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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环境无疑限制了我们在生理上和精神上能够做的事情。居住在沙漠中的一群人不可能想象并制造出船只，更不用提远洋航行了。同样的道理，这群人也不可能发明稻米的种植。与此同时，物质环境也使我们在生理上和精神上能够做到某些事情。空气、水和其他事物使我们得以生存。更重要的是，物质环境还能激发我们的智力，去克服一些物质障碍。一旦我们凭借智力发明了一些手段，从而能够利用蕴藏在物质环境中的能量，物质环境起到的帮助作用就会更大。正因如此，在实现远洋航行之后，环绕着人类的海洋才使远程贸易、殖民扩张以及最终的全球化成为可能。同理，在人类研制出更有效地利用太阳能的专门技术之后，阳光才使太阳能产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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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之间也相互约束与帮助。例如，拥有盟友能够使一国以某种方式行事（如强硬地对待一个对手）。然而同时，盟友也有约束：盟友也许会阻止一国做某些事情（如太具挑衅性的行为）。同样，拥有对手无疑会阻止一国做某些事情（如太具挑衅性的行为）。然而同时，拥有对手或许也使一国能够操纵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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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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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学习对能动者而言是理解系统的关键，也是能动者在理解系统之后相应地修改其观念和行为的关键，因此，学习是系统塑造能动者的第二个最基本的渠道。除非单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系统（即它的特征），否则单元的行为将不得不完全受本能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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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学习是由行为体（例如，国家中的个人）产生和选择新观念以及记住/强化旧观念的过程（参见Levy 1994，283）。因此，正如坎贝尔［Campbell 1960；（1965）1998；1974a；1974b；另见Popper（1937）1959；（1963）1991］指出的，学习体现了在社会演化的观念层面上的一个社会演化进程。学习不一定导致观念的变化：它或许只是强化现有的观念。学习当然也不一定导致行为的变化，虽然行为的改变通常发生在学习后也因此反映了某种学习。将学习等同于行为的变化就会落入“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圈套（Levy 1994，289~291）。最后，因为我们所学到的不一定是客观上正确的，所以学习也不一定导致福利的提升，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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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不同的维度，我们可以将学习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而且这些不同的学习进程是互相重叠的（例如，Levy 1994；Adler and Barnett 1998，43~45；Bar-Siman-Tov 2004，69~71）。首先，我们可以将学习划分为负面学习和正面学习。负面学习是指从自己或他人的消极经历中学习，而这些消极经历是从能动者与其他单元和系统中其他成分之间（如结构和物质环境）的互动中产生的。正面学习，也称为模仿（Schweller and Wohlforth 2000，78~80），是指采纳自己和他人“成功”的观念、行为、文化和制度（作为固化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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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负面学习包含一个明显的选择成分。此外，因为我们往往从消极经验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负面学习很可能在我们的学习中扮演了一个至少与积极的学习同等重要的角色。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而且成功也是失败之母），这句话清晰而响亮地道出了负面学习的力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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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讨论个人学习与集体学习（也就是说，一个集体实体的学习）。但严格来说，集体是不会学习的：只有组成集体的个体才会学习。因此，集体学习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体学习。当所有的个体接受了某一个体创造或输入的观念或（且）将这种观念加以内化时（或至少遵从这个观念而不去公开挑战它），集体学习才是完整的。当然，由于一个集体中总有一些个体会质疑他人的观点，并拒绝接受这些观点，或（且）不愿将这些观点加以内化，因此，集体学习几乎总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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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背景下的正面学习概念与建构主义的“社会学习”（Adler and Barnett 1998b）和“社会化”（例如，Johnston 2001；Checkel 2007，5~14）的概念有些重叠。然而，建构主义者的“社会学习”和“社会化”是需要避免的草率的概念。首先，因为我们所有的学习都是社会的，所以“社会学习”如果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提法，也是一个不恰当的概念：对我们人类来说，非社会的学习是不可能的。同时，建构主义者的“社会化”概念至少包括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遵从他人的观念（包括社会规范），但不加以内化；第二个过程则取决于将他人的观念内化（Adler and Barnett 1998b；Johnston 2001；Checkel 2007，5~14）。显然，社会化的第一个概念更好地被（正面）学习所捕捉，而第二个概念更好地被构成或建构所捕捉：当一个观念被一个行为体内化时，这个行为体可以理解为已经被这个观念“构成”或“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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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既可以来源于自己的经历，也可以来自他人的经历（即间接体验的学习）。虽然从他人的经验（尤其是消极经验）中学习往往比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成本低，[6]但由于我们日常思维经常是启发式的和自我中心的，我们从自己的（消极）经验中学习可能比从他人经验中学习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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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学习区分为战术性学习（有时也称为模仿或仿效）和适应/战略性学习的做法应该被拒绝（例如，Lebow 1994，273~276；Levy 1994）。这种区分是误导性的，因为任何一种学习都可能是战略性和适应性的。此外，这样的归类只能是“事后诸葛亮”，因此当它被用来解释行为体的观念和行为的变化时，很容易变成同义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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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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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社会演化中的选择分为两种（或两个层次）（Wendt 1999，100~101）。第一种选择是指通过我们的思维运动，排除和保留特定的观念（以及由观念导致的行为）。