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46870 从19世纪90年代起，作为这个杂乱政体的统治者，托尔斯泰甚至为他的王国招了一位首相——符拉吉米尔·戈里格利耶维奇·切尔特科夫（1854-1936），一位富有的前任副官。此人因善于钻营，逐渐成为这一宫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与这位大师一起拍过照片：薄薄的嘴如同一道缝，眼袋下垂，留着小胡子，一副勤勉不懈的奉献者、改革家的神态。他很快便开始对托尔斯泰的行为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不断提醒这位老人发出过的誓约和预言，帮助他保持自己理想的形象标准，常常把他推向更为极端的方向。自然而然地，他使自己变成阿谀奉承合唱队的指挥，托尔斯泰听了他们的声音颇为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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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72 来访者以及内部圈子里的成员记录下托尔斯泰随意讲出的格言，但它们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却使人想起《拿破仑流亡语录》或《希特勒的桌边谈话》中的内容——奇怪的总结式的语句、过时的老生常谈、乏味的成见和陈词滥调。诸如：“随着年岁增长，我愈加坚信，爱是至高无上的。”“不必理会近60年来的文学，全是胡说，要读60年前的作品。”“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上帝使我们大家彼此更为接近，正如所有的线条会聚到中心，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集到上帝之中。”“飞机和飞弹的使用，最初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新的税收又要强加到人民身上了。这说明一个事实，在一定道德状态的社会里，物质的进步除了带来危害别无好处。”关于接种天花疫苗，他写道：“想方设法逃避死亡毫无意义，无论如何你总是要死的。”“如果农民拥有土地，我们也就不会有那些愚蠢的花坛。”“如果女人不那么多嘴多舌的话，这个世界会美好得多……她们总爱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天真的利己主义特征。”“中国的上海人居住区虽然没有警察，但人们相处得和睦而融洽。”“无论什么样的教育，儿童都不需要……我认为一个人学得越多就越愚蠢。”“法国人是最富同情心的民族。”“如果没有宗教，就总有人行为放荡，言语粗俗，或是酗酒闹事。”“为公众的事业工作，人就应该这样活着。”“鸟儿的活路就是草叶。”“越坏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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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74 陷在预言家宫廷中心的是托尔斯泰的家人。由于他们的父亲选择了公众生活，他们也被公众的注视灼烤着。他们被迫加入他创造的戏剧表演，并也带上了伤痕。我曾在前面引用过他儿子伊利亚所说的成为“特殊的”人的危险。另一个儿子安德烈深受精神崩溃的折磨，他抛弃了妻子与家庭，加入一个反犹太的“黑色一百”组织。父亲对性的日益憎恶使他的女儿们都感到了压力。他不仅反对女儿有追求者，而且厌恶她们所选择的男友。1897年，大女儿丹尼娅已33岁，她爱上了一个有6个孩子的鳏夫。这人看起来举止得体，但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因此托尔斯泰十分恼火。他对丹尼娅进行了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告诫，列举了婚姻的种种罪恶。玛莎也坠入爱河并希望结婚，得到的是同样的待遇。小女儿亚历山德娜则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信徒，因为她和母亲相处得很不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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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76 托尔斯泰的精神激变带来的压力主要由他的妻子索尼娅承受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强迫她满足自己的性欲望，使她一再地怀孕。然后，他突然坚决主张他们应该放弃性生活，“像兄妹”一样地生活在一起。她对那些在她看来是侮辱妻子身份的行为表示抗议，特别是当他决定放弃个人生活的隐私，谈论和记录他们的私生活。她不愿外人把头探进她的卧房。当托尔斯泰提出他们应该分房睡时，她坚持保留双人床，作为他们继续保持婚姻关系的象征。与此同时，他又显示出无端的妒忌来，并写了一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描写一位有着疯狂嫉妒心的丈夫，因憎恨妻子与一位小提琴家的关系而杀死了她。索尼娅誊写了这篇小说（像她抄写他所有的作品一样），越抄越感到厌恶和惊恐。她意识到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写的就是她。由于审查机关的干涉，小说未能发表，但它已经以手抄本的形式四处流传，谣言也跟着散布开来。于是，她感到必须要求公开发表这篇小说，她觉得这样做也许能使人们确信她并非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与这半公开化的争执相对应的是隐藏在幕后的令人厌恶的争吵，起因是托尔斯泰不能遵守保持纯洁生活的誓言，他不时地对妻子进行性攻击。