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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这样的表现，需要些什么才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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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过人、性格高贵和原创性看来都不是必要条件，甚至不是可欲的。需要的主要条件如下：大胆破格，以桀骜为乐；钢铁般牲的意志；狂然相信自己掌握了唯一且独一的真理；相信自己是命定的领袖，总是受幸运之神眷顾；具有强烈憎恨别人的能力；藐视现在；懂得利用人性弱点；喜欢排场（壮观的场面和典礼仪式）；厚颜无耻，可以完全不顾前后一致和公道公理；认识到追随者渴望的是集体性，而且再多的集体性也不为过；有能力赢得和维持一群能干助手的绝对忠诚。最后这一种本领是最重要和最难学的。一个领袖最神秘的能力之一，与其说是能掌握群众，不如说是能控制甚至魅惑一小群能干之士。这些干员必须一无所惧、精明自负，有能力组织和推动大规模的行动。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完全顺服于领袖的意志，从他那里得到鼓舞和驱力，并在顺服中感到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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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列举的条件并不是同等重要的。很可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厚颜无耻、狂热相信自己是从事神圣伟业、意识到紧密集体生活的重要性，以及能争取到一小群能干助手的狂热奉献——最后一项尤其重要。作为一个领袖，托洛茨基（Trotsky）的失败在于他忘了——更可能是没有能耐——建立一个能干而忠诚的班底。他吸引不到别人的效忠，即便吸引到也无法保持下去。[49]他的另一个短处是改变不了他对个人的尊重，特别是对有创造性个人的尊重。他并不相信自主的个体是罪恶和无力的，也不明白集体性对一个群众运动的绝对重要性。孙逸仙的成功，在于他能「把一大群忠诚干练的人吸引到他身边，用他对新中国的愿景激发他们的想象，从而得到他们的效忠和献身」[50]。蒋介石恰恰相反，他似乎缺乏一个群众运动领袖所必备的每一项条件。另一方面，戴高乐则显然是个有领袖魅力的人。俄国以外地区的共产党领袖因为对斯大林和政治局卑躬屈膝，所以无法建立真正领袖的形象，只能始终是能干助手的身份。看来，共产主义想要在任何西方国家成为有效的群众运动，那么以下两条相反的途径必须选择其一：要不是把斯大林的形象营造得具体直接，使之可以作为一种催化剂；要不就是仿效铁托（Tito）的榜样，松开当地党部与俄国共产党的联系，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两者都表现得桀骜不驯。要是列宁当初只是俄共领袖派驻在遥远地方的使节，他日后能否对俄国历史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大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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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 领袖必须是个务实者和现实主义者，但说起话来又得像个梦想家与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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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代许多成功的群众运动领袖所提出的主张都很粗糙，我们就倾向于以为，心灵某种程度的粗疏和不成熟，是卓越领袖的条件之一。然而，让一个艾梅·麦克弗生（Aimee McPherson）[51]或一个希特勒能争取到群众的并不是他们的浅陋智慧，而是他们的无边自信，这种自信给他们的荒谬主张带来巨大的支撑力量。不过，换成是一个具有真智慧的领袖，如果他敢于追随自己的智慧到底，那成功的机会是一样的。对群众运动的领袖而言，见解的精辟与否看来无关宏旨。真正重要的是他敢于摆出自负的姿态，完全漠视别人的意见，不惜一个人单挑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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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的蒙骗，对有效的领导权是不可少的。没有任何群众运动的领袖是没有故意歪曲事实的。没有任何坚固、具体的利益足以让一群追随者忠贞不贰，视死如归。领袖必须是个务实者和现实主义者，但说起话来又得像个梦想家与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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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性不是一个群众运动领袖的必备条件。成功的群众运动领袖一项让人惊异的特质是，他随时准备好模仿朋友与敌人，模仿古代与当代的榜样。另一个能干的群众运动领袖必备的特质是勇敢，而这种勇敢同时表现在勇于模仿和勇于睥睨世界。任何英雄事业的成功，都系于漫无边际的模仿能力，系于一种全心全意对榜样的仿效。这种过人的模仿能力反映出，这个英雄是缺乏一个充分发展和完全实现的自我的。他的身上有许多东西不是发育不全的就是受到了压抑。他的力量来自他的盲点和死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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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 「忠实信徒」的行为不管多么粗暴，他基本上都是一个恭顺服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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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放弃自我是达成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的先决条件。而要实现这种放弃，最直接的方式大概莫过于灌输和颂扬盲从的习惯。斯大林之所以逼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摇尾乞怜，否定自己的个人智慧、美感和道德感，不是为了满足施虐癖，而是为了培养盲目服从的美德。所有群众运动都把服从列为最高美德，视之为与信仰等量齐观。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早就说过：「心灵间的团结不但表现在信奉单一信仰，也表现在以对待上帝的恭敬和顺服对待教会与教皇。」[52]服从不仅是上帝要求的第一守则，也是一个革命政党和狂热民族主义的第一原则。「别管理由」被所有的群众运动视为最强烈的忠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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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群众运动往往会带来失序、流血和破坏，我们会很容易认为，群众运动的追随者都是天生粗暴和无法无天。事实上，群体的残暴并不总是个体残暴的总和。个人的残暴会妨碍联合行动。残暴的个性也会让人起而为己谋。它可以使人成为拓荒者、冒险家和盗匪。相反的，「忠实信徒」的行为不管多么粗暴，他基本上都是一个恭顺服从的人。劫掠亚历山大里亚大学、以私刑处死涉嫌是异端的教授的那些基督徒，都是一个紧密教会的顺服成员。不管是日本还是纳粹的暴徒，都是世界有史以来最有纪律的一群人。在美国南方，那些容易受种族主义感染的狂热分子，平常是安分守己的工厂工人。军队的情形也是如此，从军的人特别容易遵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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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 失意者乐于以独立性来交换免于做决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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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贫困而有不安全感的人，看来要比过得自足自信的人容易服从。