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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里奥格兰德河，发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南，流经新墨西哥州中部，流入墨西哥湾，也是得克萨斯州和墨西哥的边界，全长2 897千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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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理论强调创新性思考的关键是对问题的重新构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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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事实是指在不同条件下有可能发生，却违反现实的情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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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方公园》是美国历史上播出时间最长的动画剧集之一。《每日秀》是美国一档每日播出的讽刺节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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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国关闭黄金窗口，即停止向持有美元的外国政府按承诺的每盎司35美元或其他价格兑换黄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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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是苏珊·斯特兰奇在一本同名专著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比喻，指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高度的投机性和风险性。斯特兰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恰如一个巨大的赌场，充满了投机和风险，少数赌徒可能一夜暴富，但更多的则是满盘皆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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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 第三章 欧洲与议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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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文化垂垂老矣。人们缺乏生气。他们任由外来人泛滥……却没有作出回应。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去争取。他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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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在宾夕法尼亚州保守派领袖集会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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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段话，引自美国前参议员及有望当选的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1)。从中可以看出，许多美国人对欧洲的看法。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与现实主义者将欧洲看成“小人国”里的一个主题公园。这个主题公园的管理者是一群高傲自负的决策者，而他们各自的国家却又虚弱无力，以至于争着寻求美国的核保护，为时数十年之久。许多美国人认为，这些欧洲国家居住着懒散的工人，贫困的移民泛滥成灾，勉力维持放纵过度的福利、假期和退休计划，同时还易受宗教极端分子的威胁。曾几何时，部分欧洲国家凭借物质资源和意志力成为了主导大国和不屈不挠的帝国，可现在这些欧洲国家则两者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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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许多欧洲人认为，有关美国的一切都“有点怪”，而桑托勒姆、茶党(2)和基督教福音派算是美国的缩影。借用一位英国记者的话，桑托勒姆是“一个会行走和说话的化身，象征着美国与欧洲在政治上的鸿沟”，他强调军事权力，煽动文化战争，却对欧洲缺乏了解，甚至连兴趣都谈不上。[1]相比之下，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算是心直口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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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假称欧洲人与美国人拥有共同的世界观，或者假称他们拥有同一个世界。在解答有关权力的问题时，例如权力的功效、道德和诉求，美国和欧洲的观点是泾渭分明的。欧洲正在远离权力。或者说，欧洲对待权力有些许不同，它正在超越权力，进入一个遵循法律、法规、跨国谈判与合作的独立自主的世界。欧洲正在步入一个“后历史”的和平与相对繁荣的乐园，就像康德所说，“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3)变为了现实。与此同时，美国还深陷历史之中，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式”的世界里行使着权力，在这样的世界里，国际法和规则都是靠不住的，而真正的安全、国防和自由秩序的推广还取决于拥有并使用军事力量……它们少有一致的看法，对彼此的理解也越来越少……在论及设置国家的优先议程时，究竟如何确定威胁，界定挑战，塑造和执行外交、国防政策，美国和欧洲已然分道扬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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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共和党而言，有关欧洲人的最烦人的问题在于，欧洲人广泛地认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共和党人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并以此为据认为，奥巴马更像是一个欧洲人，而非美国人。[3]在2012年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的约翰·苏努努（John Sununu，新罕布什尔州的前任州长与白宫办公厅主任）曾对记者说：“我希望这位总统（奥巴马）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美国人。”此言引起了轰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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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国际关系学者与法学家也对欧洲人发出了类似的诋毁之语。[5]在学院与政府内的现实主义者之中，广泛流传着一种确定无疑的论断——假如欧洲人拥有像美国人这样的强制能力，那么欧洲人便会像美国人一样行事。在这些现实主义者看来，欧洲人既然缺乏能力建立一个发挥制衡作用的联盟，就必须接受按等级划分的关系。[6]众所周知，约翰·米尔斯海默曾宣称，冷战后的欧洲国家太脆弱了，因此部分没有核武器的欧洲国家应努力获得这种武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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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少了一些说教，显得更加温和，他们将欧洲视为“西方”的一个支柱。尽管如此，据G.约翰·伊肯伯里推断，欧洲人必然会让渡权力，并将其在议程设置上的权威让渡给美国人。美国设置议程、制定规则，甚至会逾越这些议程和规则，而欧洲则必须承受相应的后果。[8]美国的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均认为，没有了权力，欧洲人就不得不依赖于美国的友好亲善，以及美国在保护欧洲人时的自利考量。[9]欧洲人必须通过其他途径来寻求自身的地位，并传播那些能够证明这些次优选择的合理性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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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决策者倾向于把欧洲的弱点和依赖性诠释为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欧盟国家以放弃扩充武装力量为代价，获取了资源以提高社会福利、解决社会问题和环境保护。