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46820
不论怎样，虽然托尔斯泰的婚姻在某些方面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命运，但如果不是由于继承的地产，即庄园这又一个问题，他们也许可以生活得好一些。除了赌和性以外，田产是使他产生罪恶感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根源。这种罪恶感逐渐压倒了他，并最终毁了他稳定的生活。田产是他的骄傲和权力的源泉，但同时也是他精神不安的根源。因为土地和农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俄国，你不可能拥有一样而没有另一样。托尔斯泰很小时就继承了母亲留下的田产，而且几乎就从那一刻起，他已开始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这种思考某些方面是应受尊重的，某些方面则是宽容自己—“我应该如何对待我的农奴呢？”如果他是一个明智的人，他本可以明白经营田产的工作并不适合他；他的天赋和职责是写作。他本应该卖掉田产，从而使自己摆脱精神上的困扰，通过他的作品实施领导的责任。遗憾的是，他并不是一个明智的人。他既没有放弃这个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它。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动摇、犹豫，结果弄得一团糟。
1703246821
1703246822
19世纪40年代末期，托尔斯泰继承田产后不久，便开始着手对农民的“改造”。后来他宣称：“农奴应当被解放的思想对于19世纪40年代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来说完全是闻所未闻。”这话并不对，在大约30多年的时间内，解放农奴的思想已经传遍各地；它是任何一个小小的外省哲学俱乐部的讨论主题；如果不是这样，托尔斯泰恐怕也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托尔斯泰着手“改革”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其他的革新，其中包括他自己设计的水流脱粒机。所有这些努力没有一个产生实效。由于面临着诸多固有的困难，以及“猪一般蠢笨”的（正像他所说的）农民，他很快就放弃了。这段时间唯一的成果是他在《一个地主的早晨》中塑造的聂赫留道夫的形象，并借聂赫留道夫之口表达了年轻的托尔斯泰心中的幻灭：“除了愚蠢的例行公事、恶习、猜疑和失望外，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在荒废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18个月以后，托尔斯泰离开了田庄，继续做其他的事情——纵情声色、赌博、服军役、写作。但是，他仍然被农民，或者更确切地说，农民的概念——他从不把他们看作个别的人——所困扰。他对他们的态度仍然极其矛盾，他在日记（1852）中写道：“整个晚上我都在对苏宾谈我们俄国的农奴制。农奴制的确是一种罪恶，但它又是一种令人极其愉快的罪恶。”
1703246823
1703246824
1856年，他又开始第二次“改革”。他宣布，农奴们只要付清30年的地租，他就让他们获得解放。他在做这件事时并没有请教那些有过类似经验的熟人，这倒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是，农奴们都相信当时的传闻：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打算无条件地解放他们。他们怀疑其中有诈，没有看出托尔斯泰伯爵的自命不凡，只是担心他在耍什么（不存在的）花招，于是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他愤慨不已，痛骂他们是一群愚昧无知、不可救药的原始人。关于这个问题，他早已表现出某种纷乱的情绪，他给前任内政部长德米特里·布卢多夫伯爵写了一封歇斯底里的信：“如果6个月内农奴们不获得自由，我们免不了将遭受一场大屠杀。”对于他自己家里那些认为他的计划荒唐、不成熟的人——比如，他的姑母塔吉亚娜——他表现出极端的仇视：“我开始对我的姑母产生了一种无言的仇恨，尽管她对我那么慈爱。”
1703246825
1703246826
