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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差异缘于地理条件的不同。亚述的大部分地区都不适合农业生产，其耕植面积也难以扩大。巴比伦尼亚地势平坦，与河流水平面的落差也不大，通过运河进行灌溉和商贸都十分便利；而在亚述，河流大多远低于地表平面，难以为人类提供服务。适合灌溉和农耕的区域虽然享有沃土的美名，但因为面积太小，无法供养大量的人口。除了周围的草原外，亚述也缺少地理环境的保护，干燥得足以称得上是沙漠的荒原仅限于西南一隅。其民众如果想要防御外来的入侵，就只能依靠自己。尽管可能不是巴比伦人自己带去的，亚述却从巴比伦引入了那个时代的先进文明，并能成功地御敌自卫。就防御而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有着很大的优势，所以从建都尼尼微开始，亚述就是个单一的君主国，通过对周围军事实力较落后的部落的征服，其实力得以不断增长。到了公元前 1400 年，它终于抛弃了向巴比伦臣服的伪装，甚至有能力转而入侵巴比伦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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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人是天生的战士。他们从地理条件的刺激中得来的教训是，既然没有足以满足自身需求的可用能量，就必须从别人那里夺取。巴比伦尼亚、东部的山区地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腓尼基都向他们纳贡称臣。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亚述都没有发展出一套善加利用被占领省份的政府体系。当这些省份发生叛乱时，所有邻近的国家都会遭到蹂躏；而当它们俯首纳贡时，或是在中央政府比较虚弱时，亚述就听任它们各自为政。直到公元前 750 年，在所谓的“第二亚述帝国”统治时期，它才开始努力巩固征服的成果并充分利用附庸国的资源，以图把与东方世界之间的全部贸易掌控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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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稍高一些的政治理想，但是以残酷的征服手段建立起一个商业帝国的图谋，就像一个商业帝国试图在没有武备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下去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附庸国接二连三地发生叛乱。一些叛乱被平定了，可是等亚述军队离开后，叛乱又会再度爆发。当被征服民族出于共同的仇恨结成对亚述的包围圈后，亚述四面受敌并全面崩溃的日子也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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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尼亚终于明白了团结一致的价值，在由一位前总督创立的王朝的统治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亚述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一个帝国。但在米底高原上，一个新的威胁又出现了。得益于亚述的贸易蓝图，米底人与外部世界接触频繁，熟悉了大山外面的这片沃土，最终他们下山来到平原，将这一地区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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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这段历史中，地理支配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巴比伦尼亚的地理条件比埃及复杂，其历史并不像埃及那么简单。不过，主要的事实却是很明显的。最初巴比伦尼亚之所以有机会诞生本土的文明，是因为气候条件在提供足够的能量的同时，也在人们心中建立了积蓄能量的意识，并且还有地理环境提供的充分保护。接下来亚述成为了霸主，是因为其民众在地理条件的刺激下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正如长期处于被保护环境下的埃及和巴比伦尼亚几乎丧失了自卫能力一样，长期处于需要自卫的环境中的民族，就会把为自身利益而战当作生活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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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尼尼微陷落后，地理条件继续发挥着作用，亚述依靠武力建立的帝国崩塌了，而两河流域所在的整个低地平原一直是一个整体，其中最重要的地区就是巴比伦尼亚。但是，像埃及一样，几千年中养成的习惯是难以根除的。因为习俗的力量实在是太过顽固，事物继续照着老步调走了下去，巴比伦尼亚（或者伊拉克）一直不曾完全独立。继埃兰人、加喜特人和亚述人之后，米底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相继来到这里。在 3,000 年的时间里，原来的防御在那些已经达到较高生活水准的外来民族面前毫无作用，以至于随便哪个民族都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占有这里并为所欲为。这就难怪 20 世纪初的巴比伦尼亚与从前的沼泽地相比，也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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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片土地依旧物产丰饶，而且规模比过去更大。像埃及一样，巨大的水库可将丰水期的蓄水留到缺水期使用，更有效的措施还包括利用水库来分流形成沼泽的洪水。在贤明的统治下，这里或许能再度成为一方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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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大陆（the Old World）：相对于美洲新大陆而言的概念，指新大陆发现之前欧洲人所认识的世界，包括欧洲、亚洲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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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世界霸权 第 4 章 通道：巴勒斯坦与腓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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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已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所以能成为最早的两个文明中心，是因为就整体而言，这两个地区的地理条件赋予了生活在那里的民族超过其他地方的优势。