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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煤炭的出口或是以煤炭为基础的产品制造，许多重要国家的田地就会失去生产能力。东英吉利亚② 的麦田之所以能一直保持肥沃，就是因为使用了化肥或牲畜肥料。化肥是通过出口煤炭或制成品进行直接交换得到的。牲畜肥料可以说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得来的，因为牛的饲料已部分依靠进口。如果英国、德国、法国乃至美国只能依靠自己的话，它们的生产力就会逐渐降低；只有中国在无需外来援助的情况下，其土地仍能够保持肥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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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那些热量充足、雨量丰沛、植物生长最迅速的地区，一旦被带入世界组织中之后，似乎最有可能取得最大的进步。我们知道，赤道附近的森林地区至今仍然处于世界组织之外，在那里不可能发展出早期的文明。对人类来说，迄今为止那些地方的植被生长得极其迅速，难以控制。但是由于煤炭的使用，使人类获得了管理大型组织的经验和知识，并能利用其他储量更为巨大的能量。在英国北部，作物只能一年一熟，生长缓慢。在亚马孙盆地和刚果盆地，以及东印度群岛，作物能够持续不断地生长，而且速度很快。这正是能量取之不尽的一个来源。我们有可能利用它么？第一步已经迈出，组织正在产生，全球的橡胶供应就来自这些森林。不过这虽然重要，仍然只是一小步，因为橡胶并不是一种能量的来源，它的作用只在于节省能量。我们所期待的乃是这些地区能够直接提供能量，无论这种能量是来自燃料（这不大可能），还是来自从植物中蒸馏产生的酒精，或是其他的什么方式，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里有能量，而且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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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有组织能力的白人，也无法对这些地区进行组织化，其原因有二。首先，那里的环境与白人所熟悉的北方大陆大不相同，使得人们不愿去尝试解决所有的问题，也不愿做必要的调整去适应那里的生活。换句话说，让人们改变自己的习惯和做事方式是很困难的，可谓是积重难返。非洲和南美洲早在美国和加拿大被发现以前就已为世人所知，但在美国和加拿大，殖民者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已经习惯的家乡生活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在非洲和南美洲，一切都是陌生的，生活必须另作规划，所以白人不愿意大量移民到这里。他们至多希望小规模地去待上几年，就像前往印度那样。因此，这就难怪这些地方的进步是多么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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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这些地方不仅环境差异巨大，而且还存在生命危险。寒冷地区的未知疾病在热带会造成极高的死亡率，生命在这里几乎得不到救治，只能无谓地死去。不过有证据表明，这种状况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人们已经对这些疾病及其成因进行了调查——尽管最初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能够就此减轻人类的痛苦，或是有节省能量的希望——而且总算制定了一些预防的办法。在两代人之前，没有人会料想到这方面的知识可以通过研究各种昆虫的习性，通过采集昆虫并将它们置于显微镜下进行研究而获得。然而事实就是如此。目前业已证明，许多疾病的携带者是某些特定的昆虫（大多是蚊子），并由它们相互传播开去，因此通过消灭携带这些疾病的昆虫，就可以大大减少甚至消灭这些疾病。在里约热内卢，1898 年因黄热病死亡的人数为 1,078 人，到 1908 年则减少为 4 人。在哈瓦那，1853 年到 1900 年间因黄热病引起的年均死亡人数为 754 人，到 1907 年则只有 1 人死于该病。1887 年，在意大利有 21,033 人死于疟疾，到 1907 年这个数字降低为 4,160 人。在伊斯梅利亚，1902 年患此病的人数为 2,000 人，到 1905 年则降低为零。塞得港也同样消灭了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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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1 炎热而潮湿的森林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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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以金钱来衡量，能量也得到了节省。1903 年，苏伊士运河区在治疗疟疾上的花费为 38,200 法郎，而到 1908 年，这一开销已降到了不足此前的一半。在苏门答腊岛的某个地区，与 1914 年相比，1916 年和 1917 年节省的工作日达 10,798 个。巴拿马运河的建设，也因发现了控制疾病的必要措施而变得可能；瘟疫和黄热病都得到了控制，疟疾的危害也大为降低。雇员的死亡率从 1906 年的超过 40‰降低到了 1909 年的 10.64‰——这一死亡率比文明世界中的大多数城市还要低，而巴拿马运河区的疟疾发病率，也从 1906 年的 821‰降低到了 1924 年的 8‰，这个比例比伦敦还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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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已经有人指出：“赤道地区的气候本身并不是有害的，如果你在炎热的白天不遮盖好头部就外出，它也就是会让你中暑，并使人在午饭后昏昏沉沉。肺结核、风湿热和流感都不存在……只要不被采采蝇叮咬，你就不会得昏睡病，不被蚊子叮咬，就不会得疟疾；不要睡在泥地上，也不要把帐篷搭在旧营地处，因为那些地方有蜱和臭虫；远离老鼠，就不会得瘟疫。只要多加小心，在热带地区生活，反而比生活在古北区③ 气候下常受流感困扰的温带更少受到疾病的折磨。”