对失意者来说，不用负责任比不用受约束更有吸引力。他们乐于以独立性来交换免于做决定的自由，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用为任何失败负责任。他们自愿把生活主导权交给那些爱计划、爱发号施令、爱把所有责任一肩扛的人。另外，顺服一个最高领袖也是实现他们平等憧憬的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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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时期（水灾、地震、瘟疫、经济萧条、战争等），因为单打独斗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各种个性、处境的人都会愿意服从和追随一位领袖。在日复一日的混乱失序中，服从就像一方锚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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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 顺服于一个领袖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的实现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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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者亦容易成为最坚定的追随者。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是，在集体行动中，最缺乏独立性的人是最不容易因为失败而气馁的人。理由在于，他们之所以参加一件共同事业，动机不那么是为了增加成功的机会，而主要是为了在面临失败时，不需要负失败之责。因此，即使一件共同事业失败了，他们仍然可以躲过一件他们最害怕的事：在别人面前暴露出个人短处。他们的信念毫不因为失败而受损，只会急于投入新一轮的集体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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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者之所以追随一个领袖，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相信他可以把他们带到一片应许之地，不如说是因为领袖可以把他们带离开他们不想要的自我。顺服于一个领袖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的实现本身。至于领袖会把他们带到何处去，只是次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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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 在自由社会，一个领袖与其说是领导人民，不如说是追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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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的领袖与自由社会的领袖大概有一个关键的不同处。在自由社会，一个领袖只有在盲目相信人民的智慧与善良的情况下，才可望维持人民对他的支持。拥有这种信仰的二流领袖会比没有这种信仰的领袖在位更久。这表示，在自由社会，一个领袖与其说是领导人民，不如说是追随人民。他必须找出人民的意向，以便可以领导他们。要是一个自由社会的领袖变得瞧不起人民，他或迟或早会得出一个错误和要命的想法：所有人都是蠢材。这样的话，他垮台是指日可待的。但在一个领袖可以施用残暴的强制手段时，情形又另当别论。然而，换成是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也就是领袖可以得到追随者盲目信仰的场合，他却可以放胆倚重一个理论：所有人都是懦夫。以这种态度对待追随者，他就会得到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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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领袖在美国工会之所以吃不开，是因为他们沿袭党的路线，采取党的伎俩，把群众运动那一套误用在一个自由人构成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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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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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 没有撕去自己特殊性和分化性的人会难以投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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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是促进团结的媒介。真正的行动人（man of action）——建造者、士兵、运动员，甚至科学家等，其个体性都要低于思想家或创造力来自沉思默想的人。忙于外务的人彼此之间要有更多的共通点，也更同质。没有撕去自己特殊性和分化性的人会难以投入行动。因此，一个行动性人物会倾向于齐一性。要不是美国人集体从事于征服一个大洲的行动，我们这个由移民构成的国家能否达到现在这么惊人的同质性，不无疑问。那些为行动（即赚钱）而移民美国的人，要比那些为实现某种崇高理想来此的人更快和更彻底美国化。前者会马上感到与抱着同一目的而来的数百万移民具有亲缘关系。他们就像是参加了一个兄弟会。他们早早就明白，想要成功，就必须与同侪融合在一起：做他们所做的事，说他们所说的语言，玩他们所玩的游戏。另外，因为忙着追求成功，他们的自我会难以展开。[53]相反的，那些为实现理想（自由、正义、平等）而移民来此的人，会用他们的理想来衡量这片新土地的现实，发现它的不尽理想之处。这样，他们就会有优越感，并无可避免觉得与新环境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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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 行动人之间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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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人（men of thought）彼此很难共事，但行动人之间却很容易发展出同志情谊。思想工作或艺术工作极少是以团队方式进行的，但在行动人之间，团队工作却是司空见惯，甚至是少不了的。「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54]——这就是一种号召群体行动的呼号。一个共产党工委跟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家的共同点，可能大于他和一个共产党理论家的共同点。行动人之间的国际才是真正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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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 失意者把行动视为医治他们烦恼痛苦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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