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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失去了光辉，宛如一小块白云浮在空中；星星一颗也看不见了。以前在露珠里发出银白色光辉的水草，现在闪着金黄色。烂泥塘像一片琥珀。青翠的草现在变成黄绿色……一头鹞鹰醒了，停在干草堆上，它的头一会儿扭到这边一会儿扭到那边，不满地望着沼泽。乌鸦在飞向原野，一个赤脚的男孩把马群赶到老头身边，这个老头撩开了大衣坐起来搔痒。火药的烟雾像牛奶一样，散布在葱绿的青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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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托尔斯泰的写作才能直接来源于他对大自然的崇拜，而且，虽然时高时低，但他直到晚年都保持着这种能力和激情。在1896年7月19日的日记中写着，他在已经犁过的土地上看到一棵牛蒡草的小嫩芽，它还活着，“被尘土染黑了，但仍然活着，花蕊是红色的……它使我想写作，在整个田野的中心，它独自坚持着活到最后，它以某种方式已经坚持下来了”。当托尔斯泰用他那冷静、锐利而准确的眼光观察大自然，然后用精确的、高度标准的笔法把这一切付诸文字时，无论怎么说，他获得了他的性格所允许的最大的幸福和心灵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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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仅仅写作并不能让他满足，他希望拥有权力，仅仅支配小说中的人物的权威对他来说是不够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并非小说人物中的一员，他们是不同的人，甚至是不同的种类。只是偶尔地主要是在安娜身上，他奇迹般地进入他所描写的人物的内心，他在这里获得的巨大成功很容易使人们想到某些危险：对这位非同一般的作家做出一般性的推断。但是，他通常是从外部、从远处、从上面来观察一切人中的大多数。他的农奴、士兵和农民被出色地描绘成一群动物般的人。他也描写马——托尔斯泰对马具有丰富的知识和了解——而且写得很成功，并赋予同样的精神。他为我们观察，引导着我们经历一场伟大的战斗，而他仿佛是从另一个星球上观察这一切的。他并没有为我们动感情，而我们却被他为了我们所做的有选择的观察而感动，于是他控制了我们的感情：我们处于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的手掌之中。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始终超然、冷淡，如同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祇。与年长于他的同代人狄更斯以及与他几乎同龄的福楼拜相比——这两位小说家的创造力达到同样的高度——托尔斯泰投入自己小说中的感情成分更少。对于小说，他有，或者说，他认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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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托尔斯泰看作一个职业小说家，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事实。在他的两部主要著作中，他尝试着只写被称为天才的东西：把大量细节组织成伟大主题的目的模式，并使主题导入悲剧性的结局。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不重复自己：《战争与和平》纵览了整个社会与时代，《安娜·卡列尼娜》则把焦点紧紧地集中在一个特殊的人物集团。这些作品使他成为一位民族英雄，并为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名誉和财富，以及具有道德洞察力的声望，这是过去任何作家都不曾享有过的。但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他并非用于写小说。托尔斯泰一生有三个创作期：19世纪50年代，早期的短篇小说；60年代，花费6年时间写成《战争与和平》；70年代，创作《安娜·卡列尼娜》。在其漫长一生的其余岁月中，他做了也完成了一大堆其他的事，他自认为，这些事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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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下的贵族们都感到难以摆脱这样一种观念，即写作是比较下等的工作。拜伦从不认为写诗是他最重要的工作，那只是为了帮助附属国的人民取得独立，他感到他自己有责任去引导，这符合他的社会地位。托尔斯泰也是如此，甚至，他觉得自己的职责不仅仅是引导，而且要成为一位预言家，有时得扮演弥赛亚的角色。那么他花时间写作又是在干些什么呢？他对诗人费特[50]说：“写小说既愚蠢又令人羞愧。”请注意第二个形容词“羞愧”，艺术是在粗暴地滥用上帝赐予的天赋。