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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下去，问题不仅不会自行修复，还会越来越糟糕，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支出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来自医保、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障等应享福利方面的花费。美国大量人口退休以及寿命延长，很可能造成应享福利的花费增长。第二，利率接近历史最低值，未来几年或几十年更可能上升而不是下降。关于债务规模和融资成本的具体预测必然有不同结果，因为这取决于经济增长、支出、税收、通货膨胀和利率等假设。目前看，趋势很明确向不利方面发展，时间也很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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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攀升会产生许多令人担忧的战略危机。债务融资的需要将吸收增发的美元，在联邦政府预算中的比例也不断提高。这意味着更少比例的资源可用于国防、情报、国土安全和对外援助等国家安全事务，更少的资金可以用于国内待改进的项目，涵盖教育、基础设施现代化、科研、执法等。也意味着针对或枪炮或黄油的辩论会越来越尖锐，损害越来越大，而预算中两个增长最快的部分，即还本付息和应享福利，却基本上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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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攀升会触发全球对美国的疑问。如果美国无力应对债务挑战，会降低美国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吸引力，其他国家效仿美国的可能性会降低，对于依赖美国也更加谨慎，因为不再确信这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做出艰难决定的能力。结果，这个世界的民主国家越来越少，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越来越不遵从。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如果美国不能成功处理债务问题，一定会加速这一趋势，并发生令人担忧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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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攀升会让美国更加受制于市场的反复无常和其他政府的阴谋诡计。美国公债中已有近一半由外国持有，中国是最大的两个债权国之一。当然，中国可能因此受制于美元价值，不愿看到美元贬值，而且需要继续向美国出口。这一思路是类似于核威慑的财务制衡。也许会这样，但是我不能完全乐观，因为一旦发生危机（例如台湾危机），中国可能会决定削减或停止购买美国债务，甚至出售美国债务，以表达其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也许在权衡后会付出财物方面的代价来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有趣的是，1956年美国对英国政府正是使用了这一方法，威胁英镑贬值，最终让英国放弃了想恢复控制苏伊士运河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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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攀升还会占据国内外有效投资所需的资金，进而降低原本就不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更糟糕的是，高负债和债务融资将增加人们的担忧：美国政府是否愿意维持美元价值、履行其义务？这会导致外国政府在发放贷款时要求特别高的回报，增加美国债务融资的成本，进一步对其他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影响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非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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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攀升限制了美国的灵活性和韧性。无法概括说明美国的债务保持在什么水平是适当的，也无法精确地知道什么水平是可持续的。但美国不希望看到高负债成为新常态，因为不想失去灵活性，从而不能应对其他情况。例如，如果发生金融危机，需要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万一有重大的国家安全挑战，需要很多投入来做出反应。将债务保持在足够低的水平，既能抵抗突发情况又不引发债务危机，这看来是一种谨慎精明的对冲，如同预防医学或保险，值得支付合理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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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增加一个预测：债务攀升还将加速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消亡。在对美国财政管理失去信心之后，并且美国为其债务融资的行为与其他国家认为美国在直接管理美国经济和间接管理世界经济中应该采取的行动相矛盾时，这一情形就会发生。如果不是欧盟问题以及中国不准备开放人民币汇率，美元可能早已偏离世界货币的角色。当然，近期内美元还不会有替代品，但美国不能总是依赖其他国家的弱点和错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消亡后（后美元世界）则需要买进卖出其他货币，这样成本会更高，而且在实施与美元相关的制裁方面，杠杆效用会更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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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需要做什么呢？由于债务的一大驱动因素是应享福利的成本，提高目前和预计退休年龄会很有意义，能让社会保障更好地反映经济和人口现实。此外，将社会保障与经济状况审查结果挂钩，降低对相对富裕人群的非必需给付，适度调整生活成本，改革快速增长的残疾人保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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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和医疗补助在应享福利中占据很大比例。必要的改革措施包括：加速从基于服务费的系统转向基于结果质量的系统；找到处理同时符合医保和医疗补助“双重资格”的方法；增加共同支付，限制医疗事故侵权；引入福利生活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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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应该避免错误的“解决方案”，削减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方案直接忽视应享福利，偏重消费而非投资，着眼于眼前而非未来，应该彻底放弃。同样，不提高债务上限也是错误的。每位国会议员都知道或应该清楚，美国不提高债务上限并不能限制债务高筑，而且会引起市场和全世界高度怀疑美国是否可靠、严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此引发的反应会导致利率上升，反过来减缓经济增长，加剧债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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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同样需要留意国防开支。目前和预计的国防支出约占GDP的3％，远低于过去70年的历史平均水平。而且，这个世界日益危险和不稳定，如果世界变得更加混乱，美国做得不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能独善于纷乱的世界，孤立主义会再次被证明是无知的选择。由于没有其他国家愿意和有能力为秩序做出重大贡献，而秩序不会自生，只有美国才能承担这一重任。美国需要有一支能够在不同地区（还可能同时）处理不同类型危机的军队，这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国防开支。如果国会继续坚持选举基数和组合方式，就更加如此，其中更多涉及政治方面的原因，而非国家安全。令人振奋的是，如果国家愿意做出一些选择并明智地使用其资源，就可以在国防领域做更多的事情，同时可以应对债务挑战。那些认为美国在国外的行动拖累了国内经济增长的观点是失实的、缺乏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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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出了我认为能够提高经济增速的方法。有一点我特地留到这里提出：自由贸易。贸易协定的积极作用包括：创造报酬相对更高、出口为导向的工作机会，增加消费者的选择，降低通货膨胀，促进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巩固盟友关系，建立相互依赖的纽带来约束可能的敌对。而且，贸易协定推动了经济增长（不论多少）；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共识是：一旦生效，它将为美国带来每年0.5%的额外增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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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说，贸易条约和贸易固然可能导致某些工作岗位消失，但是这方面更大的动因是技术创新。