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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670 这个特别的故事也许是恶意的捏造。但是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证实易卜生对奖章的痴迷，因为他坚持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展示他那堆不断增多的光彩夺目的勋章。据说早在1878年，他出席一个俱乐部的晚宴时，身上披挂着所有的奖章，其中一个像狗项圈似的绕在他的脖子上。瑞典画家格尔奥格·保利曾经碰见易卜生在罗马的大街上炫耀他的奖章（不光是绶带，而且有星形勋章）。有时，他似乎每晚都把它们戴在身上。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道，当有“年轻的朋友们”在场时，它“提醒我必须举止适度”。尽管如此，如果他没有佩戴那些奖章，邀请他出席晚宴的人总是感到宽慰，因为它们会引起人们的微笑，甚至公开的大笑会如同传递酒水那样传开去。有时，他甚至在大白天也佩戴着它们。当他乘坐的回挪威的船停靠卑尔根码头时，他穿上正式的服装，佩戴着勋章，走上甲板。他惊恐地发现他的4个过去的酒友——两个木匠、1个教堂司事和1个代理人，正等着迎接他，并在大喊：“欢迎老亨利克！”他随即返回船舱，畏缩在那儿，直到他们离去。甚至到了晚年，他依旧逢迎权贵。1898年，他太急切地想得到丹尼保格大十字勋章，于是在被正式授予之前先从一位珠宝商那儿买了1枚；实际上丹麦国王除了颁发给他1枚外，还送过他1枚饰有宝石的样品。因此他最后共拥有3枚勋章，其中两枚不得不还给宫廷珠宝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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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672 这位世界名人虽与他的战利品一起熠熠生辉，然而他最终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与其说是虚荣，或愚蠢，还不如说是怨恨的力量和赤裸裸地被压抑的愤怒。尽管他身材矮小，但凭着硕大的头颅和粗壮的颈脖，他的身上似乎焕发着力量。勃兰兑斯说：“他看上去就仿佛你需要借助一根棍棒才能制服他。”他还有一双令人惊恐的眼睛，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似乎是这种凶猛目光的时代。格莱斯顿[40]的这种目光投射到一位下院议员身上时，能使这位议员忘掉自己试图说的话。托尔斯泰同样用他那蛇怪般的眼睛使评论家们张口结舌。易卜生的凝视令人想到正在考虑判决的法官。勃兰兑斯说，他逐渐地灌输着恐惧，“他的胸中贮存着24年的辛酸与仇恨”。任何一个完全了解他的人都不安地意识到，就在他的外表下面潜伏着火山般一触即发的狂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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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674 饮酒容易引起脾气的爆发。除了一段不长的时期外，易卜生饮酒从不过量，更不是个酒鬼。他从不在工作的时候喝酒。清晨，他总是穿一件刚刚熨烫过的晨衣，头脑清醒地坐在写字桌前，毫无醉后的不适。但是他在社交场合则借助酒来克服他那强烈的羞怯和沉默寡言，不过那种能使他的舌头放松的酒精同样也能燃起他的怒火。在罗马的斯堪的纳维亚俱乐部，他在饭后的发火使他声名狼藉，令人们震惊。而且，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没完没了的表彰和庆祝宴会上，此类宴会是19世纪全欧洲和北美的一大特色，尤其为斯堪的纳维亚人所喜爱。易卜生似乎参加过上百次此类宴会，结局通常是灾难性的。弗雷德里克·克纳松在意大利结识了易卜生，据他讲述，在一次气氛友好的晚宴上，易卜生攻击了一位身患结核病的（这是那么多斯堪的纳维亚人待在南方的原因之一）青年画家奥古斯特·洛郎厄。易卜生说他是个糟透了的画家：“你不配用两条腿走路，而应该用四肢在地上爬行。”克纳松补充说：“他对这个不曾冒犯过他人又毫无防备的青年的攻击，惊得我们说不出话来，虽然易卜生没有猛击他的脑袋，这个不幸的肺结核病人也完全应该和他理论一番了。”最后，当他们准备离席时，易卜生已经踉踉跄跄，不得不被人送回家去。不幸的是，酒虽然在下面敲打他的两条腿，但不一定能让他那条野蛮的舌头平静下来。在罗马的另一次晚宴之后，格奥尔格·保利和挪威画家克里斯蒂安·罗斯把披挂着所有奖章的易卜生送回家，他“喋喋不休地数说着我们的种种不是，以表明他对我们的感激和信任。他说我是个‘讨厌、自负的青年’，而罗斯是‘一个十分讨厌的人物’”。1891年，勃兰兑斯为向他表示敬意，在克里斯蒂亚那的格兰特饭店举办盛大的晚宴，而易卜生却制造了一种“压抑的气氛”。当勃兰兑斯“慷慨地发言颂扬他时”，他却卖弄地摇晃着脑袋，“拒绝对主人的发言致答词”，只是说“对于这类演讲，任何人都可以说上一大套”。