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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和精神生活被认为是高度和谐的。如此一来，我们有必要谈一谈欧内斯特·海明威。第一眼看过去，很难将海明威视为知识分子。经过进一步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到他不但具有知识分子所有的主要特征，而且这些特征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并以一种特殊的美国方式把它们联系起来。此外，海明威也是一位极具独创性的作家。他改造了同一时代的美国人以及所有英语国家的人民表达自己的方式。他创造了一种新的、个人化风格，这是一种世俗的、极具当代伦理特色的风格。这种风格的起源是纯美国式的，可是它又非常容易地和其他多种文化融合起来。他把美国人各式各样的美国观念融为一体，使自己成为他们的原型的人格化。于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海明威便代表着美国。这就好像18世纪50年代伏尔泰代表着法国，或是如19世纪20年代拜伦代表着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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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海明威出生在芝加哥附近的橡树园，四分之一世纪以前，那儿曾经热烈欢迎过爱默生。海明威的双亲格雷丝·海明威与埃德蒙兹·海明威（埃德）以及海明威，都是一种文化的出色产品，这种文化是爱默生和他的演说以及这些演说所支持的经济动力论所催生的。海明威的父母都是，或者似乎都是健康、勤奋而能干的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多才多艺，也非常适应他们所处的社会。他们很感激他们继承的欧洲文化的遗产，可与此同时，他们也自豪地意识到美国成功地改造了这一遗产。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他们都敬畏上帝，过着充实的生活。海明威的父亲是一位高明的内科医生，他还喜欢打猎、射击、钓鱼、航海、野营、探险。他有着守林人的那种完备的野外生存技能，并都教给了儿子。格雷丝·海明威非常聪明，意志坚强，在许多方面都颇有造诣。她阅读广泛，能够写优美的散文和精巧的诗句，她还绘画、设计和打制家具，她歌唱得很好，还会弹奏不同的乐器，写作和出版过原创歌曲。这对父母不仅将自己接受的一切文化遗产传授给孩子们，而且增加了新的东西。海明威是长子，也最受宠爱。从很多方面来看，海明威的双亲都是模范家长，海明威也发展了自己很高的阅读和文学才能，而且还是一个熟练的体育爱好者和全能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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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父母都是虔诚的宗教徒，都是基督教公理会教友。海明威医生还是一位严格的安息日主义者[67]。他们不仅每个礼拜日都上教堂，饭前做祷告，而且根据海明威的妹妹萨尼的描述：“我们要举行家庭早祷，加上读《圣经》，再唱一两首赞美诗。”父母时刻都在对孩子们强调主流新教的道德准则，任何违背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格雷丝·海明威会用毛刷抽打孩子们的屁股，而海明威医生则是使用磨剃刀的皮带。如果孩子们被发现撒了谎或是骂人，就会被责令用苦涩的肥皂擦洗自己的嘴，体罚后，孩子们还得跪下来请求上帝的饶恕。海明威医生始终都坚定地把基督教精神等同于男性尊严和绅士风度。他曾写信给海明威说：“我希望你表现出男子汉所有的善良、高贵、勇敢和谦恭，敬畏上帝，尊重女士。”母亲则希望儿子能成为一位传统的新教英雄，不吸烟，不饮酒，婚前没有性行为，忠诚于婚姻，始终尊重并顺从父母，特别是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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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童时期，海明威就拒绝接受父母的宗教，他丝毫不想成为父母所希望的那种儿子。在十几岁的时候，海明威似乎就已下了决心，而且非常坚定，打算随着自己的天赋和所有的爱好去发展。他希望自己既成为一个名人，又得到美满的生活。这是一种浪漫的、文学化的念头，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道德化的，但其中毫无宗教的内容。确实，海明威似乎没有什么宗教思想。17岁时，他私下里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当时他遇见了比尔·史密斯与凯蒂·史密斯（凯蒂后来成为了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妻子）。他们的父亲是一位信奉无神论的绅士，他写过一本书，很巧妙地“证明”耶稣基督从未存在。海明威在很早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时期）就停止了宗教活动，那时他为《堪萨斯市星报》工作，并搬进了一处无人管理的公寓。