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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易卜生不可能认真地考虑与这些姑娘中的某一个发生性关系,更别提结婚了。他对性有极大的抑制力,他的医生爱德华·布尔说,即使进行医疗检查,他也不愿暴露性器官。那儿是否有什么毛病——或者他认为有毛病?至少从理论上讲,易卜生是一个深谙女性心理的人,有人想把他称作男性调情者。他确实是引着爱米莉往前走。她是个想象力过于丰富的姑娘,无疑也很愚蠢,她没有想到易卜生在利用她。1891年2月,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于是中断了他们之间的通信。同月,评论家尤利乌斯·伊莱亚斯说,一次在柏林用过午餐后,易卜生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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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蒂罗尔[44]遇见了……一位个性鲜明的维也纳姑娘,她立刻把他引为知己……她对嫁给某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的想法毫无兴趣……诱惑着她,令她迷恋和高兴的事情是引诱其他女人的丈夫离开她们。她是一个有魔法的小破坏者……一只捕食的小鸟,她非常高兴将易卜生归入被她征服的人当中。他非常非常仔细地研究过她了,她在他身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她没有抓住我,而是我抓住了她——为了我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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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易卜生只不过利用爱米莉来对他剧中的一个人物进行设计,即《建筑师》中的希尔达·房格尔,他在创作时进行了改造,将她写成一个应受指责的角色。伊莱亚斯的叙述,以及一段时间后发表的易卜生的信件,使得人们都认为可怜的爱米莉就是希尔达。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她始终独身一人,终年92岁),大部分时间里被当作一个邪恶的女人而遭到谴责。易卜生不仅把真实的人放入他的构思中,而且在无所顾忌地暴露他们时,冷酷地漠视他们的情感,这都是他特有的行径。劳拉·基勒是其中最恶劣的一个例子,她是一位不幸的挪威少妇,易卜生曾与她见过几次面。她的生活受到丈夫巨大的影响,她想帮助丈夫,就去偷窃;当她的罪行被察觉时,丈夫把她看作累赘和耻辱,而且一度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易卜生把她看作受压迫的妇女的象征——又一个观念制造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用她塑造了他的《玩偶之家》中的虚构人物娜拉。这部光彩夺目的剧作吸引了世界范围内广大公众的注意,他们自然将刺眼的聚光灯投射到劳拉的身上,人们普遍认为她就是原型。她十分痛苦,希望易卜生公开声明娜拉不是她。这样做不会使他受到丝毫的损失,但他那封回绝信简直就是卑鄙骗子的一篇杰作,他说:“我实在不明白劳拉·基勒脑子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她总想方设法把我卷入这些琐碎的争吵中去。她建议我发一个声明,证明‘她不是娜拉’,这不仅毫无意义,也很荒谬,因为我从没有说过她是……我想你会赞同我,对我们共同的朋友来说,我最好的做法就是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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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这种冷酷无情的角色掠夺行为,不仅涉及与他最亲近的人,也包括那些实实在在的陌生人。那部毁了爱米莉一生的剧作也打击并伤害了他的妻子,因为人们很自然地把苏姗娜理解为《建筑师》中索尔尼斯的妻子,她是建筑师的合作者,也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这部剧作中还有一个人物开雅·佛斯里,也是偷窃了他人性格塑造的。一位妇女曾好几次很惊讶地被易卜生邀请一起进餐,她总是欣然前往。他们的交往突然中断时,她再次感到有些诧异——当她观看了这部话剧才恍然大悟,她从开雅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已经被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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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经常写到爱情,毕竟这是他诗集中最重要的主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他是在一种否定的意义上表达孤独的痛苦。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他是否爱过,或能够爱上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爱上某种思想或作为某种思想化身的人。仇恨才是他更为真实的感情,而在仇恨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更为基本的感情——恐惧。易卜生的个性最深处潜伏着一种无处不在的、未曾言说而又不可言说的恐惧。