最后他宣称对挪威文学“一无所知”，这是对主人的侮辱。在其他的以他为主客的招待会上，他会别过脸去，不理会其他的客人。有时，他喝得太多，以至只会一个劲儿地重复说：“什么，什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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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676 确实，有时也会轮到易卜生自己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狂饮的受害者。人们甚至可以写一本书来描绘一下那个时期那里混乱不堪的宴会。1898年，在一个专为易卜生举办的非常隆重的宴会上，主要发言人索弗斯·斯坎道夫教授喝得酩酊大醉，他的两位邻座，一位主教和一位伯爵不得不阻止他。这时，一位客人咯咯笑起来，他大声嚷道：“闭上你的——嘴，我在发言。”与此同时，易卜生被一个颇具艺术鉴赏力但已喝醉了的画家紧紧地抱住了，他气恼地大喊：“把这个人拖开！”清醒的时候，他不会做出过分的、使他内疚的举动，事实上他很会吹毛求疵。一次，一位装扮成男人的姑娘被人违例偷偷地带进罗马斯堪的纳维亚俱乐部，他坚决要求将这名会员开除。任何浮夸的或是不合礼仪的行为都容易激起他的怒火。他是一个发怒专家，对他而言，性情最暴躁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实际上，他甚至很看重怒火的自然发作形式。他后来写道，在创作狂暴的诗剧《布朗德》时，“我将一只蝎子放进啤酒杯搁在桌上。这只虫子不时地焦躁起来，然后，我将一片熟透了的水果丢进杯中，它立刻凶猛地刺进去，把它的毒汁射入水果中，而后它又恢复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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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678 他是否从这个生物身上看到自己在发泄胸中的怒气？他的那些通常隐藏着怒火、有时爆发出来的剧作是否就是一种深刻的治疗行为？没有人了解易卜生的内心深处，但他的许多熟人都意识到，他早年的生活和奋斗在他心中留下了巨大的无法平息的怨恨。在这方面，他和卢梭十分相像：他的自我终生都带有伤痕，结果变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怪物。很不公正的是，他认为父亲和母亲应对他不幸的青年时期负责；他的同胞手足也有连带的罪责。自从离开希恩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设法同家里保持联系。反过来，1858年，为了向他富有的舅舅克里斯蒂安·派于斯借钱，他最后一次去希恩，却有意地不去探望父母。他同姐姐海德维格有些联系，但这可能和未还清的债务有关。1867年，他写给他的同事、作家比约恩斯切纳·比昂松[41]一封可怕的信，比昂松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易卜生的儿子，他写道：“怒火增强了我的力量。如果一场战争即将来临，那么就让它爆发吧！……我将不会放过母亲子宫里的婴孩，也不会保留也许激发过人们行动的那些思想和情感，他们将有幸成为我的牺牲品……你知道吗，我之所以终生都不理会我的父母和全家，因为我无法忍受继续保持一种建立在不完全理解基础上的关系。”父亲1877年去世时，易卜生已有近40年不曾与他联系了。他在写给舅舅的信中为自己辩解说“主要原因”是“从很早起境况就不允许”。他的真实意思是指他们已经败落了，而他正在上升，他不想被他们拖后腿。他以他们为耻；他担心他们可能会提出经济上的要求。他越富有，越有能力帮助他们，就越不想与他们联络。他从未试图帮助过他那跛足的弟弟尼古莱·亚历山大——他最后去了美国并死于1888年，终年53岁。他的墓碑上铭刻着这样一句话：“为陌生人所敬爱，为陌生人所哀悼。”同样，易卜生也没理睬最小的弟弟奥勒·派于斯，他先后做过水手、店主和灯塔看守人。奥勒的生活一直十分穷困，却是唯一帮助过他们可怜的父亲的孩子。易卜生曾为他写过一封求职介绍信，但从没给过他一分钱，也不曾在遗嘱中留给他任何东西；1917年，奥勒死在一家老人收容所里，一贫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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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680 在正常的家庭生活背后，有一个被更加小心地隐藏起来的、痛苦的故事。它可能出自易卜生自己的某出戏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易卜生的整个一生就是一出遮遮掩掩的易卜生式的戏剧。1846年，他18岁，仍然生活在那家药房，他与那儿雇用的一位比他年长10岁的女仆艾尔丝·索菲金斯达特私通。她怀孕了，于1846年10月9日生下一个男孩，她给孩子起名汉斯·雅各布·亨利克森。