最迟到1918年，海明威快20岁时，他向母亲保证说：“别再为让我成为一个好基督徒而担心、哭泣和烦恼了。其实，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每晚都做祈祷，信仰仍然坚定。”不过这是海明威的谎话，他这么说不过是为了避免和家庭发生冲突。海明威不仅不再信仰上帝，而且认为组织化的宗教对人类的幸福构成威胁。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曾说，她只看见海明威跪过两次：一次是在他们的婚礼上，另一次是在他们的儿子洗礼时。为了取悦第二任妻子保利娜，海明威成了罗马天主教徒。不过，改换门庭后的海明威对新信仰的接受程度仅仅如同《旧地重游》中的雷克斯·莫特埃姆。当保利娜试图执行天主教的教律时（比如反对节育），如果使他感到不便，他就会勃然大怒。他出版的小说《一方明净之地》对上帝进行嘲弄和戏拟。《午后之死》对耶稣的十字架受难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在《第五纵队》中，他亵渎对上帝的感恩。他对罗马天主教的认识，就是对它的厌恶。西班牙内战初期，某地几百座教堂被焚毁，圣坛和神职人员被污辱，成千上万的神父、僧侣、修女被屠杀。海明威知道那个地方，还表示过喜欢那个地方。可是此事发生后，海明威却没表示过丝毫的抗议。在海明威离开第二任妻子后，他甚至形式上也不肯装作是个天主教徒了。实际上，自他成年后的全部时间里，他都不是基督徒，他崇拜他自己所确定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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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这种对宗教的拒绝是青春期知识分子的特性，更是对父母道德文化的拒绝的一个部分。后来，他又竭力将母亲和父亲区分开来，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为父亲开脱。当父亲自杀时，他企图看成是母亲的责任。尽管原因是清楚的，这位医生知道自己患了一种痛苦又到了晚期的疾病。海明威医生在夫妻关系中是弱者，不过一旦儿子与他们发生争执时，他总是完全支持妻子，所以这种争吵与其说是儿子与母亲一人的，还不如说是与父母两人的。但是，海明威把反抗都集中在母亲格雷丝身上。在我看来，海明威这么做很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意志和文学才能主要都是来自母亲。格雷丝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女人，正如海明威也变成一个令人生畏的男人。在一个圈子里，两人不能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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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他们两人的争执达到了顶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海明威加入意大利前线的野战救护队。他得到战争英雄之类的回报，但他不仅没有找到一份工作，而且他的游手好闲和堕落行为（按照他们的标准）还使父母十分不快。这年7月，格雷丝向儿子递交了一份“大抗议书”[68]，她说，每个母亲的一生就像是一家银行。“当她所生的每一个孩子来到人世的时候，都带着一本有着巨额存款的银行账户，似乎是取之不尽的。孩子总是从中一次一次取款。”“在他整个少年时期，账户上没有任何进项。”然后孩子长成青年，“银行的账户一直是透支状态”“只有几个便士的进项，这就是孩子自愿给母亲的一些帮助、一些关心以及‘谢谢你’这样的话”。到孩子成人，银行仍在支出爱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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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账户上需要一些存款，需要大笔的存款，这就是感谢和理解，对母亲的思想和事务表示关切；还要给家庭带来稍许的慰藉；有意地去支持母亲的一些特别的偏爱；无论如何不要伤害她的思想。把鲜花、水果、糖果或是一些可爱的穿戴带回家中给母亲，再加上一个吻和一次拥抱……这是一种悄悄支付账单的方式，把它们从母亲心头除去……存入的款项将会使账户得到好名声。据我所知许多母亲都在接受这些东西，以及更多的有价值的礼品和回报，这都来自她们的儿子，而我的儿子比他们能干。欧内斯特，我的儿子，除非你清醒过来，停止你这种游手好闲、寻欢作乐的生活……不再用你那张漂亮的脸蛋去做交易……不再忽视你对上帝和救世主耶稣基督应尽的职责……否则，你前面只有破产并无其他，你已经透支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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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丝对这个文件思考了3天，精心润色，正如海明威对待他的获奖作品，然后，亲自交给了海明威。