这时，托尔斯泰转向教育，把教育看作解决农民问题的一劳永逸的办法。从卢梭开始，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奇怪的幻想，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创建一种新的体制一举解决人类由来已久的诸多教育方面的难题。托尔斯泰开始亲自为农民的孩子讲课。他给亚历山德娜·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53]写信说：“当我走进学校，看到这些衣衫褴褛、肮脏、瘦弱的孩子们睁着明亮的眼睛，脸上时常流露出天使般的神情，这时，一种惊慌和恐惧感就会袭上心头，我仿佛看到一群快要淹死的人……我寄希望于教育，只是为了拯救这些普希金们、奥斯格罗特拉茨基[54]们、菲拉列特[55]们，这些正在溺水的人。”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他非常乐意教这些孩子。后来，他曾对官方派来为他作传的P.I.比留柯夫[56]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生命中最愉快的时光不是来自对女性的爱，而是来自对人民的爱，对孩子的爱。那是一段多么美妙的时光。”他的一番努力到底成效如何并无记载。学校里没有规章，也不要求学生做课外作业。他写道：“他们到学校来，只要带着他们易于接受新东西的天性，并深信今天在学校会和昨天一样快活。”不久，他就创建了一系列的学校，组织成一个网络，一度达到70所学校。但是他自己在教育上的努力并没有持续很久。他渐渐感到厌烦了，于是离开家乡到德国去旅行，表面上好像是去考察那里的教育改革。但著名的居里斯·福罗培尔使他很失望：他根本不听托尔斯泰的，只是自顾自地说个不停，不管怎样，“他只不过是个犹太人”。
1703246827
1703246828
1861年，俄国的情况忽然发生了变化，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一道法令，解放农奴。托尔斯泰痛斥了这项决定，因为它是国家的一道法令，而这时他已开始否定国家。第二年，他结了婚，于是田产又有了不同的意义：既是他那人口不断增加的家庭居住的地方，而且和他的小说一样，又是他们收入的来源。此时正是托尔斯泰一生中最富创造力的时期，《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随着作品收入的逐渐增加，托尔斯泰购买了土地，并且在庄园内投资，比如，曾经有一段时期，他的养马场内饲养着400匹马。有5位女管家和家庭教师住在庄园里，此外还有11位家仆。但他从未忘记过“改革”，不只是针对农民，而且包括他自己、他的家庭——甚至整个世界。这一愿望只是潜伏在他的心底，任何时候都可能引发激烈的行动。
1703246829
1703246830
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以及创立一种新的宗教运动，这些愿望在托尔斯泰心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855年，他就在文章中写道，他要创造一种信仰，它的基础是“基督的宗教，但它净化了教义和神秘主义，它许诺现世的幸福，而非来世的幸福”。这是一种陈腐的想法，是多少世纪以来无数幼稚的宗教改革家们每日杜撰的想法。托尔斯泰并不是什么神学家，虽然他写过两篇长文——《教义问答》与《四部福音书的综合和翻译》，但这些文章无助于使人相信他是个有系统理论的思想家。他许多有关宗教的文章除了使用含混的泛神论术语外没有多少意义。例如：“认识上帝和生存是同一件事，上帝是生命。活着追寻上帝，那么，你将与上帝同在。”（1878-1879）
1703246831
1703246832
但是，盘旋在托尔斯泰头脑中的宗教观念有着潜在的危险性，因为这些观念与他的政治冲动结合在一起，它们形成一种非常容易燃烧的东西，很可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喷发出火焰。自从他完成并出版了那部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声誉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他就变得焦躁不安，不再满足于写作，而是准备公开大闹一场：成为世界名人和预言家，一个有无数读者和崇拜者来寻求智慧和指导的人。
1703246833
1703246834
第一次爆发是在1881年11月，当时托尔斯泰与家人住在莫斯科。他来到莫斯科一个贫民区的希特洛夫市场，在那儿，他把钱分给乞丐并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一大群人围住了他，他躬身进入附近一家简陋的小客栈，在那儿他看到的景象令他更加苦恼。回到家中，他脱下皮大衣，坐到餐桌前，身着制服、戴着白手套、打着领结的仆人端上5道菜的晚餐。他突然大声喊道：“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不能这样生活下去！这让人无法忍受！”他挥舞着手臂，威胁说要放弃所有的财产，把索尼娅给吓坏了。他立即以当时刚刚完成的人口调查作为数据基础，着手为穷人制定新的救济制度。然后又匆匆忙忙地赶往乡村，同他当时的精神导师，所谓的“农民预言家”V.K.苏塔耶夫商讨如何更深入地进行改革。索尼娅独自留在莫斯科，带着他们生病的儿子、仅4个月大的阿列克赛。