这姑娘不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人，她出身于一个颇有声望的自由农场主家庭；她的祖父克里斯·劳夫特斯曾领导了一次著名的反抗丹麦统治的农民起义，死时被绑在阿克舒斯安塞内的岩石上。这姑娘是个极其谨慎的人。她回到父母身边，生下了孩子，此后再没有指望从孩子的父亲那里得到什么。但是按照挪威法律以及地方议会的法令，易卜生必须支付抚养费，直至汉斯·雅各布14岁。易卜生本来就很贫困，因此十分痛恨对他微薄的薪酬的这种搜刮，就再也不能原谅那孩子和母亲。就像卢梭，他从来不承认汉斯·雅各布是自己的儿子，也从不关心他，或是甘愿从经济上或其他方面给这孩子最微小的帮助。男孩后来成了一个铁匠，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29岁。艾尔丝的眼睛瞎了，她父母的房子被夺走了，她就住进一间小棚屋。她的儿子在岩石上刻上“饥饿之山”几个字。艾尔丝死时也是一贫如洗，那是1892年6月5日，终年74岁，易卜生很可能不知道她的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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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682 汉斯·雅各布绝不是一个粗鲁的人，他曾阅读过大量的书籍，特别是历史著作和游记，他还是一位熟练的小提琴制作师。但他常常醉酒，得过且过。他有时到克里斯蒂亚那去，那里了解他秘密的人都为他与其大名鼎鼎的父亲的酷似而震惊。他们中的一些人设想了一个计划，让汉斯·雅各布穿上和易卜生相似的衣饰，然后，一大早就坐到格兰特饭店里那位名人通常占用的桌子前，这样，当易卜生早晨前来享用他的啤酒时，他将面对他犯下的罪孽的直接证据。然而，他们没有胆量这么做。研究易卜生的大权威弗兰西斯·布尔说，汉斯·雅各布只与他的父亲见过一次面。那是在1892年，身无分文的儿子来到父亲的寓所想要点钱。易卜生自己开的门，显然他第一次看到了儿子，那时汉斯已经46岁。他没再否认他们之间的关系，但他只给了汉斯·雅各布5个克郎，并说道：“这是我给你母亲的，它对你来说足够了。”——然后，当着他的面“砰”的一声关上大门。父亲与儿子再也不曾相见，汉斯·雅各布从易卜生的遗产中一无所得。1916年10月20日，他穷困潦倒地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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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684 毫无疑问，易卜生排斥他的子女们，无论是合法的，还是私生的，其原因之一是担心他们觊觎他的钱包。早年生活的贫困给他留下渴求安全的永久伤痛，唯有不断地赚取、积聚和保存金钱才能缓解痛苦。这是他生活中的一股强大的驱动力。他的吝啬与他的其他任何方面一样，都是超人一等的。为了钱，他随时准备撒谎。他是一位私下里仇恨君主政体的无神论者，因而他写给卡尔十五的申请100英镑年金的请愿书就显得出人意料：“我并非在争取某种挂名职务，而是为我所坚信的上帝赋予我的使命奋斗……这取决于陛下崇高的帮助，我是否必须保持沉默、屈服于那种伤害心灵的最残酷的剥夺，当我已确知被赋予了战斗的精神武器时，这种剥夺却逼迫人放弃生命的使命去屈膝投降。”这时（1866），他因《布朗德》已稍有收益，开始存钱。他先是将银币藏在一只短袜中，然后发展到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在意大利，流亡的同伴注意到他把哪怕是最微小的花费都记在笔记本上。从1870年到1900年他第一次中风，他保留着两本黑色的笔记簿，一本用来记载他的收入，另一本记录他的投资，他的投资全都是绝对保险的政府债券。直到他生命的最后10年，按照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标准，他的收入不论怎样都算不上丰厚，因为他的剧作很迟才得以在世界各地上演，而且，任何情况下版权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1880年，他的收入首次超过1000英镑，根据当时挪威人的标准，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他的财产总额继续稳步增长，投资也是如此。实际上，很可能没有哪位作家像他那样把个人收益中如此大的部分用于投资，在他生命的最后25年里，他投资的比例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当他的婚生子西居尔问道，他们为什么生活得如此俭朴时，他回答说：“睡得好而吃得不好比吃得好而睡得不好强。”尽管他的财富在增加，他和他的一家依旧住在陈设破旧的房子里。他说他羡慕比昂松，因为他拥有房子与土地，但他自己从不打算购买任何房产，甚至不买家具。易卜生最后在维多利亚·泰勒斯和阿宾斯街的寓所与他过去的住处一样，不像是私人住宅倒像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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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686 但是，易卜生所有的寓所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特征：它们看起来被分成了两半，丈夫和妻子各自占领一个独立的堡垒，以进行防御和向对方发起进攻。