美国的共和党政府与民主党政府曾责备欧洲国家，要求它们增加国防开支，分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削减国防开支。[10]可是，2010年，欧洲的军费开支还是下降了2.8%。欧洲是全球唯一一个军费开支下降的区域，这一势头在2011年也基本未变。[11]欧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当属英国，而英国与法国在整合军事能力方面的进展甚慢。即便英法两国的军力得以整合，两国的军费开支仍尚不足美国国防开支的20%。英法两国军队在技术上不及美国先进，更缺乏向全球投射军力的能力。假如我们把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军力合并，欧洲的国防开支依然不足美国的25%。自2001年以来，除了英国之外的欧洲各国，国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便趋于下降。美国国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增加了超过50%，绝对值则增长了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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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的批评以这个数据为例，谴责欧洲人“搭便车”。[13]欧洲领导人与记者表示，欧洲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开支与其对威胁的认知是相称的。不同层次的国防开支水平明确展现出，欧洲和美国对于世界和自利概念的不同解读。美国超常规的国防开支也体现出美国的国防承包商的政治影响力。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新现实主义者以及现实主义者都假设，外交和安全政策存在一种正确、客观的路径——国家利益，它是物质能力与物理位置的一种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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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家利益的理念必然会反映文化、历史以及它们所产生的经验教训。对过去及基于过去的经验教训的特征化描述，产生了不同的愿景，而这些愿景对于国家利益以及基于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的解读是不同的。在美国，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对于美国应该在世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描绘了不同的愿景，至今仍不乏支持者，而这两种愿景的支持者时常会对美国重要外交政策提出质疑。[14]对于美国究竟在世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有许多种合理的理解，而现实主义者提供的分析则立足于其中的一种理解。现实主义者选择的这种解释，是基于对美国历史和国际关系的特定解读，根据我们的判断，这种解读是有疑问的。[15]更有甚者，有的现实主义者认为，他们的解读适用于其他国家，这不仅是狭隘的，而且涉及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大多数的现实主义者与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把美国巨大的权力归因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这些制度又反映出美国的价值观，以及传统上对移民、新理念和新做法的开放性。尽管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都声称自己是普遍适用的范式，其实它们只是源于对美国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tic）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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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欧洲的人的错误在于，将所有欧洲国家视为一体。之前我们探讨过，如果将中国与美国这样的国家视为单一的行为体，是不恰当的。它们的政策既不一致，也不连贯，这是因为，政策是支持者投入的产物，而这些支持者的利益与目标是各不相同的。外交政策的变化往往反映了这些行为体之间均势的变化，以及行为体地位的变化。中央政府与外交政策机构还会推行相互冲突的政策，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尽管我们是根据美国的情况作出判断的，但在本书第四章，我们会探讨中国的情况，并以此说明各国的外交政策精英遵循一系列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特定愿景，以及应如何实现或维持这样的愿景。这些愿景映射在学术、新闻的话语中，通常部分这样的话语会在学术、新闻和政策之间产生相互作用，并因此经常会有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旨在于，这些话语如何才能适用于特定的问题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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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美国有各自的中央政府，各自负责制定外交政策。相比之下，欧洲则是一个区域，区域内有将近50个独立国家和几个准国家。其中，28个政治单位属于欧盟，而欧盟也试图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不过这要取决于其成员国能否达成共识。至于其他的欧洲国家集团，最知名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们的外交政策愿景中有许多独具一格且老派的特征。欧盟的大国——诸如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有点边缘化的英国，都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传统。因此，我们不能将“欧洲”或“单一的欧洲”等同于欧洲的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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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多样性催生了政策偏好的多样化。民意调查机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调查显示，一直以来，相对于其他社会学或人口学的因素而言，欧盟内部的公众舆论通常受居住国因素的影响更大。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公共优先权，以及与之相应的政策偏好。2010年，在经历全球经济危机两年之后，欧盟中较贫穷国家的多数民众更关心的是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和失业。这些民众对未来极度悲观。在其他几个国民普遍富裕的欧盟国家，最要紧的问题是医疗保健。在部分欧盟国家，大多数民众更担忧的是公共债务，而不是恐怖主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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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盟研究文献的迅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欧盟正被描绘成一个比其他区域更合乎道德的区域。例如，2012年，欧盟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本章的结尾会评述相关的文献，但我们对上述说法持怀疑态度。有证据表明，并非欧洲人或欧盟本身比他者更合乎道德。比如，欧洲各国对移民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差别，这个问题稍后我们会讨论。[17]在欧洲，民族主义依然昭彰。全球金融危机摧毁了许多欧洲经济体，危机过后，右翼政党已然壮大起来。右翼政党在法国和希腊已处于历史性的高位，甚至使荷兰的政府倒台。在匈牙利，极右翼团体的强大，已经能够攫取权力并着手进行反民主的改革。总体而言，不满情绪在欧洲仍然高涨。至2011年5月，欧洲选民已经把11个欧洲国家的政府赶下了台。因此，那些关于“温和亲切的欧洲”或统一的欧洲之类的见解，很可能被夸大了，有时完全错位的。对于欧洲是什么，乃至欧洲应当怎么做，还有一些与上述看法针锋相对的愿景，这些愿景应当影响欧洲对待邻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不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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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外交政策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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