendt 1999，146，247；参见Buzan et al. 1993）。无疑，与沃尔兹（Waltz 1979；1988）、斯皮尔塔斯（Spirtas 1996）和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2001）的观点相反，无政府状态本身并不导致国家走向战争、和平、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为生存的恐惧、罪恶或者悲剧（例如，Schweller 1996；Kydd 1997；Tang 2010a）。
1703236486
1703236487
试问，如果无政府状态大体上保持不变，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国际政治在时空中的变化（Powell 1994，332）？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变化，那么这只能意味着，即使对国家最重要的行为而言，无政府状态也从未具有决定意义。
1703236488
[
上一页 ]
[ :1.70323643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