可以看到，从那时起，海明威就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上的受辱感，加之对自己的正当感。这对于他的小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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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对此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伴随着长期以来逐渐积累的怒气，从此他就把母亲当作敌人般仇恨。多斯·帕索斯说海明威是他所见过的人当中唯一一个真正仇恨自己母亲的。另一个老相识拉纳姆将军证实：“从我与海明威最初交往开始，每当他提到自己的母亲时总是称之为‘那条母狗’。恐怕，他对我至少说过一千遍，他是多么恨她，又是怎样恨她。”这种仇恨反复地以种种方式反映在他的小说中。仇恨甚至相应地蔓延到了他姐姐身上，“我的姐姐母狗马塞利娜”“一个名副其实的婊子”。仇恨又逐渐扩展到对整个家庭，在一些不相干的地方也常流露出来，比如在其自传《流动的圣节》中谈到那些拙劣的画家时（他的母亲也作画）说：“他们不会像家里人那样做出可怕的事来使亲人受到创伤，对于那些糟糕的画家，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不去理睬他们。可是，对于家里的人，即便你已经学会不去看他们，不去听他们，不去回复他们的信，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是很危险。”海明威对母亲的怨恨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毒害了他的一生，尤其是因为他内心总是留存着负疚感，这种感觉一直困扰着他，也使他的仇恨永不消退。1949年格雷丝已近80岁高龄，可海明威依旧恨她，他从古巴的住处写信给出版商说：“我不想见到她，而且她也知道，她永远不可能来这里。”海明威对其母亲的强烈反感超过了对纯粹功利主义的厌恶。对于海明威来说，对母亲的仇恨已经上升到了哲学体系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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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破裂将海明威赶到了《多伦多星报》，此后，他又作为驻外记者和小说家去了欧洲。他不仅否定了父母的宗教，也否定了母亲在其有力而又传统的散文中表达出来的对基督教文化的乐观主义见解，而这正是海明威所厌恶的。促使海明威追求文学完美——这成为他的一个显著特色——的力量之一，就是他有一股不可遏制的欲望：要同母亲写得不一样。他母亲在写作中总是使用那种陈旧的、传统的、过分雕琢的文学修辞。（海明威特别憎恶母亲写给他的信中的一句话，认为这句话可以体现她的写作风格，“你是以我所认识的两个最优秀、最高贵的绅士来取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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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1年起，海明威过上了驻外记者的生活，他将巴黎作为基地。他报道中东战事和国际会议，不过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流亡于塞纳河左岸的那些文人身上。海明威写诗，也试图写一些散文，同时也拼命阅读。他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许多习惯之一就是随身携带书籍，他把书塞在口袋里。这样，只要有空闲，他就可以随时随地把书掏出来看。海明威什么书都读，而且一生都喜欢买书。以至于无论他住在哪里，家中总有整堆整堆的书倚墙放着。海明威打算在古巴的寓所里建造一个藏书7400册的工作图书馆，这些书可以使他专门研究他所感兴趣的问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有关文学的，这些书他都反复阅读过。当海明威来到巴黎时，他几乎阅读了所有的英文经典著作，但他决心还要扩大自己的阅读范围。海明威从未受过高等教育，他并不因此耿耿于怀，但他感到遗憾，并竭力想填补由此留下的任何缺陷。于是他专心致志阅读了斯丹达尔、福楼拜、巴尔扎克、莫泊桑和左拉；还有俄国的重要小说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美国作家，如亨利·詹姆斯、马克·吐温和斯蒂芬·克莱恩。对于现代作家，他也有兴趣，例如：康拉德、T.S.艾略特、格特鲁德·斯泰因、埃兹拉·庞德、D.H.劳伦斯、麦克斯韦·安德森以及詹姆斯·乔伊斯。海明威的阅读如此广泛，也是受一种日益强烈的写作冲动的驱使。从15岁开始，他就很崇拜吉卜林，而且一生始终在研究吉卜林。这时，海明威又密切注意康拉德，以及乔伊斯那本出色的小说集《都柏林人》。像所有真正优秀的作家那样，海明威不仅大量阅读，而且还进行分析和学习那些二流作家，如马里亚特[69]、休·沃尔浦尔[70]、乔治·穆尔[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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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海明威来到巴黎后，结识了福特·马多克斯·福特[72]，进入巴黎知识界的中心地带。