1888年年末，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附在我的身上……第二天，也就是30号上午，我睡得很糟。犯了罪以后，是那么令人恶心。”几天后，他又写道：“我被更强大的力量缠住了，堕落了。”直到1898年，他告诉阿尔默·莫德：“昨天夜里，我又成了一个丈夫，但是没有理由放弃自我斗争。上帝也许会保证我再不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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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78 托尔斯泰如此详细地与一个外人谈论自己婚姻中的性生活，使索尼娅感到她最隐秘的私生活被完全暴露在公众的注目之下。正是伴随着这些年日益加剧的紧张气氛，托尔斯泰的公开性原则显得越来越愚蠢。起初，她不愿读他的日记——任何一个有理智、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的——但逐渐也就习惯了。事实上，由于他的笔迹太潦草，她渐渐养成习惯，把他的日记抄成清楚的副本，于是就有了原本和通行本。但是，知识分子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写任何文章时都会考虑到将来发表，因此他们习惯性地把自己的日记当作辩护文章和宣传工具，而且作为自卫或进攻的武器，对付那些可能出现的批评家，特别是他们的亲人。托尔斯泰便是这种倾向的一个最好的例证。随着他与索尼娅的关系逐渐恶化，他在日记中越来越多地指责她，而且也不再担心她会看到这些内容了。早在1890年，她就写道：“我一直帮他抄日记，他开始为这件事忧虑了……他想要毁掉以前的日记，以便仅仅以一副德高望重的面目出现在他的孩子以及公众的面前。他的虚荣心太强了！”没过多久，他就把当时正在写的日记藏了起来。于是“公开性”原则瓦解了，接着两个人都变得行动诡秘起来。他用日记——此时，他把这看作是秘密日记——比如极为详细地记下他和索尼娅关于《克莱采奏鸣曲》的争吵。“列瓦和我的关系彻底完结了……我偷偷地读他的日记，我真想知道我还能在生活中加进些什么，使我们重新和解。但是他的日记只是加深了我的绝望。很明显，他发现我一直在偷看他的日记，他就把它们藏了起来。”接着她又说：“以前，他要我誊写他的作品，现在他把这事交给了他的女儿们（她没有说‘我们的’），而且很小心地把作品藏起来，以防被我看到。他这种有计划地把我从他的个人生活中排除出去的做法要让我疯了，这真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托尔斯泰开始记一本“秘密”日记，并把它藏在他的一只长筒靴里，这是他抛弃“公开性”原则的最后一招。索尼娅在他平常的日记里什么也没有发现，开始怀疑是否还有一本秘密日记。她四处搜寻，最终找到了它，并把它成功地带走以便悄悄地细读。读完之后，她在日记里粘上一张纸，上面写着：“带着一颗痛苦的心，我抄下了我丈夫的这本令人悲哀的日记。关于我，甚至关于他的婚姻，他所说的是多么不公正、残忍和——愿上帝和尼古拉耶维奇宽恕我——不真实，这是歪曲和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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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80 这场噩梦般的日记之战的背景是这样的：索尼娅坚持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托尔斯泰从道德上对此感到极端地厌恶，他越来越坚信，妻子的这种要求在阻碍他追求精神的完善。事实上，索尼娅并不是他所说的那种十足的实利主义者，她并不排斥他的诸多宣教中的道德真理，正如她给他的信中所写的：“和人们在一起时我看见了灯，我承认那是光，但是我无法走得更快一些，我被人群、也被我周围的环境和习惯往后拉。”然而，随着年岁渐高，托尔斯泰对他和索尼娅一起过的那种奢华的生活越来越缺乏耐心，而且日益厌烦。比如他写道：“我们坐在院子里，吃着十盘菜，有冰淇淋、仆人、银餐具——而乞丐们从门口经过。”在给她的信中，他写道：“我刚从你的生活方式中被拯救出来，就好像从一场可怕的恐怖中被拯救出来，这种生活方式几乎引着我去自杀。我不能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中去，从中我看到的是毁灭……你我之间有一场生死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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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82 1910年6月，这场斗争达到了令人同情的悲剧性高潮，而导火线则是切尔特科夫从流放地回来了，索尼娅恨他，而他显然也把她看作控制预言家的竞争对手。由于托尔斯泰的新秘书瓦连京·布尔加科夫保存的日记，关于整个事情的发生过程，我们有了一份内部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常客观的记录。布尔加科夫最初受切尔特科夫指派，把每天的生活记录寄给他的秘书。这种情况表明，托尔斯泰身边的人正为他的日记而纠缠不休。然而，根据布尔加科夫的叙述，自从切尔特科夫从流放地回来，“出现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舞台上之后，托尔斯泰的家中便发生了一连串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我意识到自己被这种‘审查制度’非常严格地控制住了，于是，尽管他一再要求，我以各种事由为借口，不再给（切尔特科夫）寄去我的日记副本”。布尔加科夫说他是带着对伯爵夫人的偏见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来之前他就得到“警告”：她“虽不能说是充满敌意，却是个彻底的冷漠无情的女人”。事实上，他发现她“为人谦和，热情周到”；“我喜欢她那褐色的眼睛里闪耀着的直率的目光，我喜欢她的朴实、和蔼和聪慧”。