这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履行他年轻时的誓言，因为他曾告诉他最早的朋友克里斯托弗·迪尤，“他的妻子，如果他会有一个妻子的话，就必须住在单独的楼层里。他们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见面，而且彼此也不以‘你’称呼”。订婚之后经过冷淡的两年，1858年，易卜生与卑尔根市教长的女儿苏姗娜·托勒森结为夫妇。她喜好读书，富于决断，相貌平平，但有一头漂亮的秀发。她那位颇有才学的继母曾轻蔑地谈起易卜生，说除了索伦·克尔凯郭尔，她不知道还有谁“如此明显地强迫自己孤独”。这场婚姻有用但不温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易卜生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的剧作不是被拒绝就是失败，他的精神一度极为沮丧，他认真地考虑起发展自己的另一才能即绘画，而她则竭力阻止，强迫他每天坚持写作。正如西居尔后来所说的：“世界将感谢我的母亲，她使人间少了一位拙劣的画家，却得到了一位伟大的作家。”西居尔生于1859年，他总是将他的母亲描绘成易卜生身后的力量：“他是天才，她是志气，他的志气。他知道这一点，尽管他直到生命的尽头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承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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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688 很自然，西居尔把这场婚姻描绘成一种工作上的合作关系，而当时其他人，包括易卜生自己，却并不这么认为。根据一位年轻的丹麦人马丁·施内克卢特的日记来看，易卜生一家在意大利的生活是一派凄凉。他写道，易卜生陷入“绝望的处境”，因为他发现自己娶了一个他并不爱的女人，而且“不可能和解”。他发现易卜生“个性专横，固执，以自我为中心，同他热情的男子气奇怪地混合的是他个性的懦弱与强制的理想主义，然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不屑于表达那些理想……而她是十足的女性气度，虽不老练，但性格沉稳、坚定，明智和愚蠢混合在一起，不乏感情但缺少谦和与女性的爱心……他们彼此向对方发起战争，残酷而无情，可是她依然爱着他，即使只是因为他们的儿子。他们可怜的儿子命运最悲惨，这是任何其他孩子从未有过的”。他继续写道，“易卜生自己一心只顾他的工作，以致那句箴言‘人性第一，艺术第二’实际上已经被颠倒了。我认为他对妻子的爱早就消亡了……他现在的罪过在于他不能训诫自己去纠正这种处境，反而一定要把他那种喜怒无常、专横暴虐的个性凌驾于妻子和他们心灵扭曲、满怀恐惧的可怜的儿子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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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690 面对易卜生冷酷的自私，苏姗娜并非毫无防御之力。比昂松的妻子曾引述她在西居尔出生后所说的话，她说再也不会有孩子了，这也就意味着不再有性生活了（不过她是个有敌意的见证人）。离婚的谣言不时地冒出来。易卜生的确憎恶婚姻，比如他在1883年这样写道：“它使每个人都带上奴隶的标记。”但是，出于谨慎和希望安全，他始终维持着自己的婚姻。在一封保存至今的他于1895年5月7日寄给妻子的奇怪的信中，他激烈地否认他将离开她而转向希尔杜·安德森的谣传，并把这些谣言归咎于他憎恶的她的继母玛格达莱·托勒森。易卜生常常对妻子十分苛刻和不满，但是她知道如何施行报复。当他发火时，她只不过当面嘲笑他，心里明白他天生胆怯而且惧怕暴力。她甚至耍弄他的恐惧感，搜集报上登载的有关日常惨祸的恐怖报道给他看。综合说来，他们不可能是和睦相处的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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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692 易卜生对他的朋友们同样态度冷淡，时常发火。也许，朋友不是一个确切的字眼儿。对他的作家伙伴比昂松，他同别人一样了解，而且相识更久，但他们之间的通信读起来却令人痛心。他把比昂松看作竞争对手，而且妒忌他早年的成功、他外向的性格、他的快乐、他友好的风格和他显著的善于享受生活的能力。事实上，比昂松不遗余力地帮助易卜生赢得公众的认同，而易卜生冷酷无情的忘恩负义却令人感到卑鄙。