显然，这种选择几乎是持续不断的，而且可能经常是瞬时发生的，并已经为负面学习所涵盖（见上文）。既然如此，下面所指的选择就意味着第二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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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选择是指淘汰和保留一个系统中的某些单元，在此过程中，那些被淘汰的单元所拥有的某些观念和行为往往也同时被淘汰。这种选择的弱形式是一个单元出于以下原因而受到惩罚：（1）对物质环境的错误判断；（2）不从自己或系统中其他单元的经验中学习真正的教训而采取行动；（3）违反系统内的规则（规范的或非规范的）。这第二种选择就是沃尔兹意指的选择，尽管他也许会否认在国际政治中违反规范性的规则会付出很大的代价（Waltz 1979，73~77，118~119；1986，330~331；1988，618）。[7]国际关系理论家也大多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生物和社会系统中，单元对物质环境的错误判断是它们受到惩罚的一个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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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第二种选择往往是不规则的且缓慢的。而且，这种选择不一定导致一种特定行为或单元的完全消失：在一个特定的系统中，不同类型的行为和能动者是可以共存的。[8]最后，这种通过淘汰（和保留）一个系统内某些单元的选择在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已经较为罕见了，尽管在我们大部分的历史中它曾是塑造国际政治的一个强有力的（但从来不是瞬间发生的）力量（见本书第二、第三章）。这样一来，在今天的国际系统中，单元就可以承受犯下更多错误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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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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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我们可以将构成或建构行为体定义为两个过程。在一个过程中，行为体有意识地将观念（规范、观念、制度、记忆、行为准则、自我认同，等等）内化；在另一个过程中，用福柯的话来说，行为体无意识地被国际系统中的观念渗透。当然，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有意识的内化和无意识的渗透经常相互强化［Elias（1939）1994；Foucault 1980；2000］，所以清楚地区分这两个过程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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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重要的是把建构行为体的过程与建构一个系统的过程区分开来。后者是指行为体的行为以及它们与系统的互动建构（或重建）这个系统的过程。相比之下，前者是指行为体的观念和行为被这个系统塑造的过程。毫无疑问，两个过程持续互动，因而“相互构成”：通过它们的行为及与系统的互动，行为体建构（或塑造）了系统，而持续被建构的系统也反过来重新塑造行为体的行为。然而，完全将二者等同起来则有陷入循环逻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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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会化（或观念上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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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几乎总是由权力支撑的制度化、教化和灌输。而在任何有一个最低限度社会化的社会系统中，反社会化是必然的。[9]本质上，反社会化是一个行为体有意识地抵抗来自系统的社会化压力的过程。因此，反社会化是社会化的一个（辩证的）结果：没有社会化，也就没有反社会化（Tang 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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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群居生活之初，制度结构是松散的。这样一来，社会化相对薄弱，而反社会化也许更薄弱。然而，当社会的制度结构变得更加紧密也更加严格时，社会化就变得更为普遍，也更加令人窒息［Elias 1939（1994）；Freud 1961］。[10]而这一不断增强的制度化（或合理化）以及对行为体的教化和灌输的过程——它总是得到权力的支持——将不可避免地驱使一些单元走向反社会化：社会化与反社会化之间是一个辩证关系（Tang 2011a；2011b）。正如福柯（Foucault 1988，123）所言，“权力关系一经存在，就存在抵抗的可能性。我们决不会陷入权力的圈套：在确定的条件下，按照一个清晰的战略，我们总是可以减缓权力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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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政治中，“南南合作”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反抗占统治地位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尝试（它们是否已经取得成功是另外一回事）。对非西方视角甚至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呼唤（和可能的出现）预示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盎格鲁－萨克逊霸权的反抗（例如，Ayoob 2002；Kang 2003；Amitav and Buzan 2009；Ringmar 2012）。长久以来，西方的观念和偏见支配着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标榜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而“依附理论”（Smith 1979）和爱德华·萨义德（Said 1978）的东方主义的大辩论就是在知识领域进行反抗的尝试（另见Said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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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反社会化不一定由行为体重塑系统（更不用说推翻系统并建立一个新系统）的冲动所推动。即使成功，反社会化的行为也不一定导致系统的转型。最后，反社会化不同于现实主义者所谓的制衡。反社会化主要是一种在观念上反抗系统中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的斗争形式，而一个行为体的制衡行为主要是反对另一个特定行为体的“物质上的”运动，而且制衡的目标也未必是支配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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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理论化国家行为的含义：作为一个系统的五大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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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五大渠道中，约束/帮助显然是最基础的。[11]学习紧随其后：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只有通过某种学习才会产生观念。选择仅靠自己也不可能产生一个观念或行为：它只是选择已经出现的事物。社会系统对单元的选择是基于已经被学习塑造的单元，而不是基于一张白纸。建构也取决于学习，尽管学习不一定导致建构：不通过学习而建构一个行为体是不可能的。反社会化同样取决于学习：除非行为体学习了一些支配性观念（的性质），否则行为体不会去反抗这些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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