福特非常善于挖掘文学天才，他曾推出过劳伦斯、诺曼·道格拉斯、温德姆·刘易斯、亚瑟·兰塞姆以及其他许多作家。1923年福特出版了《大西洋两岸评论》，根据埃兹拉·庞德的推荐，他雇用海明威做他的兼职助手。海明威很佩服福特经营文学的才干，但对他也有颇多怨言：他忽视了多数青年作家；他对新风格和新的文学形式没有太多的兴趣；他的趣味与那些主流刊物过于接近，尤其是他认为最好的文学作品来自法国和英国，他特别轻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正在迅速提高的美国文学。海明威视自己为美国先锋派文学的主持者。他曾埋怨道：“福特把一切全他妈的搞得一团糟。”海明威住在圣路易岛上小小的办公室里，下面是三山出版社。从那时起，海明威就冒着风险使《评论》向美国文学倾斜。《评论》发表的作品中英国人的有60篇，法国人的有40篇，美国人的有90篇，其中有格特鲁德·斯泰因、朱纳·巴恩斯、林肯·斯蒂芬斯、纳塔利·巴纳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内森·阿施。在福特离开巴黎去美国旅行期间，海明威毫不留情地改造了7月号和8月号两期，把它们变成美国青年文学人才的成就展览。当福特返回后，觉得不得不表示歉意的是：“有异常之多的美国青年的作品，我们一直在坚持美国人发表作品的权利——却从未如此有效地把他们的作品介绍给我们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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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海明威对自己的文学声誉和影响有着强烈的追求，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他还是更注意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不是关心左岸文化界中的派别阴谋和纷争，庞德把海明威介绍给福特时说：“他的诗写得很好，他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散文文体家。”这一评价很有眼光，因为1922年说这话时，海明威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成熟的写作方法。但是，他正在努力；这一点可以从他早期笔记本上极多的涂擦和修改得到证明。很可能还从来没有一个小说家付出如此艰辛的努力和花费如此长久的时间来形成自己个人的写作风格，以适应他所想写的那种作品。这些年来对海明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一个作家应该如何获得他自己的专业技巧。在目标的崇高和努力的持久方面，可与他媲美的是易卜生，为了成为一位剧作家，易卜生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对于文学技巧，他们同样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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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相信，他所承接的是一个虚假的世界，这以他父母的宗教和道德文化为代表，它必定会被一个真实的世界所取代。他所谓的真理是什么呢？绝不是继自父母的基督教所揭示的真理——他认为这些都是毫不相干的东西而予以拒绝；也不是任何来自过去，或是反映了别人意见的思想信条所说的真理——无论它们多么伟大。对于他自己而言，真理就是他亲身所看见、所感觉、所听到、所嗅到、所品味过的东西。海明威钦佩康拉德的文学理论以及他对自己的目标的总结：“一丝不苟地忠实于我自己所感觉到的真理。”这正是他的起点。但你又怎样来表达这种真理呢？大多数人，包括大部分职业作家在写作时，往往都是以别人的眼睛进入事物去观察。这是因为他们继承了陈旧的表达和语言组合方式，用滥了的隐喻、题材和文学比喻。新闻记者尤其是这样，时间的要求常常掩盖着重复和平庸。但是海明威却得益于在堪萨斯《星报》的良好训练。该报相继几任编辑编了一本具有职业风格的书，其中有110条规则，目的在于促使记者使用朴素、简洁、明快、摆脱陈词滥调的英语，这些规则被严格地执行。海明威后来宣称：“那些都是我所学到的有关写作的最好的规则。”1922年他对热那亚会议进行报道，在此期间林肯·斯蒂芬斯教了他一种毫不带感情的电报式的叙事技巧。对此，海明威很快就接受了，而且越来越喜欢。当他向斯蒂芬斯展示自己的第一个成果时，他大喊着：“斯蒂芬斯，看看这份电文：没有冗词、没有形容词、没有副词——除了血、骨和肉就什么也没有了……这是一种新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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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工作的训练基础上，海明威创立了自己的方法，它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他一次又一次写下许多东西，谈论如何写作——在《流动的圣节》《非洲的青山》《午后之死》，还有其他许多作品中都有。他为自己确立的“写作的基本原则”是值得研究的。