这可能是他身上最重要的特点。他从母亲的身上继承了胆怯,一有机会,她就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易卜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也是常把自己关在室内。其他的孩子注意到他的恐惧——例如,他不敢坐雪橇在冰上滑行——终其一生,“懦弱”这个词总是被那些观察他的人用到他身上,既是指他的精神方面,也是指他的行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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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活中曾经发生过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那是在1851年,他只有23岁,正在为激进派的一份报纸匿名撰写评论文章。同年7月,警察突然对报社进行搜查并逮捕了他的两位朋友——特奥多尔·阿比尔高和工人领袖马库斯——特拉内。幸而警察在报社文件里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可以将易卜生与那些文章联系起来。惊恐之下,他一连隐匿了几个星期。那两个人被判监禁7年。易卜生太胆怯了,他既不敢为他们挺身而出,也不敢对这种野蛮的处罚提出抗议。他是一个善于言而怯于行的人。1864年,普鲁士侵略丹麦,吞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他因此愤怒不已,猛烈地斥责挪威政府优柔寡断,未能援助丹麦,他说:“所有的猪都集中在那里,我不得不从中逃出来使自己干净些。”然而,他并没做任何实际的事情来帮助丹麦。一位自愿参军作战的年轻丹麦学生克里斯托弗·布鲁恩问易卜生——他对其大事声张的言论早有耳闻——为何不也去志愿投身战斗,然而他得到的却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回答:“我们诗人有其他的任务要完成。”易卜生在个人生活上与在政治事务中同样怯懦。他同第一位恋人亨利克·豪斯特关系的破裂,仅仅因为她那令人生畏的父亲发现他们两人坐在一块儿,易卜生简直是惊恐万状地逃之夭夭。许多年以后,她已经结婚,他们之间曾有过这样一次交谈。易卜生说:“我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关系没有继续发展。”亨利克回答道:“你不记得了吗?——你逃跑了。”易卜生说:“是的,是的,我在面对面时从来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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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易受惊吓的儿童,他变成了年轻的老妇。他所惧怕的事情若列成表,那可是没完没了的。威廉·贝瑟曾描述1867年,他站在伊斯基亚岛[45]上,担心悬崖和岩石会坍塌,而且惧怕那儿的高度,他尖叫道:“我要离开这儿,我要回家。”在大街上走着的时候,他总是担忧瓦片会落在他的头上。加里波第的起义令他极度不安,因为他害怕大街上流血。他担心可能会发生地震。他害怕乘船:“我不愿和那些那不勒斯人一起乘船,如果遇到风暴,他们只会平躺在船底向圣母马利亚祷告,而不去把船帆收起来。”他的另一种担心是害怕霍乱的突然蔓延——实际上,传染性疾病一直是他最担忧的事情。1880年8月30日,他写信给儿子西居尔说:“我很不赞成你把行李存放在安娜·达埃的医院中的想法,她所照料的孩子都来自那种阶级,可以想到天花这类流行病会在他们当中蔓延的。”他惧怕暴风雨,无论在海上还是在陆地上;他害怕洗澡(“很容易引起肌肉痉挛致命性的发作”);也害怕马(“它们乱踢的习性是众所周知的”)以及任何一个手拿射击运动手枪的人(“远远地躲开携带着这类武器的人”)。他特别惧怕马车事故。他的脑海中纠缠着冰雹的危险性,他会把冰雹取来测量周长。令孩子们烦恼的是,他坚持吹灭圣诞树上的蜡烛,因为有引起火灾的危险。他的妻子无须用报纸上有关灾难的描述来恐吓他,因为他自己已经匆匆地浏览过报纸了——这是他戏剧情节的主要来源——而且战战兢兢地研究了这些有关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的报道。他写给西居尔的信件就是一份份离奇的警告目录表——“我几乎读了每一份登载着事故的挪威报纸,这些事故都是由于使用装有弹药的火器不慎而造成的。”——并且请儿子谨慎小心:“发生任何小事故都请速来电报。”“即使最小的疏忽也会造成最严重的后果。”“一举一动都要小心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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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他感到恐怖的是狗。贝瑟说,有一次在意大利,他被一条驯服的狗吓住了,然后突然拔腿就跑。这条狗追上去,还咬了他。易卜生大声喊道:“这条狗疯了,必须射死它,否则我也要疯了。”他“因愤怒而唾沫横飞,而且直到好几天后,他的恐惧方才消失”。康德松的记录则更让人吃惊,确实也更令人不快。事情发生在意大利,易卜生与其他几位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一家饭店共进午餐,喝了很多酒,“空中打了一个雷。易卜生似乎一开始心里就有些愤慨,它重重地压在他的心上,急需某种发泄”。当他们起身准备离去时,易卜生已站立不稳,于是有两个人不得不扶着他行走。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一扇铁门上,“门后有一条大狗正冲着我们狂吠”。