他的日记表明，他逐渐意识到，与其说她在犯罪，不如说别人对她犯了罪；他的偶像托尔斯泰开始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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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84 切尔特科夫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占有托尔斯泰的日记。他瞒着托尔斯泰，私下里把那些日记都拍了照片。7月1日，索尼娅坚决要求把日记中“令人不快的章节”删掉，这样它们就不会被发表了。当时发生了一场争吵。事后，她和布尔加科夫一同乘坐马车时哀求他劝说切尔特科夫还回日记，“一路上她啜泣不已，非常可怜……看着这个悲泣的、不幸的女人，我无法不产生深深的同情”。当布尔加科夫和切尔特科夫谈到日记的事情时，他显得“极度地狂躁不安”，并指责布尔加科夫把日记收藏之处告诉了伯爵夫人，而且“使我非常诧异……他竟做出令人憎恶的怪相，冲我伸出了舌头”。显然，切尔特科夫向托尔斯泰抱怨过。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给索尼娅（7月14日），在信中他坚决认为，“最近这几年，你的性情变得越来越易烦躁、专横和缺乏自制力”；他们夫妻两人现在对“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理解已经完全背道而驰”。为了解决争端，日记被密封起来，锁在银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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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86 一个星期后，即7月22日，托尔斯泰写道：“爱情是两个彼此分离的灵魂通过肉体的结合。”但就在同一天，他秘密地到附近的格罗蒙特村，去签署一个新遗嘱。他把他所有著作的版权都留给最小的女儿，并指定切尔特科夫为遗产管理人。切尔特科夫安排了这一切，还亲自草拟了文件。由于担心布尔加科夫可能会告诉索尼娅，这些事情都瞒着他悄悄地进行。切尔特科夫抱怨说，他不能断定托尔斯泰是否明白他签署了什么东西，“而且，就这样，我们做了她一直最担心的事：托尔斯泰死后，他的家庭将被剥夺对他著作的版权的继承权，而这正是她一直唯恐失去、小心翼翼地守卫着的物质利益”。他接着说道，索尼娅本能地预感到“某些不可挽回的、可怕的事情刚刚发生”。8月3日，发生了一场“噩梦般的争吵”。索尼娅明显地谴责切尔特科夫与她的丈夫有同性恋关系，托尔斯泰“气得僵在那儿”。9月14日，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切尔特科夫当着她的面对托尔斯泰说道：“如果我有一个你这样的妻子，我会开枪打死自己。”切尔特科夫又对她说道，“只要我愿意，我本可以把你的家庭从泥淖中拉出来，可是我没有这么做。”一个星期以后，托尔斯泰发现索尼娅已经在长筒靴中找到了他的秘密日记，并读了它。第二天，他违背了他以前同妻子的协定，把切尔特科夫的相片重新挂在他的书房里。当他出门骑马时，她把相片撕了个粉碎，并在盥洗室里用水冲走。接着，她烧掉一把玩具手枪，冲进花园里。最小的女儿亚历山德娜也常常卷入争吵，她养成了一个习惯，对母亲总是一副时刻准备还击的姿态，这激怒了索尼娅，她喊道：“这到底是一个有教养的小姐，还是一个马车夫？”——这些，无疑涉及家中最深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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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88 10月27日至28日晚上，托尔斯泰发现索尼娅半夜里悄悄地翻查他的文件，显然是在寻找秘密遗嘱。他唤醒亚历山德娜，并宣布：“我现在就离开这儿——永远。”当晚，他上了一列火车。第二天上午，切尔特科夫得意扬扬地将此事告诉了布尔加科夫，“他脸上洋溢着快乐和激动”。索尼娅得知这个消息后，纵身跳入池塘。这以后，她曾几次企图自杀，虽然这些行为不那么令人信服。11月1日，托尔斯泰染上了支气管炎和肺炎，不得不离开火车，被安顿在梁赞——乌拉尔线上的阿斯塔波沃车站。两天后，索尼娅及其子女乘快车赶来探望他。7日，传出了预言家去世的消息。托尔斯泰生命中的最后岁月令人心碎，特别是对那些钦佩他的小说的人而言，因为他们从中看不到体现了理论争执的、对重大问题的崇高辩论，而是充塞着猜疑、怨恨、报复、狡诈、背叛、脾气暴躁、歇斯底里以及褊狭卑劣的行径。这是最恶劣的家庭争端，由于一个好干涉别人生活、自私自利的外人的介入而恶化，并以彻底的灾难为结局。后来，托尔斯泰的崇拜者们努力想把阿斯塔波沃车站临终床上的场景变成一幕“圣经”般的悲剧，但事实却是，他那暴风雨般的漫长人生的结尾并非轰然巨响，而是一声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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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90 托尔斯泰的例子再次说明，当一个知识分子以人为代价追求抽象的思想时将会有什么结果。历史学家总是喜欢把这看作一个序幕，一个很快席卷了整个俄国的重大的民族灾祸的并不足道的个人序幕。托尔斯泰试图带来一场他认为绝对必要的彻底的道德改革，结果却毁灭了家庭，也毁灭了他自己。然而他仍然渴望着并预言——而且通过他的作品极大地鼓励着——俄国自身的一场千年的变革，不是通过他所鄙视的那种渐进的、艰难的改革，而是通过一场火山爆发般的社会剧变。不久，这场变革终于到来了，它是一系列托尔斯泰无法预见的事件的结果，实现的手段会让他想到就不寒而栗。这场变革使托尔斯泰所有关于社会复兴的学说变得毫无意义，他所热爱的神圣的俄国似乎被永远地毁灭了。令人厌恶而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之而来的新耶路撒冷的主要牺牲者正是他所热爱的农民，2000万农民成了思想的祭坛上成批被屠杀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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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95 知识分子 [:1703246317]