这两个中心（尤其是后者）的兴起，又影响了周围其他地区的居民。自然地，居住在这两个文明中心之间的土地上的民族，受到的影响也许一时没有其他民族大，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受到的影响持续时间更久，也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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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古埃及两侧都是几乎无法逾越的沙漠，但在它的东北角，沿地中海海岸沙漠外缘的近海地区不像其他地区那么干燥，再往北去则是一片有着较充足水源的丰饶的沿海低地和内陆丘陵地带，这里是非利士人① 、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的故乡。这个地区之所以极为重要，就在于它是两大早期文明中心之间的连接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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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在对文明进步和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又将看到另一种形式的地理支配。人类不仅生活在最容易生存的地方（亦即有更多的能量可以利用的地方），而且迁徙时也是朝着最容易行动的方向（亦即行动时消耗能量最少的方向）。正如我们所说的，运动总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有道路存在时，人就会沿着道路走，但是早在道路出现以前，就存在因地形地貌而形成的路线，沿这些路线移动比走其他地方更为容易。这些只是自然形成的通道（way），而不是道路（road）。道路有一定的宽度，通道的宽度则不一定。从房门到壁炉，可以有避开中间障碍物的通道，但这并不是道路。通道可能只有一条，道路却可以有许多条。从伦敦到苏格兰的通道一路向北从亨伯河与奔宁山脉之间通过，再穿过约克平原和纽卡斯尔平原，然后沿海岸绕到爱丁堡。大北路② 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条通道的一种形式，而伦敦东北铁路则是与其对应的铁道。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埃及之间没有道路，但有几条在部分地方合为一体的明确的通道。比较容易的一条通道是从巴比伦出发，向上游经过幼发拉底河河谷，再转道黎巴嫩山和东黎巴嫩山之间的奥龙特斯河河谷，然后沿莱昂提斯河与约旦河上游河谷向下游，穿过埃斯德赖隆平原，经过美吉多（即哈米吉多顿，“末日之战的众军汇聚之地”③ ），通过地中海沿岸的非利士人所在地，最终穿过狭长的沙漠地带到达埃及。还有一条通道走起来比较困难，但路程较短，对于文明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商人们而言会更省精力。这条通道穿越叙利亚沙漠狭窄的北端抵达大马士革的绿洲，大马士革是叙利亚的核心地带，也是向东穿越沙漠或向西去往沿海港口的出发地。无论人们来自何处，都要经过埃斯德赖隆和非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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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通道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下就显露了出来，而是随着它连接的两个地区的发展日渐增加的。不过，其运输量甚至还不及如今英格兰的一条乡村道路，但在当时，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贸易都是通过这条通道进行转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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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必指望这条“通道”（the Way）所经过的地方，也能有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悠久的历史。两地之间相隔甚远，必须在它们达到很高程度的文明并拥有很广的影响力时，相互之间才会发生接触。即便如此，第一次接触似乎也纯属偶然。在埃及第四王朝和巴比伦帝国的阿卡德的萨尔贡统治时期，亦即约公元前 3800 年时，西奈半岛的沙漠中出现了来自两地的探险队，以开采铜矿或寻找适于雕刻的石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通道”就成了商贸往来和军队行动的必经之路。因此，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世界中心的 3,000 年中，黎凡特④ 南部这些肥沃的沿海地带的重要性，与它们的大小完全不成比例。作为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的故乡，这片土地成了古代世界两大帝国之间的门户，这就难怪巴勒斯坦本身的面积虽然只有威尔士那么大，但那里的民族却在历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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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不同的时期都曾宣称对这里拥有宗主权，但即便在这些时期内，控制也并不总是有效的，而在我们论及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条“通道”经过的这片地区都是由独立的民族所占据。这些民族起初彼此争战不休，后来在认识到相互间贸易的利益价值后，才逐渐变得文明起来。直到大约公元前 1000 年，即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此时埃及和亚述已经衰落，巴勒斯坦的山地人和以色列人（而非沿海居民和非利士人）才有效地占据了这条“通道”，并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古代世界的其他帝国媲美的王国。当王国一分为二时，它又失去了对这条“通道”的有效控制，并再次沦为一个山地小邦——虽然处于周围邻国的中央，但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影响力。