这是一个断断续续出现的话题，而当托尔斯泰觉得需要对传统进行攻击时，他总是把这种天赋用于组合更强硬的措辞，所以他时常放弃艺术，行使道德导师的职责，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高，这种倾向日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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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灾难。令人惊异的是，尽管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思考像世间任何人一样多——甚至卢梭也是如此——他写过大量关于自己的文章，而且他的许多小说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围绕着自己，但他很可能极其缺乏自我认识。作为一位作家，他当之无愧，而且，他写作时对周围的人以及普通大众来说不具有什么危险。但是，无论如何，他不想成为世俗的作家。他期望去领导，虽然他在这方面除了意愿外根本不具备能力；他希望去发出预言，去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去改造这个世界，但无论从道德方面还是从智力方面来看，他都不具有完成这些任务的资格。这样，伟大的小说没有写出来，他却引导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拖着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走进一片混乱的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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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托尔斯泰觉得自己必须去完成伟大的道德任务？进一步的原因是：他和拜伦一样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不同于拜伦的是，他有一种压倒一切的负罪感。托尔斯泰的负罪感是有所选择地使用的、不精确的工具——他自身的某些最坏的缺点，甚至罪过，他傲慢的自我的恶劣结果，这些，他根本不认为是罪恶——然而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负罪感，而且可以肯定，他常常为自己青年时期的许多行为自责。1849年初，他似乎曾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沉溺于赌博。5月1日，他写信给哥哥谢尔盖说：“我到圣彼得堡来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我在这儿没干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只是挥霍了许多钱，并陷入债务之中。”他告诉谢尔盖，赶紧变卖掉部分房产：“我正等着钱渡过难关，我绝对必须立刻得到3500卢布。”他接着又写道：“这种极端愚蠢的行为一生只能做一次。我不得不为我的自由和哲学研究付出代价（没有人把我痛打一顿，这是我最大的不幸）。现在，我已经付出代价了。”事实上，在此后的10年中，他仍然时不时地去赌博，有时沉溺其中，损失惨重。他逐步卖掉许多地产，还欠了许多债，有亲戚的，有朋友的，有商人的，其中许多他从未偿还。在军中服役时，他也赌博。曾有一段时期，他打算在军队里办一份名为《军人之页》的报纸，为了投资办报，他变卖了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主楼。但是当5000卢布卖房钱一寄到，他就又拿去赌博，而且很快输光。离开军队去欧洲旅行时，他又赌博，结局和以往差不多。诗人波隆斯基[51]于1857年7月在斯图加特见过他，写道：“非常不幸，他迷上了轮盘赌……他完全被骗了。他投下3000法郎，最后一个子儿也不剩。”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轮盘赌进行了6轮，输掉了一切。”“向一个法国人借了200卢布，然后又输了。”“向屠格涅夫借钱，全输了。”若干年后，他的妻子发现，虽然他对自己赌博的恶习感到非常内疚，并最终戒掉了这一恶习，但他似乎并不因为未能偿还那时的欠债而有所悔恨，其中有些钱还是向穷人借的。偿还旧债可没有什么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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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有着更加强烈的负罪感。然而在这方面，他的自我谴责也是奇怪地有所选择的，甚至是在纵容自己。托尔斯泰认为自己有很强的性欲，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1853年5月14日）“可怕的情欲是人体的一种疾病。”（1856年6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告诉自己的传记作者阿尔默·莫德[52]，自己的欲望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不能没有性生活，直到81岁为止。青年时期，与女性交往总让他感到非常羞涩，因此，他常去妓院，但那地方令他厌恶，并给他带来通常的结果。他写于1847年3月的一则日记记录他因“从通常的渠道染上了淋病”正被迫接受治疗。