1703246896 知识分子 5　海明威：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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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898 尽管在整个19世纪，美国的人口和国力都在增长，并且在19世纪末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工业强国，然而，美国社会要出现如我所描述的那种知识分子尚需一段较长的时日。这有几个原因：独立的美国从来就不曾有过旧制度，特权的建立与其说是依据占有的惯例，还不如说是以自然形成的公平原则为基础的。不存在不合理、不公正的既定秩序以供新型知识分子去设计方案，不需要用建立在理性和道德基础上的太平盛世的模式来取代。与此相反：美国本身就是对不公正的旧秩序进行革命的产物。美国的宪法以理性的和道德的原则为基础，经过筹划和撰写，再通过和颁布，然后按照早期的实施经验，又由一批知识渊博而又富有哲学旨趣和道德修养的人士加以修改。因而，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之间毫无分歧，他们是完全一致的。此外，正如托克维尔[62]所说的，在美国没有一个制度化的神职人员所组成的阶级，因此也就没有对教权主义的反抗，教权主义正是使那么多欧洲知识分子产生骚动的原因。宗教在美国是很普遍的，却处于非宗教人士的控制之下。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教义。宗教是自愿行为，还有多种教派，它所表现的是自由，而不是对自由的限制。最后，美国是一块富足而又充满机遇的土地，这里土地价格便宜，供应充分，不会让任何人陷入贫穷。这里没有任何一眼就可以发现的不公道，而在欧洲，正是这些不义鼓励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接受那些激进的思想。这里没有什么罪孽迫切需要上天复仇——确实如此，大多数人都在忙于赚钱、花钱、开发、巩固，有谁顾得上对他们社会的基本设定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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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00 早期的美国知识分子如华盛顿·欧文，在欧洲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的语调和举止、风度和旨趣都来自欧洲，他们是文化殖民主义的活遗产。出自本土的、独立的美国知识分子精神，本身就是对欧文这一代人卑躬屈膝的态度的反抗。这一精神最初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倡导者——19世纪美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他宣称他的目的是要把“欧洲这条寄生虫”从美国的身体和大脑中驱走，“用对美国的热情赶走对欧洲的热情”。他也曾去过欧洲，但带着批评和排斥的态度。他思想中对美国方式的坚定主张同他对自己的社会的设想有着广泛的同一性，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两者更加接近，他的设想也正好与欧洲知识界的看法相对立。1803年，爱默生出生在波士顿，是基督教一位论派牧师的儿子。后来，他也成为一名牧师，不过因为不能全神贯注地主持圣餐仪式而离开了这个职位。他去欧洲旅行时，发现了康德，回国后，定居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在那里他发起了美国本土的第一个哲学思潮——超验主义。他把主要内容写入他的第一本著作《自然》中，该书出版于1836年，是一部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带有某些反理性成分和神秘主义的色彩，也有一点浪漫主义，尤其是朦胧的色彩。爱默生写过许多笔记和日记，其中的一本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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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02 这就是我，我来到这个世界，在宇宙之间传递我的自我，从事某种自然不能摒除、我自己也不能弃而不为的善事，然后我将复归于神圣的沉默和永恒，我作为人，也来自其中。上帝是富足的，他的胸怀中包容着远非我一人，维护着他们所有的生命、需求和美。我希望我可以说，沃尔多·爱默生，他的手、他的身体、他的历史，都是不洁而令人厌恶的；但是我，我不会把自我同他、同任何人混而为一，在他的生命之上，在一切生物之上，我永远会把善德之海向人类浇灌。河水不能倒流，人类的罪恶和死亡也不能腐败永恒的能量，它会把自己分发给人们，正如太阳分发给光线，大海分发给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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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04 这段话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或者说，不过是一些老生常谈。