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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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手中有一根手杖,现在他开始用手杖捅那条狗。那是一个像小狮子一样的庞然大物。它跑上前来,易卜生用手杖又戳又打,用各种方法引它发怒,他成功了。它冲到门上,易卜生重又拿手杖戳打它,这使它非常愤怒。毫无疑问,要是没有那扇结实的铁门隔在它和我们之间,它会把我们撕成碎片的……易卜生站在那儿戏弄那条狗肯定有6分钟或8分钟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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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件事所表明的,易卜生一生的暴躁与他终生的恐惧是紧密相关的,他发怒是因为恐惧,酒精可以麻木恐惧感,但也释放了怒火;这个怒气冲冲的男人体内隐藏着一个哆哆嗦嗦的胆怯的自我。易卜生早就丧失了信仰,或者他自称如此,但是直到他进入坟墓都带着对罪孽和惩罚的恐惧。他厌恶有关宗教的玩笑,他说:“有些东西是不能开玩笑的。”他宣称基督教“使男人与女人道德败坏,而且束缚了他们的手脚”,然而他自己却依然非常迷信。他也许不相信神,但他惧怕魔鬼。他曾在《培尔·金特》中写道:“生存就是同内心和灵魂中的神魔战斗。”比昂松写信给他说:“你的头脑中有许多妖怪,我认为你应该安抚他们……他们与主人对立而成为一支危险的军队。”易卜生对这一点十分清楚,他提到他的“超级魔鬼——我锁上我的房门,把他带出去”。他说:“在我所写的东西里一定有妖怪。”他在自己的书桌上放置着一排吐着红舌头的橡皮小恶魔。曾有几次,几杯烈性酒下肚以后,当他对社会理性的批判瓦解了,变成怒火,这时他看上去仿佛魔鬼附体一般。甚至连他最重要的拥护者威廉·阿契尔也认为,他的政治和哲学观点,如果仔细研究的话,与其说是激进的,不如说只是混乱的。“我越来越确信”,他在1887年写道,“易卜生绝不是一位全方位的思想家,或者更确切地说系统的思想家”。阿契尔认为,易卜生仅仅是唱反调,反驳每一种已确立的思想原则。西格里德·温塞特[46]的父亲英瓦尔·温塞特在罗马听了易卜生在半醉状态下情绪激昂的演讲,他的记录是:“他是一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毁灭一切……人类必须从地基开始重建世界……社会和其他的一切都必须被消灭……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事业就是将现存的结构吹进空气。”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实际上,这只是在一颗不懂得爱或是不会表达爱的心灵深处,恐惧与仇恨争夺统治所带出的结果。世界北部国家的酒吧里塞满了以同样方式高谈阔论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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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0年的那次中风以后,易卜生进入生命的最后岁月。程度较轻的中风不时地复发,他仍然时而脾气暴躁,时而忧心忡忡,他那好挖苦人的妻子就看着他。这时他最焦心的是安全保险的问题,尽管他发火的主要根源在于身体衰弱和极其厌恶被人帮助。通常是怒火占据上风。他的常年护士被告知,一旦她帮助他走到街上,就要立刻走开。如果她没有这么做,“易卜生就冲着她挥舞着手杖,于是她逃回寓所”。一位理发师每天都来替他修面,易卜生从没有对他说过一个字,只有一次,他突然喃喃地说道:“丑陋的魔鬼!”他死于1906年5月23日。苏姗娜后来声称,就在临终前,他说道:“我亲爱的、亲爱的妻子,你对我一直是那么好,那么和蔼。”这话听起来似乎与他的性格完全不符。无论如何,布尔医生的日记表明,那天下午,他一直昏迷不醒,不能说话。另一种说法似乎合理得多,他最后的一句话是:“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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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4 托尔斯泰:上帝的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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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考察的所有知识分子中,列夫·托尔斯泰是最雄心勃勃的一个。他的胆大妄为令人敬畏,有时令人恐惧。他逐渐相信,凭借他自身的才智,以及胸中涌动着的精神力量,就能够改造社会的道德。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理想是“将这人世变成神圣的基督王国”。他把自己看作“从摩西、弥赛亚、孔子、早期希腊人、佛陀、苏格拉底到帕斯卡、斯宾诺莎、费尔巴哈以及所有默默无闻的知识分子”的使徒和继承人,“他们从不相信任何教义,而是真诚地按照生命的意义去思考和说话”。但是,托尔斯泰并不打算做个“默默无闻”的人。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当他还只是个25岁的青年时,就意识到一种独特的力量和统领道德的使命。“今天读了一篇关于文学天才的性格的作品,它唤醒了我的自信: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工作热忱,我都是杰出的。”“至今我还未遇到一个像我这样有道德的人,一个能够相信我时刻铭记着一生向善并随时准备为之牺牲一切的人。”他感到自己的心灵“无比崇高”,并为别人不了解他的品质而沮丧:“为什么没有人爱我?我不蠢,也不丑陋。