他们的关系类似于卢梭与狄德罗，像卢梭一样，易卜生是索取，而比昂松则是给予，尽管他们之间最后没有爆发一场引人注目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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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694 易卜生觉得互利互惠是件难事，鉴于比昂松为他所做的一切，比昂松60岁生日时，在别人的劝告下他最终发出一封贺电，这是一个最低热度的杰作：“亨利克·易卜生祝愿你生日快乐。”但他却期待比昂松能尽力为他效劳。当评论家克莱门斯·彼得森就《培尔·金特》发表了一篇充满敌意的评论时，易卜生给比昂松写了一封愤怒的信，但后者与此却没有任何关系。易卜生为何不打倒彼得森呢？他说：“在任由他故意地冒犯真理和正义之前，我本可以打得他毫无知觉。”第二天，他在附言中又写道：“我有意把这些话留到冷静下来时阅读……无论如何我要把它们寄出去。”然后，他又激动了起来，继续写道：“我只是因为你毫无行动才责备你，你不该什么都不做，允许有人在我缺席的情况下，把我的声誉放在拍卖师的锤子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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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696 但是，易卜生一边期望着比昂松为自己进行争辩，一边又把他当作一个嘲讽游戏的好材料。易卜生所扮演的正是他自己的剧作《青年同盟》中的那个令人厌恶的角色史丹斯戈，一个攻击进步运动的残暴成性的人。这部作品是忘恩负义的纪念碑。易卜生在剧中将攻击面扩大到所有在经济上接济过他、为他申请政府补贴而签过名的人。依照他的观点，任何有声望的人都是合理的攻击目标，然而，任何对他的微小触及又令他十分痛恨。约翰·保尔森出版了一部小说，描写一位专横跋扈、嗜好奖章的父亲。易卜生抓住一次机会，在他送给自己的请柬背面写上“恶棍”，然后公开在聚会上将它递还给保尔森——10年后，昆斯伯瑞侯爵用到奥斯卡·王尔德身上的也是同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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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698 实际上，易卜生同其他所有作家的关系都是以争吵而告终，即便不曾发生过任何争执，这种关系也将因营养不良而死亡。他不会遵循约翰逊博士[42]的劝告：“友谊的维持必须依赖于不断地修补。”他总是使友谊处于紧张的状态，其间穿插着一段段的沉寂，也总是另一方做出努力。事实上，他近乎表达了一种反友谊的哲学。勃兰兑斯由于违背礼俗同一位有夫之妇同居而遭到哥本哈根人排斥，他写信给易卜生，抱怨他没有朋友了，易卜生回答道：“‘当一个人像你一样的处境时’——其言外之意是‘我的情况也是如此’——一个人如果紧张地投入到他终生的事业当中，他实际上就不可能指望有朋友……朋友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如果一个人在一生中都将他的资本投入到一种天职或使命中去，他就无力再承受友情。朋友的昂贵之处不在于为他们做了什么，而在于为他们着想，没有做什么。许多超凡的雄心都因此而破灭。我已经历过这种事，这便是为什么我等待了许多年才取得了我所盼望的成功。”正如我们所考察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这封冷酷的、透露真情的信揭示了公开的信条与个人的弱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易卜生是在对人性讲话：“成为你自己！”然而在这封信中，他实际上承认，成为自我必然包含着他人的牺牲。从根本上来说，个人的解放是无情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从易卜生来看，他如果没有忽略、漠视甚至在需要时蹂躏他人，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剧作家。易卜生艺术方法的核心是创造性的自利原则。正如他给玛格达琳·托勒森的信中所写的：“大多数批评都可以归结为指责作家想保持自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护自我的本性，使它保持纯粹，并从所有侵犯它的因素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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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00 创造性的自利是易卜生将自己性格中的缺陷转化为力量源泉的一种尝试。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常常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孤独，他的老师评论道：“一张老人面孔，一种内省人格。”