但在一个崇拜黑格尔主义和早年的卡莱尔[63]的时代，许多美国人为此感到骄傲，感到他们年轻的国家已经产生了一位无疑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人们后来认为，爱默生的吸引力的基础不是“因为人们理解他，而是因为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得到鼓励”。《自然》出版一年后，爱默生在哈佛大学做了一个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说，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64]称之为“我们知识分子的独立宣言”。萌芽中的美国新闻界对他的主题颇感兴趣。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曾刊载过来自欧洲的马克思的报道，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这家报纸用一种耸人听闻的方式把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提升为国家的公共财产，就像尼亚加拉瀑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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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06 爱默生很值得研究，因为他的经历说明美国知识分子想要冲破本土习俗是多么的不易。在许多方面，爱默生仍然是他的新英格兰背景的产物，特别是在对待性的问题上，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天真、清教徒式的软弱态度。1833年8月，爱默生在克莱金普道克拜访过卡莱尔夫妇，在简·卡莱尔看来，他有点像“天外来客”般脱离现世，而卡莱尔则注意到他离开时像“一个天使，有着美丽而纯净的灵魂”。1848年，爱默生在约翰·福斯特的住所参加了一次宴会，出席的人还包括狄更斯、卡莱尔等。爱默生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这次访问中是如何竭力为美国的道德标准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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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08 我说当我来到利物浦的时候，我想知道这个城市的妓女问题是否一向都是那么严重？在我看来，它简直就是国家身上的致命毒瘤。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少年可以健康成长。但是我已听说，多年以来，情况既没有变糟也没有变好。卡莱尔和狄更斯答复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男性的贞操实际已不存在了，在英国能够守身的男子屈指可数。卡莱尔显然认为美国的情况同样如此……我向他保证，我们美国并不是这样，大多数有身份、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青年在走上婚床的时候仍是处子之身，新郎如此，新娘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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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10 后来，当亨利·詹姆斯写到爱默生时说：“爱默生对罪恶的浑然不觉……是据我们所知的他最可爱的地方之一。”然而，接着詹姆斯又尖刻地说：“我们都有这样的印象，当良心在寂寞中叹息时，便会寻求感官的刺激，就像那些被捕捞上岸的鱼，鼓动自己的腮。”很明显，爱默生的性冲动并不强烈。他年轻的第一任妻子称他为“爷爷”。爱默生对待自己的母亲十分崇敬，他的第二任妻子不得不与她住在同一屋檐下直至她去世。有时爱默生的这个妻子也会发出怨言，爱默生很天真地把这些都记在日记里：“把我从那些高贵的人们中拯救出来吧！我是一个小小的普通人。”他又写道：“爱没有，从来就没有，阻止可怜的上帝做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自私自利总是得势。”爱默生有一首诗《把一切献给爱》被认为写得很大胆，但是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给了自己很多爱。爱默生与一位妇人保持着超越婚姻的深厚友谊，这是严格柏拉图式，或是新柏拉图式的，不过这并不是那位女士的选择。爱默生小心谨慎地说过这样的话：“我也有器官，也享受过愉悦，可是我也有过这种愉悦是陷阱中的诱饵的经验。”他的日记经常会超出他明显的意图，而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日记中记载了他在1840-1841年做过的一个梦，梦中爱默生参加了一场关于婚姻的辩论，突然，一只扬声器转向了听众席，“扬声器注满了水，它把水有力地向四周喷去”，人们被驱散开了，喷水口最后对准了爱默生一个人。“当我看着它的时候，喷出的水把我淋了个透。我从梦中醒来，发觉自己身上完全是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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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12 爱默生娶的两任妻子都是经过审慎考虑的，他因此得到了一笔资金，这笔钱使他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依赖于文学。他的投资合理，这使他与当时飞速发展的企业体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最终，爱默生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无人可以匹敌的名望，他被视为一位哲人，一位先知。