既不邪恶,也非头脑空空之流。这真是不可理解。”不论他如何努力去同情别人,同他们打成一片,他仍常感到与别人的某种隔膜。奇怪的是,他感到自己正高踞他人之上,对他们进行道德审判。当他成为一位作家,也许是所有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位时,他便轻而易举地确认了这种上帝般的力量。他对马克西姆·高尔基说道:“我在写作的时候,突然对某个角色产生了怜悯之心,于是我就赋予他某种美德,或去掉其他某些人身上的美德,这样,与其他角色相比他就不会显得过于黯淡。”而当他成为一个社会改革者时,那种以上帝自居的欲望也就越发强烈,因为他的实际规划和神一样广大,正如他自己界定的:“谋求全世界的幸福的愿望……我们称之为上帝。”甚至,他觉得神已占据了他整个身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帮帮我,天父,驻留在我的躯体中。你和我早已同体,你就是‘我’。”但是,正如高尔基所注意到的,托尔斯泰对他的造物主充满了极度的猜疑,这就阻碍了他与上帝共存于同一个灵魂之中。高尔基说这种情况使他想到“一个洞穴中的两头熊”。有时托尔斯泰似乎会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兄弟,甚至是上帝的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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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为什么会对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呢?也许,在他的崇高感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自己的出身。托尔斯泰和易卜生一样生于1828年,但托尔斯泰在那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是世袭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在以后的30多年中,俄国一直保持着被称作农奴制的奴隶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依照法律,在农奴家庭,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依附于他们耕种的土地,他们的人身所有权跟随着地契。直到1861年这种制度被废除时,有些贵族家庭拥有的农奴多达20万人。以这种标准来衡量,托尔斯泰家族还算不上富有。托尔斯泰的祖父与父亲都是挥金如土的人,其父拯救自己的方法是与伏尔康斯基伯爵相貌平平的女儿结婚。伏尔康斯基家族地位十分显赫,是王国的缔造者之一,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时,伏尔康斯基家族的社会地位与罗曼诺夫家族相等。托尔斯泰的外祖父曾经是叶卡特琳娜女王的总司令,他的母亲的嫁妆包括图拉省附近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托尔斯泰从母亲那儿继承了这个庄园,它占地4000俄亩[47],有330名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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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青年时期很少考虑经营土地的责任,实际上,他变卖了部分地产,用来偿还赌债。但是他对自己的爵位和门第以及由此带来的进入上流社会沙龙的权利感到骄傲,甚至有些自负。他的文学界的朋友们对他的做作和势利不无吃惊。屠格涅夫写道:“我无法理解这种对讨厌的贵族头衔的可笑的迷恋。”涅克拉索夫的评价是:“他使我们大家都感到厌恶。”托尔斯泰竭力想在上流社会和艺术家圈子中都能占据上风的行径令他们颇为不满。屠格涅夫曾经很生气地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到我们中间来呢?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回到你夫人那里去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托尔斯泰摒弃了特权阶级许多浮华的秉性,但代之以一种更为深入的土地购买欲,用他的文学创作的收益,以一种王国奠基者般的冷酷无情,贪婪地接二连三地买下数公顷土地。他不仅拥有着土地,而且还统治着土地,直到他决定放弃它们为止。托尔斯泰的精神实质是独裁主义,它直接来自对土地和农奴的世袭权力。他的儿子伊里亚写道:“世上的人分为两类:一部分是我们这样的人,另一部分是其他所有的人。我们是特殊的人,而其他人不能与我们相提并论……盲目的自大和自尊被反复地灌输进我们的头脑,我发现它们是如此顽固,难以摆脱,(我的父亲)对此负有相当的责任。”直到生命尽头,托尔斯泰依然认为他天生就是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统治者。高尔基曾提到,直到晚年,托尔斯泰仍然是主子,希望他的意愿立刻得到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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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根深蒂固的统治欲相伴而来的是对被统治的强烈反感。托尔斯泰有着坚定的意志,生活环境则使这种意志力愈发强大。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的三位哥哥都性格脆弱而且时运不济,生活放荡,他由一位身无分文的远亲塔吉亚娜姑母带大。