[9]未来的前景也大体如此，因为人工智能、机器人和3D打印等创新技术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但也导致一些现有工作机会消失。[10]对此，明智的反应不是去剥夺美国能从贸易中获得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是帮助那些由于贸易或技术革新而失去工作的人。这方面有几件事情可以做也应该做，包括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以更强硬的姿态应对那些不公平地给予国内产业补贴或向海外“倾销”产品的外国政府，推广工资保险，确保异地享受关键权益并延长期限，增加教育和再培训的机会和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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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美国必须关注国内秩序建设时，教育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它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能够帮助那些受到贸易和技术变革冲击的工人，也是打击不平等的有效方法。关于不平等的危险，有许多人著书立说。确实，不平等现象在扩大，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少数人非常富有，而在于许多穷人看不到生活水平或前景改善的希望。政策和规定不应试图通过大规模补贴和重新分配财富的新税收政策来降低不平等，这一定会失败，因为财富转移并不能增加受援者的能力，反而会降低他们的动力。政策应促进低阶层向更高阶层流动。只有当年轻人以及公民一生都能够获得更多的优质教育，才可能实现这种流动。否则，阶级固化会导致经济增速降低，社会摩擦力增大，反过来在美国政治中引发更多的民粹主义，在这个稳定性降低的时代里，对外交政策的支持会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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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另一层意义也值得提及。本书前边章节曾说过，这个世界对美国和美国人很重要，美国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同样影响重大。公民想理解这些现实并对提议的政策进行评判，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认识到全球参与的潜在利益和全球化带来的潜在风险，以及参与太多或太少（更准确地说，错误参与过多和正确参与过少）的潜在风险。因此，一项对美国未来的良好投资是：将全球公民学纳入高中和大学课程，澄清世界为什么重要以及美国所面临哪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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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提出的最后一点是，一个国家在国内经济和其他领域需要做什么并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政治学问题。最近几十年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使政治更加困难，边缘问题抢占了核心问题的位置。在许多地方，妥协已经沦为贬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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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转变？政党弱化是一个原因，因为政客可以直接向最具动机、往往意识形态背景最强的方面寻求支持。另一个原因是初选结果只取决于民主、共和两党党员，支撑面狭窄。有线电视、卫星频道、广播电台和互联网的多元化带来了一个窄播时代，取代了之前吸引更广泛观众的广播。为了一个狭隘目标、以激烈方式行事的有组织的特殊利益集团能够给那些未能拒绝妥协的候选人或在职者带去巨大的压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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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程序革新能够改善局势，例如，将国会选区脱离州立法机构的控制，这样参议员更难以搁置和阻挠，减少参议院需绝大多数同意的要求；将初选向所有选民开放，而不仅限于党员；在初选和确定每个州向选举团派出的代表时，改变赢者通吃的结果。限制政治支出可能会产生积极影响，但在目前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中不可能实现。最终的结果是，程序和法律的变革不可能重振折中和两党合作的精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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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导致许多令人担忧的后果，最可能的结果是政治失能持续甚至更加恶化。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不少这样的例子：艰难但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立法成果减少、政府停摆和拖欠债务的威胁、人事行动拖延、国际协定未获批准。结果，美国在行动中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降低，并且在国内外统一协同行动方面缺乏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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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这些问题，从总统到各级政府部门需要持续展示出领导力。对内，总统要与参众两院里共和党、民主党的议员密切合作；对外，总统应与不同的支持者和利益集团代表会面。还需要总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时常、诚实地告知美国人民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世界中的现实，以及美国能够、必须做什么才能确保竞争力和安全。如果要用一个模式来描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罗斯福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s）正是这样的先例。罗斯福总统通过“炉边谈话”向民众解释不断恶化的国际形势，让美国人民做好加入西方民主国家联盟、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并准备好承受战争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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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种持续的努力，美国目前政治中已经体现出来的政治失能特点可能会继续或恶化，其代价将非常巨大。美国必须警惕，不能突然或严重背离正在进行的行动。一致性和可靠性是一个大国的基本属性。在安全问题上依靠美国的盟友需要知道美国会善待这种依赖。如果美国受到怀疑，世界格局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秩序将不复存在。人们会看到两种反应：“自助”增强，各个国家越来越多地将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可能与美国的目标相冲突；各国受到本地更强国家的影响，权力的平衡逐渐被破坏。这剂猛药会使得区域一级更不稳定，全球性行动更加难以协调，大国竞争更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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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是一个法律概念，即法官和法院非常重视先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理由，即允许现有决定成立。这种偏重意味着不让法院自行其是，那会造成拼缀式治理的失能。更广义地看，这个概念反映了一种理解，即任何幅度的法律转变都会损害法律系统的完整性、声誉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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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交政策，也有相当于“遵循先例”的情况。这并非反对任何变化，事实上，所有政策必须定期或在理由充分时（本书讨论过）进行审核和修订。但整体、频繁的逆转会有令盟国不安和给对手壮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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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呼应了本书的开篇——世界变得混乱无序，而更糟糕的是，美国越来越混乱。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其危害无比。世界不能治愈美国的痛苦，美国需要靠自己解决，这至少打开了梳理捋顺世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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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George F.Kennan],“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Foreign Affairs25,no.4(July1947)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1947-07-01/sources-soviet-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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