1852年，他在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提到另一次染病的情况：“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银的副作用让我遭受了说不出的痛苦。”可是他仍然继续光顾妓院，除了妓女，还有吉普赛女郎、高加索姑娘、当地的少女以及可以得到的俄国乡村姑娘。日记的基调是不变的自我谴责，并掺杂着对引诱他的女性的憎恶：“好像是玫瑰色的什么东西……我打开后门，她进来了。现在看到她我就无法忍受，如此淫荡，可耻，可恨，（她）使我违背了我的准则。”（1851年4月18日）“女人把我引入歧途。”（1853年6月25日）接下来的一天，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是“女佣们妨碍了我”（1853年6月26日）。1856年4月中的某一天，从妓院回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太可怕了，但这绝对是最后一次。”1856年另一篇日记里写道：“令人作呕。女人。愚蠢的音乐，女人，冲动，雪茄烟雾，女人，女人，女人。”1856年，屠格涅夫的一段记录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托尔斯泰，当时，他正把屠格涅夫的住所当旅馆一样住着。“整个晚上都在喝酒比赛，与吉普赛人打牌，然后像死人一般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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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托尔斯泰住在农村，尤其是住在自己的庄园里时，他开始物色漂亮的农奴姑娘。就他而言，这也会激起比单纯的情欲更多的东西。若干年后，他写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时说：“我记得在那儿度过的许多个夜晚和年轻美丽的杜尼亚莎……她那强健的、充满女性魅力的身体。”1856年托尔斯泰到欧洲去旅行的动机之一是逃避来自一位漂亮的女奴的诱惑。他知道，他的父亲也曾有过类似的事情，那个女人后来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只是被当作庄园里的一名管理马厩的男奴（他后来成了一个马夫）。托尔斯泰从欧洲回来后，仍然不能控制住自己把手伸向女人，尤其是一个名叫阿克西尼娅的已婚妇女。1858年5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古老的大树林里，我是一个傻瓜，一头野兽。她那古铜色的皮肤和她的眼睛。我爱上了她，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事，头脑中再没有别的东西。”那个姑娘“很整洁，而且相貌不难看，有着黑亮的眼睛和低沉的嗓音，充溢着新鲜而健康的气息，丰满的胸部在围裙之上高高耸起”。可能在1859年7月份，阿克西尼娅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季莫费·巴济金。托尔斯泰把她带回家中做仆人，而且曾有一段时期，允许那个小男孩待在母亲的身边。然而，像易卜生，还有他自己的父亲一样，他从没有承认过那个男孩是他的，也从没有给过他丝毫关心。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曾一度公开鼓吹教育农民是完全必要的，并亲自在他的庄园里为农民的孩子办学校，但他并未做任何事情以让他的私生子学会如何读书和写字。也许，他是担心日后的继承权要求。他似乎并无怜悯之心，从不考虑非婚生子女的各种权利，而屠格涅夫不仅承认自己的私生女，还想方设法地以恰当的方式把她教养成人。托尔斯泰对此心怀怨恨，也许是因为屠格涅夫的做法反衬出他自己的行为。有一次，托尔斯泰含沙射影地提到她的身世，言辞间侮辱了那个可怜的姑娘，从而引起一场他与屠格涅夫的激烈争吵，而且差一点以决斗的方式了结。因此，季莫费被指派管理马厩；后来由于行为不端，被降级为守林人。1900年以后，季莫费的资料就没有了，那时他已经43岁，但是我们知道，他一直受到托尔斯泰的儿子阿列克赛的帮助，阿列克赛让他做了自己的马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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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知道，引诱村妇、经常出入妓院都是有罪的行为，并为这些罪过而自责。然而他往往更多地责怪妇女，她们都是夏娃，都是诱人的妖妇。实际上，毋庸讳言，尽管他一生生理上需要女人并且利用了她们——或许正因为如此——但他不信任她们，讨厌甚至憎恨她们。从某些方面看，他认为女性性征是令人憎恶的。晚年他这样说道：“看到一个裸露着胸脯的女人总是让我恶心，甚至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从天性来说，托尔斯泰是挑剔的，甚至是清教徒式的。如果说他的性欲让他烦躁不安，那么这发生在别人身上就会激起他最强烈的反感。1857年在巴黎时，有一段时间，他对女性的追逐达到了高峰，他写道：“我所下榻的带家具的公寓里居住着36户家庭，其中19户是非法的。这真让人作呕。”耽于色欲就是堕落，而女人则是堕落的根源。1847年6月16日，当时托尔斯泰才19岁，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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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给自己制定以下的规则，把女人的陪伴看作无法避免的社会的罪恶，要尽可能地避开她们。