她竭力想把他抚养成一个有责任感、慷慨无私的人,但她对他并没有支配的权力。就像卢梭的文章一样,托尔斯泰描述自己早年生活的作品《少年》以及他的日记也以表面的真诚迷惑了读者,实际上,其中隐瞒的成分远远多于披露的部分。例如,他描述了如何被一位凶恶的家庭教师圣·托马斯先生打骂,“这就是我一生都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心怀恐惧和厌恶的原因之一”。事实上,直到晚年,托尔斯泰对各种形式的暴力从不感到惊讶,其中包括他自己狂暴的天性。至于说到圣·托马斯,在托尔斯泰9岁时,这位家庭教师就管不住他了,自此以后,他就开始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学校里他读自己想读的书,想工作时就工作(常常十分努力)。12岁时,他开始写诗;16岁时,他考入伏尔加河畔的喀山大学,出于将来从事外交工作的考虑,他一度在东方语文学系读书,后来还学过法律。19岁时,他放弃大学教育,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开始自学。他既读了流行小说——德·科克[48]、大仲马、欧仁·苏[49]的作品,也读了笛卡尔,特别是卢梭的著作。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他是卢梭身后的学生;托尔斯泰晚年时说,除了新约中的耶稣基督,卢梭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他从卢梭身上发现了相似的精神,另一个巨大的自我,卢梭也意识到最高的善,并急切地想把它传授给世界。与卢梭一样,托尔斯泰基本上是靠自学,同时也具有自修者的傲慢、缺乏安全感以及知识分子的敏感等所有特点。在成为一位职业作家以前,他也与卢梭一样曾尝试过许多工作——外交、法律、教育改革、农业、服军役、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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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以一个初级军官的身份在军中服役,几乎是偶然地发现了自己的专长。1851年,22岁的托尔斯泰来到高加索,他的哥哥尼古拉正在那儿服现役。他到那儿去并没有实际的动机,只是想找点事情做以消磨时光。他荣获了几枚勋章,这使他在沙龙中为人注意。托尔斯泰在军队里度过了将近5年时光,先是在前线山区作战,然后在克里米亚抗击英国人、法国人和土耳其人。他是个傲慢的俄国帝制的拥护者。当他被军队雇用并被派往炮队时——当地人没有火炮——他写信给哥哥谢尔盖说道:“我将全力以赴地用我的枪打垮那些掠夺成性的、狂暴的亚洲人。”实际上,他从不否认他支持俄国帝国主义或沙文主义精神,他坚信,俄国是一个独特的种族,具有独一无二的道德品质(具体表现在农民身上),肩负着上帝赋予的使命在人世间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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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也是托尔斯泰的军官同事们简单而又未说出口的信念,托尔斯泰的想法正反映了他们的想法。但是,他感到自己在另外一些方面又与众不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永远习惯于这样想:我是一个例外,我站在自己的时代的前面,或者说,我是那种不肯调和、不能适应环境的人,并且永远不会满足。”军队中对于他的看法各不相同,有的人认为他谦逊,而另一些人认为他“一脸不知深浅、志得意满的神情”。不过,他们都注意到他那凶狠、愤懑的注视,时时令人敬畏的眼睛,任何人都会在他的注目下退缩。无论是否在战场都没有人怀疑他的勇敢,这是他强大的意志所起的作用。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逼着自己学习骑马,克服了羞涩的毛病。他还强迫自己去狩猎,包括危险的猎熊活动;由于骄傲自大而放松了警惕,他第一次去猎熊时就受了重伤,几乎丢了性命。在军队中,他在炮火下表现勇敢,终于被提升为准尉,但是他想荣获勋章的努力却落了空。他曾3次被推荐受勋,但在某一层次上受到阻碍。在军队里,谁急于得到勋章很容易被人察觉,引起反感。实际上,托尔斯泰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军官,他不仅态度傲慢,不愿服从和学习,而且与同事不能团结。他是个不合群的、独来独往的人。如果看不到什么有益于他的前程的事,他会既没得到允许也不告诉任何人就离开前线。他的上校说:“托尔斯泰急于嗅到火药味,但这只是间歇性的。”他设法避开“与战争相伴的困难和艰苦。他常像个游客似的四处游荡,但是一旦听到射击声,他会立刻出现在战场上。等到战斗结束,什么时候他一高兴,就又随心所欲,不知去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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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一直都喜欢做戏。他甘愿牺牲舒适、享乐甚至生命,只要他的所作所为显得崇高,有戏剧效果,能够为人瞩目。还是学生的时候,为了强调自己身上的俄国人的刚毅性格,托尔斯泰为自己做了一个可兼作斗篷的军用睡袋。他的这种姿态引起了周围人的评头论足。在军队中,他更愿意表现而不愿意服务,那些烦琐的日常事务以及军队生活中任何不能带来声誉或不为别人注意的东西,他都不感兴趣。因此,通常的情况是:他的英勇、美德和尊严是为公众舞台而不是为单调乏味、默默无闻的日常事务预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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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某个方面来看,他的军旅生涯确实具有传奇色彩。