1703246835
1703246836
伯爵夫人认为这是一种遗弃行为，她因此写了一封信，对他们关系中的痛苦说出了一些新的东西。这封信不仅概括了她与丈夫相处时的种种困难，而且还有她与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打交道时的愤懑，这是大多数普通人都会从信中感觉到的。她说：“我最小的孩子还未痊愈，而我自己又是那么虚弱、可怜。你和苏塔耶夫也许并不特别爱你们自己的孩子，但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既不能够也不希望扭曲我们自己的情感，或以向整个世界表白爱心之类的东西作为对个人缺乏爱心的正当理由。”
1703246837
1703246838
索尼娅多年来一直观察托尔斯泰的行为，不只是他对家里人的行为，于是她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所爱的只是作为概念的人类，因此，他是否真的爱过某一个具体的人？例如，他不幸的哥哥德米特里无疑是个需要同情的人：他沉沦在贫民窟里，和一个妓女结了婚，1856年年纪轻轻的就死于肺结核。托尔斯泰勉强抽出1个小时，在他临终前到床前看望一下，但坚决拒绝参加葬礼——他要去参加一个晚会——虽然他后来将这两段插曲，即临终床前和拒绝参加葬礼都很好地运用到小说创作中。他的另一个哥哥尼古拉也死于肺结核。他也是一个应得到怜悯的对象，但是托尔斯泰拒绝去探望他。最终，尼古拉不得不自己赶到他那里，并死在他的怀里。他的第三位兄长谢尔盖由于赌博输光了所有的财产，托尔斯泰几乎没给他任何帮助。无疑他们都是弱者，而托尔斯泰的原则之一就是强者应当帮助弱者。
1703246839
1703246840
托尔斯泰的友情就是如此。只有一次，对他在喀山大学时的一位同学米佳·季亚科夫老人，他显得既无私又谦和。但是这种友情很快就消失了。通常的情况是，托尔斯泰索取，他的朋友们给予。索尼娅在为他抄写早期的日记时写道：“（他的）自我崇拜在对（他们）每一个人的态度上都表现了出来。让人惊讶的是，就人们对他的爱的程度而言，竟然可以达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只为他而存在。”更为惊人的是，那些认识他的人，除了他的追随者，依靠他、奉承他的人外，还包括那些具有独立人格和高度批判精神的人，他们全都心甘情愿地忍受他的利己主义，而且无视这一点，反而对他表示尊崇。他们在他令人敬畏的目光之下退缩，在他强大的意志力面前屈服，理所当然地在他的天才的圣坛前膜拜。安东·契诃夫，一个敏感、目光锐利的人，他完全意识到托尔斯泰的诸多缺点，却这样说道：“我惧怕托尔斯泰离开人世。如果他死了，那么我的生命中将出现巨大的空白……我从没有像爱他那样爱过任何人……只要文学界仍有一个托尔斯泰存在，那么做一个文学家就是轻松愉快的事，甚至当你意识到自己什么也没有做成、什么也不在做的时候，都不会显得那么可怕，因为托尔斯泰足以完成一切。”
1703246841
1703246842
屠格涅夫应有更充分的理由认识到托尔斯泰的自私和冷酷，因为对于这两点，他早已深深地领教过了。他曾经慷慨周到地帮助过这位年轻的作家，他得到的回报却是冷淡、忘恩负义。托尔斯泰明知一些观点是他朋友所珍爱的，他却惯于野蛮地、虽然也常常是精彩地加以辱骂。屠格涅夫是一位伟人，心肠软，性格温和，不会对托尔斯泰做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事情来。但是，他承认自己被托尔斯泰的言行激怒了，他还“从未见识过如此令人不快的、锐利的眼光，加上刻毒的三言两语，真足以把人逼疯了”。有一次，屠格涅夫把花费了许多心血创作的小说《父与子》拿给托尔斯泰看，托尔斯泰看着看着就很快睡着了。屠格涅夫回转身来，发现他正在打鼾。另一次，两人因为屠格涅夫的女儿而发生激烈争吵并威胁用决斗来解决，屠格涅夫宽宏大量地首先表示道歉，而托尔斯泰则（据索尼娅所说）嘲笑道：“你惧怕我，我鄙视你，再不想和你打任何交道。”诗人费特曾竭力想让两人言归于好，但托尔斯泰却对他说：“屠格涅夫是个无赖，应该被痛打一顿。我请求你把我的原话忠实地转告给他，就像你曾忠实地把他对我的称赞转述给我一样。”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了许多关于屠格涅夫的令人不快却常常并不属实的东西。两人的通信也反映出他们之间友谊的不平衡。1883年，屠格涅夫明白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给托尔斯泰写了最后一封信：“我亲爱的朋友，俄国土地上伟大的作家，请听从我的请求吧。