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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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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构影响的夸大并不限于沃尔兹之后的现实主义：几乎所有主要的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最为显著的是，虽然渴望挑战沃尔兹的结构（新）现实主义，温特（Wendt 1999）依然坚定地站在结构主义的立场上。用温特的话来说，“……社会建构主义不仅关乎观念主义，它也关乎结构主义或整体主义”（Wendt 1999，139；另见142~144）。与沃尔兹（Waltz 1979）一样，温特坚持认为，“结构理论可能产生很强的解释力”（Wendt 199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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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在讨论结构时，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相比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温特不仅正确地在结构中加入观念的维度，而且从微观而不是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他也正确地注意到，互动可以理解为具有结构，因此该结构是系统结构的一部分（Wendt 1999，esp. 145~157；参见Waltz 1979；Buzan et al.，1993）。[5]温特还从相互建构的角度审视行为体—结构问题。结果，沃尔兹（Waltz 1979）视结构（即无政府状态）的性质为持久不变的，温特（Wendt 1999）却预言结构的性质已经并正在发生变化（另见Powell 1994，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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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幸的是，与（结构）现实主义相比，结构路径甚至更不适合建构主义。结构建构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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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体论上，即使将行为体间的互动视为基于进程的结构的一部分，温特仍然忽略了很多也许缺乏明显结构的进程。最为显著的是，他忽略了人类社会的物质环境以及行为体与物质环境的互动。非常可能的是，这一疏漏使温特得以宣称，观念力量“建构”了大多数物质力量，却只是在嘴上为“残余的物质主义”说一些好话（Wendt 1999，109~113）。然而，因为物质力量比观念力量具有本体优先性，所以温特的立场是不成立的（更详尽的批评，见Tang 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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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鉴于现实主义主要是物质主义路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忽视观念变化的真实进程以及观念在人类社会中的转换性力量。然而，作为一种观念主义路径，建构主义却无法忽视观念变化的真实进程，同时又宣扬观念的转换性力量。为了在观念变化上掌握话语权，建构主义需要从个人、国家和国家间层面考察观念变化的真实进程［例如，Adler 1991（2005）；Lebow and Risse-Kappen1994；Katzenstein 1996；Acharya 2001；Checkel 2007；Johnston 2008］。为了理解国际政治中观念变化的真实进程，建构主义不仅必须如新古典现实主义（例如，Lobell，Ripsman，and Talifaerro 2009）正在努力做的那样，将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联系起来，还必须拥有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参见Jervis 2004；Lebow 2008；Tang 2011c；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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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上述两大缺陷，温特的理论充其量是准进化理论，而且近乎纯粹的乌托邦：尽管温特注意到系统的变化，但缺乏观念变迁的微观进程，无法提供驱动系统变化的内生性力量。因此，温特只能将国际系统转型的可能性寄望于（三种）“作为自我实现预言的文化”，或者“全是愿望的作用”（desires all the way down）。正如多蒂（Doty 2000）所指出的，温特列举的四大变量和核心进程（Wendt 1999，第六、七章）根本不能推动一个霍布斯系统转型成一个洛克系统，再从洛克系统转型成一个康德系统。最具毁灭性的是，温特无法解释以下问题：这三种“文化”或无政府状态起初是怎样形成的？可以肯定的是，在一种文化建构和约束行为体（不论是否通过内化）之前，它必须首先在那里存在。因此，温特对沃尔兹将结构具体化的指责同样适用于他自己（Wendt 1999，146~147）：因为对结构的格外迷恋，温特将系统物体化了！温特必须比他已完成的（Wendt 1999，247，249）走得更远，因为（不论如何定义）所谓的“结构的逻辑”并不存在，只存在“系统的逻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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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需要缩短宏观的社会（物质的和观念的）变迁与心理变化之间的距离。[9]死守着结构主义，结构建构主义只能提供一幅肤浅且扭曲的关于人类社会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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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中文版注】此处的英文原文是“structural constructivism is an oxymoron”。Oxymoron一词直译过来是“矛盾修辞法”。在这里，作者使用它的延伸意义，即“自相矛盾的立场”。这里，结构主义只是表示过于强调结构约束的理论，而不是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特别的社会理论学派，该学派受到索热尔的结构语言学的严重影响。对结构主义和结构概念的非常好的讨论，见Wight 2006，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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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尽管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更接近防御性现实主义，但新现实主义介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更详细的讨论，见Tang（2010a，第六章）。另见Spirtas（1996）；Zakaria（1998），and Kydd（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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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很可能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出现与限制权力政治的必要性有关，而这一必要性是在“终极武器”出现之后（Craig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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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种对他国意图不确定性的过分强调引发了另一个负面后果，即我们将国际关系中不确定性的其他方面的作用大大地边缘化了（Tang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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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这方面，我们甚至可以向温特表示某种苛责：他的努力是困难的且不必要的，即使互动具有某种“结构”，但将互动视为一种系统特征远非适当的。他把利益的分布作为结构的一部分也同样如此（Wendt 1999，1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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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就是为什么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是半演化的，或者比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具有更多的演化成分。温特（Wendt 1999，147）也正确地认识到，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不必然是原子主义（atomism，即只强调单元的特征），个体主义可以考察单元间的互动。因此，原子主义是个体主义的一种更有局限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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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温特坚持认为，建构主义实际上“提倡一个实证研究纲领，即研究真实世界中国家利益（及许多其他事物）的内容”（Wendt 1999，133），但他没有认识到，他的结构主义立场本质上违背了这样一个研究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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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解释社会变迁并拒绝还原主义上，温特不能仅仅以“实用主义（或泛宗教主义）”来为他的理论无法解释国际系统的演化性变迁做出辩护（Wendt 1999，15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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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这方面，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s 1939（1994）］的杰作《文明的进程》应是一个永恒的灵感之源。该书熟练地将心理上的变化与宏观的社会变迁（物质的和观念的）交织在一起。一个更详细的讨论，见Tang 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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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三、系统对国家的影响：五大渠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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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的讨论表明，尽管结构假定单元和一个系统的存在，但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国际系统怎样塑造国家的行为，那么强调（与单元相对的）结构是具有误导性的。[2]我们应该讨论系统的影响，而不是结构的影响。批判性地借鉴已有的关于系统、结构和行为体—结构问题的讨论（例如，Parsons 1937；1951；Giddens 1979；1984；Waltz 1979；Jervis 1997；Wendt 1999；Wight 2006；Lebow 2008），这一部分强调国际系统对国家（作为关键的单元）产生影响的五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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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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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系统——结构只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五个渠道影响单元的行为和单元的性质。前四个渠道，即约束/帮助、学习、选择和建构/构成，构成了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社会化”。[3]第五个渠道是“反社会化”[4]，而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家并没有注意到它（也有例外，见Scott 1985；1990；国际关系中对反社会化的两个最近的讨论，见Schweller and Pu 2011；Epste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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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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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帮助作为第一个渠道已经被吉登斯（Giddens 1979；1984）针对行为体—结构问题的结构化理论所强调。吉登斯的讨论仅限于结构如何塑造行为体。然而，约束/帮助渠道可以用来理解物质环境如何塑造行为体的行为，以及行为体如何塑造彼此的行为，这些将反过来复制和塑造整个系统。实际上，约束/帮助必须用来理解物质环境与行为体以及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或明或暗的极端观念主义的陷阱，从帕森斯（Parsons 1951）到吉登斯（Giddens 1979；1984）再到温特（Wendt 1999），这样的陷阱在探讨行为体—结构问题的话语中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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