这样的建议在目前可能很难遵从，但是知道提什么样的建议也是一种进步。当大多数人都有可能遵从这一建议并且从进一步的知识中获益时，人类就可以使用和积蓄热带森林中蕴藏的巨大能量，而刚果河和亚马孙河流域也将不再是无人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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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会有其他的变化。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世界史主要指的是发生在北纬 30～60 度之间的地区的历史，而这些地区的民族很自然地在世界上居于领先的地位。迄今为止，正是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主导着热带地区的活动，而且在未来势必仍将持续下去。但也有迹象表明，从长远来看，这些人类活动和繁重的工作以及指导性的事务，都将由那些身体适于在这些地区生活的人们来承担。生命力顽强，不无幽默感，深色的皮肤能够避免阳光的过度刺激，比白人发达得多的汗腺可以依靠大量蒸发来降低身体的温度，非洲黑人具有的这些优势是其他大多数民族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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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在炎热的撒哈拉沙漠中，天气晴朗，长年无雨，没有植被，人类难以生存，太阳从日出到日落一刻不停地照射在沙漠上，其辐射所产生的热能不亚于低纬度地区，如果有可能直接使用这种能量，那么这个如今仍为不毛之地的地区就能供养庞大的人口，并变得非常重要。在这里，一个面积相当于大伦敦地区的区域每年接收的太阳能，在数量上即相当于整个英国在一年中生产的煤完全燃烧后所产生的能量的总和。已经有人对具有高热效率的引擎进行过试验，但这种初步的进展是否能够导致一场伟大的革命还言之过早。可以确定的是，距离赤道越近，积蓄能量的潜力也越大；当煤炭耗尽后，我们可以从那里获得能量的供应，这些能量迟早会派上用场。如果可以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未来，那么这些能量的使用必将改变人类的分布——不仅包括生活习惯，还包括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方方面面的事物。但这种变化的结果会受到过去历史的修正，原有的事物会因其过往的特征而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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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未来做了如此这般的一瞥后，我们的话题就到此结束了。不知时至今日，再去指出“物由天造，亦由自造”④ 的奇妙过程中所贯穿的目的性日益增强的趋势，以及重谈“天道至公，疏而不失”的老调，是否会被当成不合时宜的一堆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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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技术的落后，这里的数据与当代世界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请读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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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东英吉利亚（East Anglia）：英格兰东部传统地区，由诺福克和萨福克两郡以及剑桥郡、埃塞克斯郡的一部分组成，中世纪时以盛产羊毛及毛织品闻名，现代经济则以农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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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古北区（palearctic）：一个生物地理学意义上的区域或亚区域，其范围包括欧洲、喜马拉雅山脉和秦岭以北的亚洲大陆、阿拉伯半岛北部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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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原文为“things are ‘made to make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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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世界霸权 [:170323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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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世界霸权 附录 历史的地理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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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年 1 月 25 日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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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福德·麦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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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遥远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回顾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些世纪，并像我们今天观察埃及历代王朝那样把它们缩短来看时，他们很可能会把过去的 400 年描述成哥伦布时代，并说这个时代在 1900 年后不久就结束了。