请让我知道你是否收到了这封信，并允许我再一次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你的妻子和你的家人。我已经疲惫不堪，不能再写下去了。”尽管屠格涅夫直到两个月后才去世，但托尔斯泰对这一可怜的请求从未做出任何回应。因此，没有人对托尔斯泰得知朋友死讯后的反应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他说：“我总是怀念着屠格涅夫，我爱他，同情他，读他的作品，我同他生活在一起。”这是演员的腔调，他扮演着公众对他期望的角色。正如索尼娅所注意到的，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或真正的友情所必需的互不干涉和亲密无间，托尔斯泰都不具有。相反，他之所以信奉博爱精神，是因为这可以在公众舞台上表演得更加喧闹，更富戏剧性和轰动效果。
1703246843
1703246844
但是，假如他是个演员的话，他就是那种不断变换角色的演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为人类服务”这个伟大的中心题目上不断变换角色的演员。他教训人的冲动比谁都要强烈。一旦某种事物吸引了他，他就想写一本关于它的书，或者着手进行一连串根本性的改革，却常常又怕麻烦，自己不去领会它，也不去请教真正的专家。托尔斯泰曾经经营了几个月的农业，就去设计和制造农业机械。他学习弹钢琴没多久便开始写《音乐基础和学习音乐的规则》。刚刚开办了一所学校，他就彻底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他深信终其一生，自己能够掌握任何学科，并发现其中的错误，然后，从第一条原理开始重写它的规则。同他改良土壤一样，他至少尝试过3次教育改革，并在最后一次自己编写课本。索尼娅对此十分厌恶，不时给予冷嘲热讽，但又不得不把原稿抄写成清清楚楚的副本，她抱怨道：“我鄙视这些读本、代数、语法，我实在不能装作对它们感兴趣。”
1703246845
1703246846
托尔斯泰总是像热衷于“教”一样热衷于“行”。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其一生中有一段时期，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当作“劳动者”中的一员。这种想法在19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就时不时地冒出来，但被最认真地付诸行动是在1884年1月。他放弃了爵位（但没有放弃他那种专断的作风），并坚决要求别人称他为“平凡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同这种语气相配合的是知识分子喜欢的服装上的花样之一：打扮得像个农民。这种阶级的易装癖与托尔斯泰对戏剧和戏装的喜好正相一致。这种装束与他的外形也十分相称，他有着一副农民的体格和相貌。他的靴子、罩衫以及大胡子和帽子，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新托尔斯泰——这位全人类的预言家的制服。这是大多数世俗大知识分子们似乎都具有的公共关系方面的天才的一个重要方面。新闻记者们不远千里来探望他。托尔斯泰晚年时，摄影术已经普及，新闻影片才刚刚起步。作为媒体上的第一位预言家，他的农民装束配合他显露的圣体，真是十分理想。
1703246847
1703246848
托尔斯泰表演体力劳动也被拍成照片和电影。从19世纪80年代起，他就宣称体力劳动是“绝对必需的”。索尼娅写道：“他7点起床，天还黑着。他为全家打水，并用雪橇把盛水的大木桶拉回来。他锯开长木，把它们劈碎堆积起来，以备生火用。他不吃白面包，也不到其他任何地方去。”（1885年11月1日）托尔斯泰的日记记述了他和孩子们一起打扫房间，他说：“我羞于做那些不得不做的事情，如倒便壶。”几天后，他克服了厌恶情绪，去做了。他还曾到一个鞋匠的茅舍去求教，并这么描写那个鞋匠：“他坐在那肮脏的、黑暗的角落里，多么像一道光，闪耀着道德的光辉。”在这比较困难的行当中短期学习之后，托尔斯泰开始给自己和家人做靴子。他给费特也做了一双，但没有资料表明这位诗人是否满意。托尔斯泰的儿子们拒绝穿父亲为他们做的鞋。在这不断重复的劳动中，托尔斯泰总是欣喜若狂：“这让我感到变成了一个劳动者，因为心灵在发育成长。”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对补鞋的活计厌倦了，开始转向农业劳动：他用大车拖运肥料、拉木材、犁地，而且还帮着修建茅舍。他自认为是位木匠，让别人给拍下照片，一把凿刀插在他的宽皮带上，一把锯子悬挂在腰间。这段时间也没有持续很久，结束得像开始一样迅速。
1703246849
1703246850