谁是我们身上淫荡、放纵、轻佻以及其他一切恶习的根源，难道不是女人？谁应当为我们所丧失的勇敢、坚定、理智、公正等天性中的美德承担责任，难道不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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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托尔斯泰，真正令人沮丧的是他至死都保持着这些幼稚的、某些方面具有东方色彩的妇女观。与他描述安娜·卡列尼娜时所下的功夫相比，在现实生活中，他似乎从来不曾打算认真深入地考察和理解女性的心灵。实际上，他不会承认妇女能够成为严肃、成熟和有道德的人。1898年，70岁的托尔斯泰写道：“一般说来，女性都是愚笨的，但是当她为魔鬼服务时，魔鬼会借给她头脑。然后，为了干出什么肮脏的事情来，她能奇迹般地思考，而且眼光长远，意志坚定。”他还写道：“不可能要求一个女人在道德感的基础上估价她那排他性的爱情，她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她不具备真正的道德感，即一种高于一切的情感。”他强烈反对J.S.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中的妇女解放观，他认为甚至应该禁止未婚妇女从事某种职业。实际上，在他看来，妓女是对妇女的极少的“体面称呼”之一。他在一篇文章中证明妓女现象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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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像许多“自由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允许乱交现象存在吗？不能！这将毁灭家庭生活。为了解决难题，进化法则演变出一座“金桥”，那就是娼妓制度的形式。想一想，如果伦敦没有它的7万个妓女会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她们，体面和德行将遭何命运？家庭生活又如何保存下去？还会有多少妇女和年轻姑娘能够保持贞洁？没有了，我认为，为了维护家庭，娼妓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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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的难题在于，虽然他信赖家庭，但实际上并不相信婚姻；至少，他不相信赋予夫妻双方平等权利与义务的基督教婚姻。也许，还从未有比他更不适应这种制度的人了。乡村中有一位名叫瓦列里雅·阿尔塞涅那娃的姑娘，一个21岁的孤儿，幸运地逃脱了他的追逐。当时托尔斯泰已经快30岁了，他爱上了这姑娘，而且曾有一段时间把自己看作她的未婚夫。然而，他只是喜爱她孩子气的一面，而她所表现出的更加成熟和女性化的特征却使他反感。他的日记和信件讲述了这个故事。“真遗憾，她既没有骨头，也没有火气——像块布丁。”但是，“她的微笑是痛苦的服从”“她被教育坏了，无知，甚至愚蠢……我开始残酷地刺激她，她的笑变得极不自在，眼里滚动着泪水”。犹豫了8个月并且毫不留情地训斥她之后，他激怒了这位姑娘，他收到了她一封措辞激愤的信，于是以此为借口断绝了他们的关系。“我们相距甚远。爱情和婚姻除了不幸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东西。”他写信给他的姑母说：“我的行为极端恶劣。我请求上帝饶恕我……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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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时，托尔斯泰的选择最终落到一位医生18岁的女儿索尼娅·贝尔斯身上。作为婚配对象，当时的他并没有多少资本：没有多少钱，是个出名的赌徒，还因为侮辱地方长官与当局惹上麻烦。几年前，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具有“最平庸的丑陋而粗俗的相貌……灰色的小眼睛，蠢笨而谈不上聪明……一张农民的面孔，农民一样的大手和大脚”。不仅如此，他厌恶牙医，从不去找他们，以至1862年，他的牙齿几乎全掉了。然而，她当时却是一个相貌平常、还未完全成熟的少女，只有五英尺高，她正在与两个姐妹竞争；她很高兴得到了托尔斯泰。他先正式地写信向她求婚，而后似乎又犹豫不决起来，直到最后一分钟。那场婚礼实际上预示着灾难。那天上午，他突然冲进她的房间，坚决地说：“我来是想说明还有时间……所有这一切还可以停止。”她听罢突然大哭起来。举行婚礼时，托尔斯泰迟到了1个小时，整理好行装，她又哭了。婚礼之后，他们一起晚餐，接着索尼娅换了衣服。然后他们坐上一辆有6匹马的被称为“睡鼠”的马车。索尼娅又哭了起来。托尔斯泰是个孤儿，他不能理解她的行为，于是大声喊道：“如果离开你的家让你这么伤心的话，你就不可能非常爱我。”在马车里，他开始粗鲁地抚摸她，她把他推开了。他们在一个名叫比鲁勒伏的旅馆定了一个套房。她从茶具里为他倒茶时双手直发抖。他再次想抚摸她，但又一次被拒绝了。托尔斯泰在日记中无情地写道：“她一直泪汪汪的。在马车里，她明白了一切，这很简单。但是她害怕。”他认为她是“病态的”。不过他最终还是得到了她，而且她（他自认为）也做出了相应的反应，他接着写道：“难以置信的幸福。