一位与他同时代的人作证说：“我们这些小男孩不喜欢他，因为他脾气总是那么坏。”只有一次听到他“像其他人一样”发出笑声。以后，到青年时期，贫困使他越发地孤僻：他会独自一人长时间地外出散步，这样，同寓所中的其他客人与仆人以为他出门吃饭去了。（令人伤感的是，易卜生的自私后来迫使他的儿子采用类似的花招；因为不愿邀请其他男孩到他那阴森森的家里做客，他就告诉他们，他的母亲是个体格强壮的黑人，她把他的弟弟囚禁在一个箱子里，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弟弟）易卜生漫长而孤独的散步逐渐变成一种习惯，他写道：“我曾经身背一个背包在不同的时间徒步漫游了多数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易卜生是个天生的流亡者：他至少把周围的社会看作是异己的，常常是敌对的。年轻时，他写道：“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对手是囚禁我的小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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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02 因此，易卜生选择实际的流亡生活度过他一生最漫长、也最富创造性的阶段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状况加深了他的疏离感，也使他封闭在充满争吵与敌意的、极其狭小的移民群体中。易卜生开始意识到被隔绝的缺点，1858年，他在一封信中描述自己“被封闭在一种令人困窘的冷漠之中，这使别人难以与我建立起一种亲近的关系……相信我，从十月党人的立场来观察这个世界，不是令人愉快的”。然而6年以后，他开始安于自己在与人交往方面的无能。1864年，他写信给比昂松：“我不能与那些给予自己自由并毫无保留的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我宁愿将真实的自我封闭起来。”他的孤寂变得富有创造性，它本身成为一种主题。从他现存最早的诗作，写于1847年的《辞职》，到1870-1871年他中止诗歌创作，孤独始终是他诗歌潜在的主题。正如勃兰兑斯所说：“这是一本关于孤独的诗集，它描述了孤独的需要、孤独的冲突、孤独的反抗。”他的创作反映了内心的孤独，成为他的防御物、避难所和一种武器，以对抗异化的世界；正如施内克卢特对他在意大利的生活所作的评述，“他所有的思想和激情”都献给了“对文学声誉着了魔般的追求”。他渐渐开始把他自高自大的孤独与自我隐蔽看作一种必不可少的策略，甚至是一种优点。他告诉勃兰兑斯，整个的人类生存状况如一只失事的船，因此“唯一明智的行动是拯救自己”。晚年时，他劝导一位年轻的妇女：“你绝不要把任何事情告诉别人……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保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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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04 不过，以为这样的方针能执行下去自然是不现实的，它蜕化成对人类普遍的敌意。勃兰兑斯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无限地藐视人类。”他仇恨的探照灯系统地扫过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它似乎是示爱般地不时停落在某些特别地激起他的憎恶的思想和制度上。他憎恨保守主义者。也许他是第一位这样的作家——他物色到的人才将变成一支庞大的军队——劝说一个保守的政府资助一位作家，这位作家致力于攻击这个政府所珍惜的一切。（当他再次申请更多的资助时，政府拨款部门的一位成员——雷韦朗·日·里德沃尔说，易卜生应受一顿痛打而不是另一笔补助金）对于自由主义者，易卜生甚至更加仇恨，说他们是“可怜的废物，人类的路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伪君子、撒谎者、胡说八道的家伙和杂种狗”。他和他同时代的托尔斯泰一样，也特别厌恶议会制度，在他看来，这是无穷无尽的腐败和欺瞒的根源；他喜欢俄国的原因之一就是那儿没有议会。他憎恶民主。正如克里斯托弗·扬松的日记中所说的，他随意讲出的格言读起来让人感到可怖。“大多数是什么？是无知的群众。智慧总是属于少数人。”他认为，大多数人“没有资格持有观点”。他对勃兰兑斯说过类似的话：“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把自己与任何有大多数人支持的党派联在一起。”