除了他真正的工作——写作外，托尔斯泰做什么都没有长性。他缺乏耐心、毅力以及在困难面前的持久力。尽管他懂一些养马知识，但自他很快对此失去了兴趣之后，他的良马育种场也变得一团糟。索尼娅曾为这事与他发生过一次口角，那是1884年6月18日，她声称这些马的情况非常糟糕：他把这些良种马从撒马利亚[57]买来，又听凭它们死于无人照管和过度劳作。她说，这种结果与他做过的一切事情都一样，甚至包括他的慈善事业：没有考虑周全的、适当的计划，缺乏一致性，缺少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去从事专门的工作，整个宗旨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托尔斯泰冲出房间，大声喊道他要移居美洲。
1703246851
1703246852
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庄园中造成的混乱局面只是使他的家庭受到伤害，而他的公众行为，特别是他对公众的说教造成了更大范围的危害。当然，并非他所有的行为都在误导民众。从1865年开始，为了引起民众对俄国部分地区周期性饥荒的注意，托尔斯泰曾做了一些有价值的、有一部分取得了成功的工作。尤其在1890年那场大饥荒中，他的救济方案起了相当好的作用，而政府则想方设法地隐瞒饥荒的严重性。有一次，他还参与救援一个在俄国深受迫害的少数民族——杜科波尔派[58]教徒，政府打算将这些吃素食的和平主义者聚集到一起，然后消灭掉。托尔斯泰为他们蒙受的不公平待遇大声疾呼，最终为他们争取到移居加拿大的许可。但另一方面，对于另一个受迫害的民族——犹太人——托尔斯泰则态度苛刻，他的观点加重了他们面临的困难。
1703246853
1703246854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托尔斯泰的独裁主义观点：只有他才能解除世界的痛苦，他拒绝参与任何非他本人计划和控制的救助活动。他的自私甚至控制着他的善举。关于大部分政治问题，如土地改革、开拓殖民地、战争、君主政体、国家、所有权等问题，他的观点在一生的不同时期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自相矛盾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在一件事情上是始终不变的，他拒绝以个人身份参与任何在俄国进行系统改革的计划——即反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用日益激烈的言辞痛骂自由主义者的“改良”学说是一种妄想，甚至是彻头彻尾的罪恶。他痛恨民主，鄙视议会，称国家杜马的代表们是“装作长大了的小孩子”。他认为，没有议会的俄国将是比拥有议会的英国自由得多的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不去响应议会改革。托尔斯泰尤其痛恨俄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在《战争与和平》中，他公开辱骂第一位自觉的改革家斯彼兰斯基伯爵。他让安德烈公爵对斯彼兰斯基的新国家议会的建议如此评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所有这些能让我更幸福还是更好？”这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阴暗的事实，即在半个世纪中，有关沙皇制度的任何系统的改革，俄国最伟大的作家总是冷眼相对，并竭尽全力阻碍和嘲笑那些试图让这个制度文明起来的人。
1703246855
1703246856
那么，托尔斯泰的选择又是什么呢？如果他像狄更斯、康拉德以及其他伟大的小说家一样，认为结构的改革只有有限的价值，需要的是改善人的心灵，那么他还有点道理。然而托尔斯泰一方面强调必须完善个人道德，但同时又不停留于此：他不断地暗示，某种巨大的道德剧变是必需的，它已迫在眉睫，它将彻底改变这个世界，创立一个天堂般的国度。他那些乌托邦式的努力正是为了勾圆这个太平盛世的蓝图。但在这种幻想的背后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其中包含着有关社会大变革的某种纯粹戏剧性的特点，而这种变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就是马克思革命理论的诗化的源泉。
1703246857
1703246858