海明威曾继康拉德之后为小说艺术界定：“设法找到给你带来激情的东西，使你感到兴奋的行为，然后把它们写下来，写得清清楚楚，这样读者就能看个明白。”一切都要写得简洁、经济、朴实，用动词和短句；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或制造效果的东西。“散文就是建筑物”，他曾写道，“不需要任何内部的装潢，巴洛克风格已经过去了”。海明威特别注意表述的精确性，为了找到词语，他不厌其烦地查阅字典。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他散文风格的形成期，海明威也是一位诗人，并深受埃兹拉·庞德的影响。海明威曾说，庞德教给他的东西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庞德“相信精确语——即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词可以运用——他教我不要相信形容词”。海明威还非常仔细地研究过乔伊斯，乔伊斯对动词的精确性特别敏感，这使他成为海明威尊敬和模仿的另一位作家。说到海明威的文学前辈，确实可以说他是吉卜林和乔伊斯联姻的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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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实上海明威的写作是非常独特的。他不但影响了人们的写作方法，而且影响到人们的观察方法。从1925年到1950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海明威的影响压倒其他一切人，而且是持续不断、无所不在，以至于我们今天根本不可能从散文，特别是在小说中去掉海明威的因素。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海明威发现自己很难得到支持者，甚至难以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集《三个短篇和十首诗》在巴黎出版，这是一次典型的先锋派文学的冒险。一些大型刊物对他的小说不屑一顾。自认为富有冒险精神的《日晷》杂志直到1925年仍拒绝刊登海明威的小说，其中包括那篇出色的故事《打不败的人》。海明威所做的是所有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伟大作家都会做的事——他开辟了自己的市场，他以自己的趣味感染读者。在1923-1925年，海明威的方法已显露出来，他对事件进行质朴的、精确的描绘，同时又将相应的情绪精细地暗示出来。1925年，随着《在我们的时代里》的出版，海明威取得了突破。福特感到可以把海明威拥立为美国的第一流作家：“最大的真诚，最熟练的技巧，最完美无缺的作品。”这本书向埃德蒙·威尔逊展现了散文的“首要特征”，即“极大的原创性”和感人至深的“艺术尊严”。紧随着第一次成功，又有两部生动的悲剧性小说问世了，一部是《太阳照样升起》（1926），另一部是《永别了，武器》（1929），后一部也许是他最好的作品。这些作品销售了几十万册，被各种各样的作家读了再读，并被他们领悟、消化、嫉妒和争论。早在1927年，多萝西·帕克就在《纽约客》上对海明威的作品集《没有女人的男人》进行过评论，指出他的影响是“危险的”——“他所做的一些最简单的事，看上去很容易就能办到，但是看看那些试着去做同样事情的男孩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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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的风格可以被套用，但不可能被成功地模仿。因为这种风格同作品的题材，尤其是与作品的道德态度不可分开。海明威的目的是要避免任何类型的直白说教，他还谴责别人的这种做法，即使他们是最伟大的作家。“我热爱《战争与和平》”，他曾写道，“因为它对于战争，对于人物做了精彩的、深入而又真实的描写，但我从不相信这位伟大伯爵的思想……即便他可能比世上其他任何人创造出更多的东西，具有更强的洞察力，拥有更多的真理。不过他那种沉闷而自以为是救世主的思想并不比许多其他热衷传道的历史学教授更高明。从他那里我懂得了，不要相信自己创立了一种以大写字母开头的思想体系。在写作时要尽可能地真实，尽可能地坦率，尽可能地客观，尽可能地谦逊”。在海明威那些最优秀的作品中，他总是尽量避免向读者说教，甚至尽量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笔下人物的行动方式上来。然而，他的作品到处充满着一种新的世俗道德，这种道德从海明威对事件和动作的描述中直接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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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巧的普遍性是海明威道德的实质，也使他成为知识分子的原始模型，这种道德反映了他的美国特色。在他的眼中，美国人精力充沛、积极主动、强健有力，甚至带有暴力色彩，他们是实干家、成功者、创造者、征服者、平定者、追求者、建设者。海明威本人就是精力充沛、积极主动、强健有力甚至有暴力倾向的人。