我无法相信它可以像生命一般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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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可能那样长久，即使是最驯服的妻子也会发现难以忍受这样一个罕见的利己主义者。索尼娅有充分的智慧和勇气来抵制他压倒一切的意志，至少有时能做到。因此，他们创造了历史上最糟糕的（也是记录最完备的）婚姻之一。托尔斯泰以一种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将这场婚姻公布于众。这位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是认为保守秘密，尤其是那些有关性生活的秘密是有害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公开”，每一个潘多拉盒子的盖子都必须揭开，丈夫与妻子应该相互告诉对方“所有的一切”。于是，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由此产生。托尔斯泰开始履行他的“公开性”准则，他坚决要求妻子阅读他已经写了15年的日记。她吃惊地发现——那些日记都是以一种毫无保留的方式记录下来的——里面记载着他所有性生活的细节，包括光顾妓院，以及他与妓女、吉普赛女郎、乡村妇女、他的女农奴，特别是还有他母亲的女友等的性关系。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些可怕的日记拿走——为什么你要拿给我看？”后来她对他说：“是的，我已经原谅你了。但这太可怕了。”这些话都出自她自己的日记，她11岁就开始记日记了。托尔斯泰的“公开性”原则之一就是夫妻双方都应该坚持记日记，而且可以互看对方的日记——这是消除相互猜疑和痛苦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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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索尼娅得知丈夫是个（正如她所看到的）性怪物，并受到了最初的惊吓后，托尔斯泰婚姻中的性生活很可能再也没有恢复。不仅如此，托尔斯泰未曾预料到的是她还从日记中读出了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的（他自以为做到了这点）思想上的毛病。比如，她发现他没有偿还赌债；她还看出，他没有告诉那些与他发生性关系的女人他曾得过性病，而且可能还未治好。对于一个感觉灵敏的读者来说——有谁能比一位妻子更加敏感呢——从日记中清楚地传达出来的自私自利在她的眼里要比作者自己看到的更加明显。此外，托尔斯泰日记中生动的性生活描写如今在她的脑海中同恐惧纠缠在一起——她惧怕屈从于丈夫的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的、没完没了的怀孕。22年中，她忍受了12次怀孕的痛苦；而且接连失去了几个孩子。先是彼佳死了，当时她正怀着尼古拉，而他在出生的那年也死了；早产的万涅奇卡很快也离开了人世。托尔斯泰并没有帮助妻子承担起抚养孩子的事，只是对其中所有的细节怀有一种密切但又迟钝的兴趣。长子谢尔盖出生时，他坚决要求待在产房里（后来他把这段经历用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个场景）。索尼娅不能为孩子哺乳，他因此大发雷霆。由于不断怀孕和流产，妻子对他的性要求的反感越发显现出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道：“对一个身体强健的男人而言，再没有比有一个多病的妻子更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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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刚结婚不久，他就不再爱她了；她的悲剧在于她的心中始终保留着对丈夫的爱。这时期，她在日记中这样倾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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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蒙辱的爱情和坏脾气外，我一无所有，而这两样正是我所有不幸的根源，因为我的坏脾气总是影响我的爱情。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他的爱和同情，但他不愿给我。我所有的自尊都被践踏在泥淖里了。我只是一只被压扁了的可怜虫，没有人需要，也没有人爱护，一个挺着大肚子、不断因怀孕而呕吐的无用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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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有的资料来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场婚姻还是一直维持了下来。