其实，与其说这是由于他的著作，不如说是由于他的巡回演说，这也是企业体制的组成部分。他的旅程的第一站是波士顿，在那里他做了“人类生活”的演说（1838）。然后在纽约，演说的题目是“时代”（1842）。此后，爱默生对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进行了研究，这便有了“代表人物”（1845）的演说。爱默生是以格调高雅而又大众化的演说家的面貌出现的，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区域性的，甚至于全国性报刊都对他的演说进行详尽的报道。1829年乔赛亚·豪布鲁克发起了拉西姆学园[65]运动，以教育这个发展中的民族。爱默生的举动正是和这一运动的发展相一致的。1830年辛辛那提开设了讲演厅，1832年在克利夫兰，1835年在哥伦布，又相继开设。此后，发展中的中西部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到处都有了这类场所。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几乎每个重要的城镇都拥有这样的一处地方。与之相伴随的是，“青年商业图书馆”和各种讲演与讨论协会的出现。这些组织的主要对象是青年未婚男子，比如银行职员、售货员、簿记员等。在新兴的城镇中，这些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高得惊人。其目的是让他们不再游荡街头，走出沙龙，提高他们的商务专业水平和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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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14 爱默生的观念与这种设想非常一致。他反对文化和知识的精英化，他认为美国的文化必须真正做到民族化、普及化和民主化，其中自我完善是至关重要的。他说第一个在农舍中阅读荷马的美国人，对美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还说如果在西行的列车上看到有人读着一本好书，他就想上去拥抱他。爱默生个人的经济和政治哲学与政府的哲学是一致的，就是要推动美国人穿越大陆去完成他们明确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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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16 可以发现，唯一可靠的原则是自我调节供需的尺度。不要立法，干预一下你们的节约法，你们就抓住了关键。不要发津贴，而要制定平等的法律，保障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你们就不需要施舍。向有才有德者打开机遇之门，他们就会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而财富也就不会落入坏人之手。在一个自由而又公正的国家里，财富会迅速地从懒惰者与低能者那里转向勤劳、勇敢而又意志坚强的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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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18 与此同时，马克思正在发展和宣传他的学说，很难想出有什么理论像爱默生的观点那样同马克思正好相反，在这一方面，爱默生以他的实际经验一再反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过去的以及将来必然的运作方式。业主们、经理们对于他这种有启发意义的探索非但不反对，而且极力支持。1851年爱默生来到匹兹堡，当地的公司为了年轻的职员们能够前去听他的演说而提前下班。他的演说并没有很明显地表示出目的是在于强化企业精神，比如“直觉与灵感”“思维与自然的同一”“智力的自然史”等。但是爱默生力图证明知识再加上道德品性将会有助于企业成功。许多人慕名而来，却困惑地发现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所说的在他们看来都是常识。《辛辛那提报》说他“没有装模作样……就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读他那本《圣经》”。演说中爱默生还有不少题外的话，诸如：“每个人都是消费者，而且也应该是个生产者。”“宪法规定了人的价值，人应该富有。”“生命就是追求权利。”这些话打动了听众，他们认为它们是真话，经过报纸的简化和挑选，它们也成为美国大众的共同格言。在同一系列的演说中，爱默生经常和P.T.巴纳姆[66]合作，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巴纳姆的主题是“金钱获得的艺术”和“生活中的成功”。听爱默生的演说成为追求文化和高雅趣味的标志：爱默生已成为思考着的人的化身。1871年11月，他在芝加哥做了最后的演说。《芝加哥论坛报》这样报道：“喝彩和掌声……显示了听众的文化修养。”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它以对待金钱那样的热情去追求道德和精神的进步，并认为两者对于创造自身的新文明都是必不可少的。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爱默生已成为这个国家的民族英雄和导师，就像雨果之于法国或是托尔斯泰之于俄国，爱默生确立了美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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