当他与庞德和福特谈论文学时，会不时中断讨论而绕着福特的工作室与假想的对手进行拳击。他是一个魁梧、强壮的男人，精通广泛的体育运动项目。作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作家，海明威很自然地过着一种充满行动的生活，并描写这种生活。行动是海明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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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主题中并没有新东西。行动也是吉卜林的主题，吉卜林的英雄或主人公是士兵、强盗、技师、海员和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他笔下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甚至动物和机械装置都不时为暴力行动的倾向和动机所支配。但是吉卜林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天才，他有一个“守护神”，但他不相信凭借自己一个人的智力可以改变世界，他也不拒绝这个世界巨大的智慧遗产。相反，吉卜林完全赞成它的法律和习俗，认为这是芸芸众生所无法改变的，他还寓意深长地描述了反抗者的受罚。海明威同拜伦更为接近，拜伦是又一位渴望行动，并以热情的技巧描述行动的作家。他完全不相信自己的朋友雪莱的那套乌托邦式的革命计划，这些对他而言，似乎不过是抽象的理想而不是什么可以操作的概念。雪莱在《于连与马达罗》中把他的观点给说了出来，拜伦已经为自己形成了一套道德体系，用以对抗他永远离开妻子和英国时所否定的那种传统的道德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而且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拜伦算得上是一位知识分子。他从没正式确定自己的体系，但它是前后完全一致的。拜伦的思想强烈地表现在他的书信中，也浸透在他伟大的叙事诗的每一页中，如《恰尔德·哈罗尔德》和《唐璜》。这是一个充满荣誉和责任的体系，虽然没有编纂整理，但他以行动来作说明。任何一个读过这些诗的人，不会不清楚拜伦是怎样看待善和恶的，尤其是如何评判英雄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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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海明威的工作风格与拜伦相似。海明威曾表明他的理想是有能力展现“压迫下的优雅”（这是由他母亲的名字而来的一句难解的话[73]），但他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很可能，他的道德观是难以做出确切的定义的，如果试图做出一个，倒会使它受到损伤和削弱。但是，很明显，他的道德观是可以说明的，而且在海明威所有作品的背后，它都是一种推动力。他的小说是行动的小说，行动也使它们成为思想的小说，因为对于海明威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道德上中立的行动。在海明威看来，甚至于对一餐饭的描写也是一种道德说明，因为吃和喝中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东西，有正确也有错误的吃与喝的方式。几乎所有的行动都可以表现为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确切地讲，是高贵的或卑贱的。作者并不表明自己的道德标准，可是他是在一个隐喻的道德框架中叙述一切，所以行动就是代表自己在说话。这个道德框架是个人的，没有宗教信仰，确实不是基督教的。他的双亲，尤其是他的母亲发现他的小说是不道德的，常常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因为她至少发现这些小说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在她看来那是一种虚假的、渎神的道德。海明威说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暗示，通奸也有正当和不正当的方式，偷窃与杀人也是如此。海明威小说中的精华部分就是他对人物的观察，如拳击手、渔夫、斗牛士、士兵、作家、运动员，或者几乎所有的人，都依据各自的价值标准做出明确而又熟练的行动，力图幸福而正直地生活，然而他们通常是以失败而告终。悲剧的产生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本身被证明是虚幻的或错误的，或者是由于自身的缺点、外来的陷害或是难以驾驭的客观事实，导致了失败。但由于看到了真理，由于获得了发现真理的能力和正视真理的勇气，即使失败也得到了补偿。海明威笔下的人物是能够站住还是倒下，就得看他们是否诚实。真实是海明威散文中最基本的成分，而且正是一条贯穿其道德体系的线索，是它始终如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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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了自己的风格和道德标准后，海明威发现自己必须遵循这两者来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他已变成了自己的想象物的受害者、囚徒和奴隶，他被迫在现实生活中照着他的小说来演出。