如果他把自己看成何种人的话，那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愚蠢地相信（正如以后的许多人一样）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必须废除政府”，他对喜欢收集他各种观点的勃兰兑斯这样说道：“现在有一场革命，我将乐于助其一臂之力，消灭国家的概念，建立自由意志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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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06 易卜生认为，对于公众生活，他具有始终如一的哲学。他把自己喜欢的一句话给了他剧中的角色斯多克芒医生[43]，这就是：“少数人总是正确的。”他向勃兰兑斯解释，所谓少数人，他指的是“那些提前进入大多数人还未能达到的领域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把自己看作斯多克芒医生，他对勃兰兑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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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08 知识界的先行者无法让大多数人聚集在他的周围。10年以后，大多数人可以达到斯多克芒医生在人们聚会时所站立的地点。然而在这10年里，这位医生并非是站立不动的：他至少比其他人超前了10年。大多数人、群众、乌合之众永远无法赶上他；他也绝不可能把他们召集在身后。我自己感受到一种类似的、毫不减弱的压力迫使我前进。人们现在站在我写作早期作品时的位置上，但我自己已不在那儿了，我已到达别的地点——远远地在他们的前面——或者说我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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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10 这种观点本身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它的难点在于，假定已觉醒的少数引导着人类永远朝着一个令人向往的方向前进。易卜生从没有想到过，少数人——即后来列宁所谓的“先驱中的精英”或希特勒说的“旗手”——可能将人类引入深渊。易卜生如果目睹了20世纪的种种过分行为定会感到惊讶和恐惧，而对这一世纪思想的形成，他起了那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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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12 他自称能预见未来，但他对未来的理解却极其错误，其原因在于他个性中天生的缺陷，他没有同情别人的能力，这种个性正与他的思想对立。当个人与群体就像他的剧本所表现的那样，只是体现思想的时候，他能够以深刻的洞察力和丰富的同情心对待他们。然而，一旦他们作为真实的人走进他的生活，他就急忙逃开或做出敌意的反应。他最后的一系列剧作强有力地掌握了人类的心理，也正符合他自己在生活中争吵、发火和愤世嫉俗，以及他在不多的私人关系中注定恶化的状态。他对公众的态度也反映出思想与现实的对立。1888年3月20日，他给克里斯蒂亚那的工人联盟发了一份电报：“在我国所有阶级中，工人阶级使我感到最为亲近。”这是谎话，除了他的钱袋，任何东西都不会让他感到亲近。在现实生活中，他从来没有对工人表示过丝毫的关注，对他们的见解也只有蔑视。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明他曾帮助过工人运动。另外，他发现迎合学生是精明之举；反过来，他们喜欢以点燃火炬的队伍向他表示敬意。但是，他与他们的实际交往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中结束了，这是从1885年10月23日他写给挪威学生同盟的一封幼稚而荒唐的长信中反映出来的，他在信中痛斥他们当中“占优势的反动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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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14 相同的故事也发生在他和女性的关系之中。从理论上看，他是站在她们一边的，可以说，对于最终改进妇女的社会地位，他比19世纪任何其他作家都做得更多。一部《玩偶之家》带来了明确的信息——婚姻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丈夫的权威遭到公开的挑战，自我发现比其他任何事情更为重要——这些真正揭开了妇女运动的序幕。他描述的妇女的才能无人可以超越。正如《海达·高布乐》所显示的，几乎没有人在表现女性的情感世界方面能与他并驾齐驱。公正地说，在现实生活中，正如在具体观念上，他不时地设法帮助妇女。