夹在两大帝国中间的这个希伯来王国两面讨好，最终在两大帝国之间的争斗中化为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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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地位被其他地区取代时，位于它们之间的这条“通道”的地理重要性也变得无足轻重，虽然耶路撒冷的重大意义始终存在，但并不是我们这里所要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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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影响世界历史的地理条件，是对陆地和水体分布的依赖。显然，人必须在陆地上生活，国家也必须建立在陆地之上，因此，对历史问题的关注应把陆地放在首位。虽然人们不能长期生活在水上，也不能有益地利用水的能量并建立人类在水上的生活史，但是在另一方面，相对于定居来说，通过水路迁徙要比通过陆路更容易进行。陆地上有阻碍交通的各种障碍，要想通过，就必须克服或是绕过这些障碍，在这两种情况下，耗费的能量都谈不上有令人满意的回报。不仅如此，通过水路运送一定数量的货物，也比通过陆路所需的能量少得多。也就是说，水体比陆地更适合充当将人和货物从一地运送至另一地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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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实对于两个早期的帝国而言并不陌生。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灌溉用水和更直接的个人需求，而且也提供了运输的通道。最初使用的只不过是芦苇束扎的筏子，然后是能提供较大浮力的皮囊，后来也用轻便的小船。在公元前 3000 年，巴比伦商人甚至有可能乘坐这种小船冒险进入过有陆地围绕的水域（波斯湾），而一两个世纪之后，埃及人确曾凭几条船航行于红海之上。不过，这些都属于十分罕见的事例，并被当作奇闻记录下来。那时的船只基本上只限于在河流中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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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河流为通道消耗的能量虽然比陆地少，但也存在人只能循着河道行动的缺点。很多河流，尤其是像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这样支流很少或没有支流的河流，即便以运河作为补充，也远不如海洋便利，因为一旦航入大海，就可以去往天涯海角。因此，陆地和水体的地理分布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海上交通之所以便利，只是因为海洋连成了一片，而陆地却分成了许多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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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那些早期的民族来说，即使在经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之后，未知事物的神秘感仍妨碍着他们对海洋有进一步的认识。每个人都熟悉陆地，但是生活在富饶地区的人们与海洋之间有湿地相隔。陆地上的河流人们都熟悉，但是无人了解大海，冒险出海漂泊更是一件可怕的事。人类对海洋的发现和认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从那以后，海洋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它不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是成了将它边缘上的所有陆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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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最先发现和认识海洋的民族，就是这些居住在通往海洋的大陆通道上的民族。这里的山脚下是一片狭长的沿海沃土，边缘上没有湿地，海水很深。这里的居民与海洋朝夕相望，不想它都不行，而且他们驾驶自己的小船出海也比其他地区的民族要便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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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同样意义非凡，因为地中海就是这样发现的。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地中海不仅是学习内河航运，而且也是学习航海技术的场所。顾名思义，地中海位于陆地的中央，因为它是一个内陆海，与大洋相比不仅受风暴的影响较小，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潮汐，对古代的水手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驾驶着小船，不管在何时何地都很容易靠岸。波斯湾和红海也具有这些优点，但地中海要大得多，也重要得多。此外，地中海还有这两个海域所不具备的其他优点。它的沿岸陆地大都很肥沃，且不乏天然的良港；多岬角和犬牙交错的海岸线，矗立水面的众多岛屿与大陆遥遥相望，常可作为航海者的避难所。地中海的确是培育水手的绝佳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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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中海的通道作用被发现时，居住在两大文明结合地带的民族、住在大马士革绿洲的民族、腓尼基人以及提尔和西顿等城邦的居民，在古代的那个小世界里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可以想见，以海洋为基础的文明形式，其发展必定滞后于前述的那些文明。显然，这些国家只有在认识到这条通道的作用之后才会有所发展，此后还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才会把思想上所受的刺激转化为行动。不过到公元前 1600 年时，腓尼基人已被视为海上商人，因此他们必定在那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冒险的生涯。他们最初有可能来自巴比伦尼亚，是当地驾船和做买卖的老手，那里的晴朗天空吸引了人们对天文学的兴趣，这对于指导他们夜间驾船航行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如果真是这样，新环境的刺激又会促使他们去往新的方向。先是西顿，然后是以提尔为首的沿海城邦国家的居民，驾船出海，驶向蛮荒之地，并且愈行愈远。一开始，他们可能是去寻找用来给王公贵族穿的长袍染色的能提取提尔紫⑤ 的贝类，这种需求总是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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