就这一点而言，海明威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当拜伦发表了《恰尔德·哈罗尔德》的第一章时，发现自己正按着诗中所指的那条路行走。他写《唐璜》时，也许稍稍改变了方向，但其实他已经没有给自己留下多少选择余地，只有按照他的诗歌生活下去。这种生活一方面很合他的口味，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被迫的行为：他乐于扮演登徒子、英雄和解放者的角色。海明威的同时代人中，安德烈·马尔罗[74]也是如此，他也是一位行动的知识分子和小说家，他还是一位革命家、探险家、海盗式的艺术财宝的追逐者、抵抗运动的英雄。他的职业生涯结束时是坐在戴高乐总统右手边的资深内阁部长。对于海明威来说，一个人并不是那么确定的。他追求的“真实”生活，充满行动的生活，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对于他那类小说是至关重要的。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中的英雄罗伯特·乔丹所说的，他“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它被认为是什么”。海明威是一个迷恋暴力行动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在《多伦多星报》工作时的一位敏锐的同事对当时20岁的海明威做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世上从未有过的奇特组合，既极度敏感又执着于暴力。”海明威酷爱他父亲所有的户外消遣，而且范围更广——滑雪、深海捕鱼、围猎，还有战争。毫无疑问，有时他非常勇敢，《纽约时报》的记者赫伯特·马修斯曾描述过海明威在1938年埃布罗河战役中是如何将他从急流中抢救出来的，海明威从中显露了他超凡的力量：“危难时刻，他确实是一条好汉。”一些白人职业猎手同样是见证人，他们曾带着他去东非游猎，他出色地经受了考验。而且海明威的胆量并非未经思考或是出于本能，而是出于理性。他对危险有着敏锐的感觉，这方面有许多轶事可以证明。他知道害怕是怎么回事，也知道如何克服自己的恐惧——从来没有哪位作家把胆怯刻画得比他更生动。海明威使读者感觉到他的意愿就活在他的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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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为什么海明威的硬汉形象能够伴随着他的名声而迅速传播开来。如同卢梭以后的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海明威也有很出众的自我宣传才能。他创造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可以目睹的“海明威”，这与旧式的、天鹅绒般柔软的、悠闲的浪漫派形象正相反。这个海明威形象在他的时代里发挥了自由者的作用，代表了一种新式的男子汉形象：猎装、威士忌酒、子弹袋、枪支、鸭舌帽、一撮火药、烟草。他的烦恼之一是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在20世纪20年代，海明威很快就升级做了“爸爸”，而时髦女郎在他面前就变成了“女儿”。到了40年代初，“海明威爸爸”就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杂志封面人物，同好莱坞的顶尖男星一样出名。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位作家像海明威那样接受了如此之多的采访，被拍了如此之多的照片。海明威那张长着白胡子的脸终于比托尔斯泰更有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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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把他的道德人格化，为了维护他所创造的传说，海明威如同在服苦役，一直到死，他也不允许自己停止下来。正如他母亲将母爱视为银行账户，海明威也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经历存入他的个人户头，然后支取出来放入他的小说。1917-1918年他在意大利战争中的经历是他的原始资本。20世纪20年代，海明威已经用尽了这笔资金的绝大部分，他就用疯狂的体育运动和斗牛比赛来平衡支出。30年代，他通过围猎做了有价值的储存，西班牙内战又让他得到了一笔意外横财。不过，海明威却懒于好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机会，当他投入其中时，已嫌迟了，没能为他的写作资本添加些什么。此后，他的主要进项来自打猎和钓鱼。他也曾试着重新参加围猎射杀和斗牛巡回演出，但带来的与其说是回报，还不如说是笑料。埃德蒙·威尔逊指出了这种他在写作上和行动上都存在的巨大反差：“一位年轻的大师与一个老江湖骗子。”