此外，托尔斯泰对历史缺乏全面的理解。他不仅对历史所知甚微，而且没有考虑过伟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屠格涅夫曾为他的《战争与和平》惋惜，因为他加入小说中的那些令人尴尬的历史演讲带有明显的自学者的特点，这些历史演讲都很“滑稽”，是纯粹的“诡计”。福楼拜在写给屠格涅夫的信中也提到他对小说中的“哲学”感到惊愕。我们读这部伟大的作品，并非为了读其中的历史理论，而是相反。托尔斯泰是个决定论者和反个性主义者，对他而言，认为历史事件是一些权势者深思熟虑的决定所造成的想法，这完全是一种错觉。那些似乎掌权的人甚至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更不用说去策划了。只有无意识的活动才是重要的。历史是无名小人物的无数个决定的产物，而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一无所知。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想法与马克思的完全一致，只不过殊途同归罢了。说不清楚是什么促使托尔斯泰走上这样的思想路线。也许这就是他对俄国的罗曼蒂克的观点：农民是最高的主宰者与决定的力量。他相信，在所有的历史事件中，真正决定着我们生活的是隐藏在背后的规律。这些规律不为人所知，而且很可能是不可知的，因而，与其面对这不愉快的事实，不如假定历史是那些伟人和英雄检验他们的自由意志所造成的。从本质上看，托尔斯泰是个神秘论者，他拒绝接受关于事件如何发生的显而易见的解释，而是要去探寻和认识潜藏在表层之下的秘密过程。这种认识通常被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凭借直觉集体地领悟——这种群体，对马克思来说是无产阶级，对托尔斯泰来说是农民。当然，他们需要解释者（如马克思）或预言家（如托尔斯泰），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集体的力量和他们的“正义性”推动历史车轮的运动。在《战争与和平》中，为了证明他的历史发展观，托尔斯泰歪曲了真相。他改变了拿破仑战争的原貌并加以利用，以适应他的普罗克洛斯忒斯之床[59]。
1703246859
1703246860
因此，托尔斯泰倾向于采用集体主义者的方法来解决俄国的社会问题，也就不算奇怪了。早在1865年8月13日，他在记事簿上谈到对俄国农村饥荒的思考：“俄国全民族的任务是为世界奉献一种新的思想，即一种没有土地私有制的社会结构。只要人类的家庭仍然存在，那么财产与盗窃就比英国宪法更加具有真实性……俄国的改革只能以此为基础。”43年后，他偶然看到这段话，为自己的预见力惊讶不已。那时候，托尔斯泰早已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早期的列宁主义者建立了联系，比如S.I.孟特耶洛夫，他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与托尔斯泰互通信件，并拒绝了托尔斯泰的放弃暴力的请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改造我是困难的。社会主义是我的信仰和上帝。当然，这与你所宣扬的几乎是同一件事，只不过你采用的战术是‘爱’，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按照你的说法，是‘暴力’。”两人所争论的是战术而非战略，是手段而非目标。事实上，托尔斯泰说到的“上帝”以及他称自己为基督徒，这都和人们对他的猜想没有多大差别。鉴于他不仅否认基督耶稣的神性，而且断言：称耶稣为“上帝”或向上帝祈祷是“最严重的渎神行为”，因此，1907年2月，东正教会开除他的教籍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实际上，关于基督和教会的学说，他只是从《旧约》和《新约》中选择了那些与他的看法相吻合的部分，而抛弃了其余的。从任何有价值的意义上说，他都算不上一个基督徒。由于他在各个时期以不同的方式限定“上帝”，他到底是否信仰上帝也就更难判断了。从根本上说，“上帝”似乎就是托尔斯泰所希望发生的彻底改革，这是一种世俗的而非宗教的概念。至于说到传统的圣父上帝，至多也就是同他平等，被他不无妒忌地观察着、评论着，是同一兽穴中的另一头熊。
1703246861
1703246862
晚年的托尔斯泰转向反对任何形式的爱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与暴力，仅此一项就阻碍了他与马克思主义者结成任何联盟。他还猜测，掌握权力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不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抛弃国家形式。他在1898年写道，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的“末日审判”真的发生了，那么“唯一可能的事情就是专政统治将会转换。现在是资产阶级占据着统治地位，到那时，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将统治国家”。