他们共同生活了38年后，在1900年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索尼娅写信给托尔斯泰说：“我要感谢你过去曾给我带来的幸福，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这并非始终都是那么强烈、完整和平静。”但这只是一个让步的姿态而已。从一开始，索尼娅就具备设法维持婚姻的功能，使自己成为丈夫各种事务的管理人，而且是他在某些方面不得不依赖的管理人，为他提供不可缺少的服务，并成为他难以管束的奴隶。她承担起可怕的任务，把他那些字迹难以辨认的小说手稿誊写成清晰整洁的副本。这可是一份苦差事，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她又十分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她很早就发现，当托尔斯泰施展他真正的专长时，他不再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也不会给别人造成伤害。正如她在写给她妹妹塔吉亚娜的信中所说的，当他写小说时，他们两个人都是最幸福的。因为写作可以赚钱，而他的其他行为只是浪费钱。但是“钱倒是次要的，主要是我喜爱他的文学作品，我崇拜它们，它们打动了我”。她从痛苦的经历中发现，托尔斯泰一旦停止写小说，就容易做出蠢事来填补生活的空间，这必然会伤害她竭力想保持完整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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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考虑问题的方式则完全不同。养活和维持一个家庭需要钱，而他的小说可以赚钱，于是他把写作小说和赚钱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并因此厌恶这两件事情。在他看来，小说与婚姻是相联系的，而索尼娅总是催促他去写小说，这就强化了两者的联系。然后他意识到，婚姻与小说都将妨碍他做出预言的真正工作，正如他在《忏悔录》中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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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家庭生活所需要的新环境已使我偏离了对生命普遍意义的所有探寻。那时，我的全部存在都集中于我的家庭、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身上，因此也集中于关心我们的生活资料的增长上。我对自我完善的努力追求，继而代之以对普遍完善和进步的努力追求……都被设法只为我的家庭获取最好的生活条件而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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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托尔斯泰逐渐地不仅把婚姻视为巨大痛苦的根源，而且视作道德进步的障碍。他对自己特殊的不幸进行总结，并猛烈抨击婚姻制度和婚姻中的爱情本身。1897年，在一次如同李尔王那样的情感迸发中，他对女儿丹尼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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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堕落的男人可以在婚姻中得到拯救，但是我不明白一个纯洁的姑娘为什么甘愿卷入这种事情中去。如果我是一位姑娘，我说什么也不会结婚的。至于说到爱情，无论是对男人还是对女人而言——因为我知道什么是爱情，那是一种不体面的，尤其是不健康的情感，一点也不美、崇高或富有诗意——我真不该为它打开大门。我本应该尽可能地小心谨慎，避免这种疾病的毒害，就像我将尽力保护自己不染上各种比它的症状轻得多的传染病，比如白喉、斑疹或是猩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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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的其他许多文章一样，这段话表明托尔斯泰从没有严肃地考虑过婚姻问题。看一看《安娜·卡列尼娜》中那句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人们只要在自己看到的情况中搜寻一下，就会清楚地发现这句话无论前半句还是后半句都有可争辩之处，甚至还不如说，相反的情况更为真实。很显然，不幸家庭反复出现的各种模式——例如，丈夫是个酒鬼或赌棍，或者妻子不称职甚至与人通奸，诸如此类，不幸家庭的各种印记总在令人厌烦地雷同和重复。另一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幸福家庭。对于这个主题，托尔斯泰从没有严肃地思考过，尤其重要的是，他从没有真诚地考虑过，因为他不能严肃和真诚地去考虑妇女问题：出于恐惧、愤懑和厌恶，他逃避这个主题。托尔斯泰的婚姻在道德上的失败与他在理智上的失败（他不能对人类的一半——女性做出公正的评价）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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