一次宴会上，他醉酒后发言，表示赞成妇女进入罗马斯堪的纳维亚俱乐部：当时场面特别激动，也许不会为她们的事业带来多少益处——听众中的一位伯爵夫人惊恐之下昏厥过去。但是，对于真正参与这一事业的妇女，尤其那些同样是作家的女性，他根本毫无耐心。1891年在勃兰兑斯的格兰特饭店为他举办的那场灾难性的晚宴上，当发现他被安排在中年女画家、知识女性基蒂·谢兰的身边时，他火了。她大胆地批评了《海达·高布乐》中爱尔伍斯泰夫人的性格，他粗暴地回答道：“我写作是为了描绘人，我对狂热的女学者们喜欢或不喜欢什么毫不关心。”在他看来，所谓地狱就是参加一个时间较长的宴会时，座位挨着一位年老的、鼓吹妇女参政的女人或女作家——而在19世纪80年代，在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首都，这两种人都十分多。1898年5月26日，他想方设法逃避挪威妇女权利联盟以他的名义在克里斯蒂亚那举行的一个正式的大型晚宴。当他无法避开时，就做了一场很能代表其个性的、怒气冲冲的演说。他在斯德哥尔摩两个妇女社团联合为他举办的晚宴上脾气同样暴躁；不过灾难还是避免了，因为女士们有所察觉，于是让年轻漂亮的姑娘们表演民间舞蹈，众所周知，易卜生非常喜欢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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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16 跳舞的姑娘中有位罗莎·菲廷霍夫，她的母亲是一位写儿童故事的妇女。她后来成为一长列姑娘中最后一位与易卜生有过复杂的、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极不稳定的关系的人。易卜生似乎总是对非常年轻的姑娘有兴趣，这使他痛苦地联想起他没有实现的愿望。他在卑尔根剧院工作时，第一次真诚地爱上了一位年仅15岁的姑娘——亨利克·豪斯特。但是他没有钱，姑娘的父亲反对，于是事情也就不了了之。等到他第一次获得成功时，他感到自己已太老太丑了。如果他去争取一位比他年轻许多的姑娘，就有遭受断然拒绝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仍继续缔结着危险的私交。1870年，是与才华横溢的妇女右翼分子劳拉·彼得森；4年以后，是同他那年老的女房东的孙女，年仅10岁的希尔德·松特姆。这种喜好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减弱，而是恰恰相反。他被老年歌德与美丽的玛丽安娜·冯·威廉姆的感情故事吸引了，歌德的这种情感使他的艺术作品重新焕发青春。女演员只要年轻美貌，通常能够说服易卜生去做她们想要他做的事情，当她们把其他年轻姑娘介绍给他时，就更是如此。他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首府去访问时，姑娘们会聚集在他下榻的旅馆周围；有时，他愿意同她们交谈，并且亲吻她们，赠送她们一张他自己的照片。一般说来，他喜欢年轻姑娘，但他的兴趣常常特别集中于一个人身上，1891年时是希尔德·安德森，罗莎·菲廷霍夫则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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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18 她们当中最重要的是爱米莉·巴尔达希和海伦娜·拉夫两个人，1889年易卜生在阿尔卑斯山区度假时认识了她们。她们的日记和许多信件都保存至今。爱米莉是一位18岁的奥地利姑娘（易卜生年长她43岁），她在日记中写道：“他的热情应该使我感到骄傲……他对我所说的话充满了强烈感情……他说，在他整个一生中，他从来没有在结识任何人时感到如此快乐。他从来没有像赞美我这样赞美过任何人。”他请求她“对他绝对地坦诚，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合作伙伴”。她认为自己爱上了他，“但是，我们俩都觉得在公开场合最好仍像两个陌生人那样”。他们分手后，易卜生写给她的信完全不会给她带来任何伤害。40年后，她告诉作家E.A.楚克尔他们甚至从来没有亲吻过；但是她又说易卜生曾提到过他离婚的可能性——然后他们将结婚和周游世界。海伦娜是一位更为老练的、来自慕尼黑的城市姑娘，她允许他亲吻自己，但她心里明白，他们的关系是浪漫的、书本上的，不是性关系，也不是严肃的。当她问他是如何看待她的，易卜生回答道：“你非常年轻，还是个孩子，你是青春的化身，我的创作需要这些。”这句话自然解释了他所谓的“合作伙伴”的含义。40年后，海伦娜写道：“他同年轻姑娘们的关系丝毫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对妻子不忠的成分，这只是出于他的想象力的需要。”这样的姑娘是为他的戏剧所采用的原型，是观念制造出来的血肉之躯，而不是具有感情的、由于她们自身而令他希望去喜爱的活生生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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