但他并不为这种情况过分担忧，因为他总是在设想，在某种专制制度下，财产转交给民众的事也会发生——沙皇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做到这一点。不管怎样，他从没有将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敌人，真正的敌人是西方式的民主主义者和议会中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正在到处传播他们的思想，腐蚀着整个世界。在他晚年的两篇文章《给中国人的一封信》和《论俄国革命的意义》（都写于1906年）中，他坚定地把他自己以及俄国同东方统一起来。他写道：“欧洲人所做的一切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东方人民的样本，但东方人从中学到的并不是该做些什么，而是任何情况下不该做些什么。追随着欧洲国家的道路就等于直接走上一条毁灭之路。”世界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英国与美国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不可避免地与对国家形式的崇拜以及对国家行使的制度化的暴力的崇拜捆缚在一起。俄国必须从西方社会移开目光，放弃工业化，废除国家制度，并采纳不抵抗政策。
1703246863
1703246864
根据俄国以后所发生的事件来看，这些思想给人某种古怪的感觉，甚至同俄国当时已经发生的变化也绝对无法统一起来。在1906年，俄国工业化进程速度之快超过了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它采用了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种形式后来成了斯大林主义国家的一块绊脚石。然而，处于人生这个阶段的托尔斯泰与外部现实世界已很少有联系，甚至对它失去了兴趣。他已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创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他不仅居住在那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还统治着那个世界。他认识到国家的权力已经腐化，这正是他反对国家形式的原因。但是，他没有看到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比如，索尼娅就意识到了——权力所导致的腐败具有多种形式。一位伟人、预言家和先知，对他们的追随者们也行使着权力，而且，由于他们的奉承、谄媚，特别是吹捧，他自己也腐败了。
1703246865
1703246866
甚至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雅斯纳雅·波良纳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宫廷圣地。各种各样的人都来到这里寻求指导、帮助、恢复信心，以及智慧的奇迹，或是来诉说他们稀奇古怪的观点——素食主义者、斯维登堡[60]教派信徒、母乳喂养法的支持者、亨利·乔治[61]经济学说的推崇者、修道士、僧侣、喇嘛、和尚、和平主义者、逃避兵役者、妄想狂、疯子以及慢性病人。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由托尔斯泰的助手和崇拜者组成的固定圈子，虽然其中的人员在不断地变换着。所有的人都从某一方面把托尔斯泰看作他们的精神导师，他扮演着教皇、家长和救世主的角色。就像18世纪80年代赶往卢梭墓地的朝圣者一样，拜访者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花园的凉亭墙上或写或刻，留下各种各样的题词，比如：“打倒极刑！”“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向天才致敬！”“祝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长寿！”“图拉省现实主义作家向托尔斯泰伯爵致敬！”等。
1703246867
1703246868
托尔斯泰在声名远扬的晚年树立了一种范式，这种现象在享有世界声誉的重要知识分子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十分常见：他创建了一个影子政府，着手处理世界各地的“问题”，提供解决的办法，与各国总统或国王书信往来，发出抗议书，发表声明，特别是在诸多文件、信件上签字，允许各种有关宗教或世俗的、有益或有害的事借用自己的名义。
1703246869
[
上一页 ]
[ :1.7032468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