这期间,他使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回头来看,托尔斯泰显然是一位天生的作家。根据他后来的叙述,同样明显的是,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能通过准确的细节观察自然和人,这一点无人能超越。但是天生的作家并不一定能成为真正的作家。而在参军途中,第一次看到高加索群山时,他就开始显露出他在这两方面具有的过人天赋。壮丽的景色不仅使他大开眼界,唤起他心中一直处于沉睡状态的冲动——将这一切诉诸文字,而且激发了他第三个突出的特征——他体悟到上帝的崇高,并希望自己以某种方式与之融为一体。很快,他写出了《童年》,然后又写了反映军旅生活的故事和速写:《袭击》《哥萨克》《伐木》《弹子房记分员笔记》、三篇《塞瓦斯托波尔速写》《少年》(《青年》的一部分)、《一个地主的早晨》《圣诞夜》。《童年》于1852年7月寄出,发表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哥萨克》当时没有写完,以后又花了10年时间。《圣诞夜》一直没有完成,托尔斯泰将其中部分素材,即反抗车臣首领沙米尔的战争的内容保留在他最后那篇杰出的小说《哈泽尔·穆拉特》中,他写这篇小说时已是一位老人了。令人惊异的是,这些作品中大部分内容是在他服役期间短暂的空闲时间里,甚至是在前线写成的。而且,根据托尔斯泰自己所说,那段时期,他还不时地追逐哥萨克妇女、赌博、酗酒。写作的冲动必定是难以抗拒的,为了满足这种写作冲动,他的勤奋和意志令人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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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创作的冲动时有时无,而这正是托尔斯泰的悲剧所在。有时,他写作时精神振奋,并自豪地意识到自己的才能。例如,1858年10月,他写道:“我将讲一个既无头又无尾的故事。”1860年初他写道:“我正在写一些东西,它们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我以应受谴责的骄傲感向你坦白,我的写作使我鄙视你们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他的写作并非总是那么容易,他给自己设置了很高的标准,因此,写作是艰苦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战争与和平》中的大部分内容至少写过7稿。《安娜·卡列尼娜》的修改稿就更多了,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中的内容发生了基本而重大的变化。在这些连续的修改稿中,安娜从一个令人反感的高级妓女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悲剧性的女主人公。为了使作品趋于完美,托尔斯泰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一切表明,他深知自己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崇高使命。他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到呢?他的作品有时甚至超越了任何一位作家,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人曾像他那样将大自然描写得如此逼真、细腻。写于1856年的《暴风雪》记述了他从高加索返回雅斯纳雅·波良纳途中遭遇的一场暴风雪和他险些丧生的经历,其中有一股几乎令人目眩的力量。这部作品是他早期成熟的写作技巧的范例,这直接得益于剪裁和精确的细节。他既没有用联想或寓意,也没有进行诗化或是暗示。正如爱德华·克兰克肖所说的,他就像一个画家,他不屑于运用明暗的对照,他只要那种完美的清新明晰。另一位评论家把他比作一位前拉斐尔派的画家:形状、质地、色调、声音、气味、感觉,所有这一切都以水晶般的透明直接地传达出来。这儿有两个例子,两个段落都是经过多次修改而成的。第一段,描写性格外向的渥伦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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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哇,真好哇!”他自言自语,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用手按住,抚摸了一下他昨天坠下马时微微擦伤了的小腿的富于弹性的筋肉……他愉快地感觉着他的强壮的腿上的轻微的疼痛,他愉快地感觉着在他呼吸的时候他的胸脯筋肉运动。晴朗的、带着凉意的八月天,那使安娜感到那么绝望的,却使他感到心旷神怡……他从马车窗口眺望到的一切,就像他自己一样的清新、快乐和壮健:在落日的余晖里闪耀着的家家户户的屋顶,围墙和屋角的鲜明的轮廓,甚至种着马铃薯的田野——这一切都是明朗的,像一幅刚刚画好、涂上油彩的美丽的风景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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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一段描写列文与他的狗拉斯卡在捕捉山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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