事实上，海明威仍喜欢一些运动激烈的消遣，但并不如他自己说的那样狂热。人们可以察觉到他对荒野的热情已经衰退，只要他有胆量，似乎他更愿意挂起猎枪，坐在他的图书馆中。当他向出版商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叙述自己的境况时，他的口气虚假、牵强又带有自夸的成分，例如在1949年，海明威曾写信给他说：“为了庆祝我的50岁生日……我做爱3次，还到俱乐部去连续打中10只鸽子（飞得非常快）。我与朋友们喝了一箱皮勃尔·海德西克酒，花了整个下午在海面上寻找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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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假的？还是言过其实？没有人知道。无论是海明威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的评述，都不能不经核实就作为事实接受。尽管在他设想的道德中，真实在其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海明威仍有着知识分子的典型信念，在他看来，真实必须是自我自觉的仆从。他认为——有时是在鼓吹——撒谎是他成为作家的训练内容之一。海明威会有意地或不假思索地说谎，有时他确实知道自己在说谎，在他那部精彩的《士兵之家》以及在其主人公克雷布斯身上，他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写道：“最优秀的作家都是说谎者，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他们这一行的主要工作就是撒谎或是虚构……他们经常是无意识地说谎，当想起自己的谎言时又会深深地自责。”不过有迹象表明，早在他写出为此所作的专门辩解之前，就已有说谎的习惯了。5岁时，他就谎称他独自降服过一匹脱缰的马。他对父母说自己已经和女电影演员梅·马什订了婚，但事实上海明威只是在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见到过她。海明威对堪萨斯城的同事们反复叙述这个谎言，甚至说到花了150美元买来订婚戒指这样的细节。在他这些到处炫耀的谎话中有许多是显而易见并令人尴尬的。比如18岁那年，海明威告诉朋友们他钓到了一条大鱼，而这条鱼明显是从集市上买来的。他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了自己在芝加哥充当职业拳击手的故事，说他的鼻子被打破，但他仍能继续还击。他曾杜撰自己有印第安血统，甚至宣称自己有印第安女儿。他的自传《流动的圣节》就和卢梭的《忏悔录》一样非常不可信，最可怕的就是看起来它是那么坦白。他常常对自己的父母及姐妹们编造些无中生有的东西，有时并没有明显的理由。比如他说自己的妹妹卡罗尔在12岁的时候被一个性变态狂强奸过（根本不是真的），后来又说她离了婚，甚至说她已经死了（其实她幸福地嫁给一位名叫加德纳的先生，不过海明威不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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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明威令人最难以理解和重复次数最多的谎言中，有许多都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服役经历有关。当然，大部分士兵，即便是非常勇敢的人在谈到他们的战争经历时都会撒一些谎。对海明威的生平进行详尽调查，总是可以发现海明威所言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样，海明威捏造的关于他在意大利的经历简直是罕见的厚颜无耻。他最初说他自愿报名参军，但因为视力不佳而未被录用，可在档案中并没有找到有关资料，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他是一名非战斗人员，而且这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在许多场合，包括面对报纸采访时，他说他在意大利第69步兵团服役，还参加过三次重大战役，他又宣称自己属于精锐的阿尔迪蒂团。他向在英国军队服役的朋友、外号“现金”的多尔曼——史密斯说，他是在格拉帕峰指挥阿尔迪蒂团的一次冲锋时身负重伤的。他还告诉在西班牙内战时结识的朋友古斯塔夫·杜兰将军，他第一次是指挥一个连，后来就指挥一个营，那时他仅19岁。海明威确实受过伤——关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在受伤的原因和真相上，他重复着谎言。他编造了一个故事，说他的阴囊被子弹射中，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为此他不得不把睾丸搁在垫子上。他还称自己被机枪子弹击倒两次，被0.45厘米口径的子弹击中32次。作为额外的收获，他说他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因为护士们以为他快要死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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