近来，地理探险行将结束的说法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人们认为地理学的目标应该转向深入考察与哲理上的综合。在 400 年中，世界地图的轮廓已经以近乎精准的程度得以完成，即使在极地地区，南森和斯科特的航行也使做出重大发现的最后可能性大为减少。但是以 20 世纪的开端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的结束，其恰当之处并不仅仅因为有这一成就，尽管这一成就堪称伟大。传教士、征服者、农夫、矿工以及后来的工程师紧蹑着旅行者的脚步的结果，使得这个世界的偏远地带刚被发现，我们就必须对其近乎完整的政治占有进行记载。在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澳大拉西亚① ，几乎没有剩下一片有待标桩定界声明其所有权的土地，除非这所有权是通过文明国家或半开化国家之间的战争来划定的。即使在亚洲，我们正在目睹的很可能也只是由叶尔马克的哥萨克骑兵和瓦斯科·达·伽马的水手们最早开始的那场博弈的最后几步。大致地讲，我们可以把哥伦布时代与它之前的时代做这样的对比：哥伦布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欧洲的扩张遇到的抵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却被压制在一个狭窄的区域内，并受到未开化的外部世界的威胁。从现在起，在后哥伦布时代，我们将再次不得不与一个封闭的政治体系打交道，而且这个问题仍然是世界性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每一次爆发，不是消散在周围的未知空间和野蛮混乱之中，而是在遥远的地球另一边激起强烈的反应，并将世界政治和经济机体中的薄弱成分震得粉碎。一枚炮弹落到一个土木工事中，与落进一个巨大的建筑物或船舶的封闭空间和刚性结构内，其结果会有巨大的差异。或许，对这一事实的某些意识，最终会使世界各地的许多政治家把大部分精力从领土扩张转移到相对效率的争斗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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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看来，在目前的十年中，我们是第一次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即试图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来探讨更大的地理范围与更大的历史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第一次能够对整个世界舞台上的各种特征和事件的某些真实比例有所了解，而且可以寻求一种至少能够表达世界历史中的某些地理成因的规则。如果我们足够幸运，这个规则对于我们观察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一些竞争力量，应具有现实的价值。有关“帝国向西进军”的熟悉的说法，就是这类经验和碎片化的一种尝试。今晚，我打算描述这个世界上我认为对人类行为最具强制力的那些自然特征，并且介绍一些与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的主要阶段，这种联系早在地理学尚不知悉的时代便已存在。我的目的不是要讨论这种或那种自然特征的影响，或是对区域地理学做一番研究，而是要展示作为世界这个有机体系的一部分的人类的历史。我承认，我只能抵达真理的一个方面，我无意陷入极端的唯物论。肇始历史的是人类而非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起着支配作用。我关心的是一般的自然支配，而不是世界历史的起因。显然，可以指望的只是对真理的初步接近。我将谦卑地接受对我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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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弗里曼教授认为，唯有地中海地区和欧洲各种族的历史才具有重要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当然是正确的，因为促使希腊和罗马的后继者支配整个世界的观念，就诞生在这些种族中间。然而，从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说，这样的局限也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形成一个国家而不是像动物那样单纯地群居在一起的各种观念，通常是在共同灾难的压力和抵抗外力的共同需求下才获得认可的。英格兰的观念，是由丹麦人和诺曼征服者敲打进七王国② 的人们的头脑中的；法兰西的观念，是由匈奴人在沙隆之战中强加给相互争斗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并在与英格兰的百年战争中成型；基督教世界的观念诞生于罗马帝国的迫害，到十字军东征时期方告成熟；美国的观念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独立战争和当地殖民者爱国心的沉沦之后才被接受；德意志帝国的观念直到南北德意志结成了抗法同盟的伙伴关系之后，才在南德意志勉强通过。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各种观念和它们产生的文明上，我对历史做了文学化的描述，这样有可能会忽视掉一些更为基本的运动，而这些运动的压力通常是滋养伟大观念的各种努力的诱因。一个让人反感的人物完成了一件有价值的、将他的敌人归为一统的社会功能，而正是在外来的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完成了它的文明化。因此，我恳请你们暂且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从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可以很确切地说，欧洲文明是反抗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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