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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群众运动不可能用武力来制止，是不确之见。哪怕是最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一样可以用武力制止之，粉碎之。但必须是无情和坚决的武力。这正是信仰不可少的地方。因为无情和坚决的迫害只能来自狂热的信念。希特勒说过：「任何暴力，如果它不是立足于坚固的、精神性的基础，就迟早会动摇、靠不住。它缺乏仅仅依存于狂热的迷信前景而生发的稳定性。」[42]从个人兽性生发出的暴行既不会够暴烈，也不会维持得久。它是间歇性的，会受情绪和犹豫的妨碍。「武力一旦动摇，并和宽容交替使用，受压抑的思想不仅会一再抬头，还会从每次遭受的压迫里获得新的力量。」[43]神圣的迫害者是不知止境和不会摇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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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观之，我们需要热烈的信仰，不只是因为它可以抵抗高压，[44]也是因为它可以有效发挥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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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 理论与实际愈是矛盾的群众运动，就愈是热衷把自己的信仰加诸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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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转化别人信仰的冲动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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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的炽烈并不是一个运动想要把其信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的主要原因，因为诚如大史家布克哈特（Burckhardt）所说：「信仰强烈的宗教对异己的态度往往是藐视、摧毁，顶多也只是可怜。」[45]转化别人信仰的动机也不是力量太过强大的一种表现——如培根所说的「有如洪水，必归漫溢」[46]。传教土的热忱毋宁是来自一种深刻忧虑——一种因中心[47]的颓象已露而引起的忧虑。传道或传扬一种主义，乃是寻找一种尚未找到之物的激情，而不是把已有之物带给世界的渴望。它是为了寻找一个终极和不容反驳的证明，以证明我们拥有的真理是唯一和独一的真理。狂热的传道者是要通过转化别人强化自己的信心。愈是容易受质疑的教条，其传教的冲动就愈强烈。一个不是宣扬某种荒谬或非理性主张的群众运动，能否具有「不赢得人心就毁灭世界」的狂热驱力，让人存疑。同样明显的是，理论与实际愈是矛盾的群众运动，就愈是热衷把自己的信仰加诸别人。共产制度在俄罗斯愈显得行不通，它的领袖愈觉得必须妥协，他们对非共产世界的攻击就愈是大胆。类似的，当奴隶制在现代世界显得愈来愈站不住脚，美国南的奴隶主就愈是激烈地要把他们的生活方式传播出去。要是有一天资本主义也成了一种神圣大业，那就反映出，它的优点和长处不再是不证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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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和统治世界的激情大概同样是中心出现了严重缺陷的表征。一群使徒或征服者也许和一群逃亡者没有多大差别：都是想要逃离家园。事实上，这三种人常常会相遇、混合和互换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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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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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 领袖要等到时机成熟才能扮演他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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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相信领袖在一个群众运动的兴起中扮演多重要的角色，毫无疑问，领袖不可能创造出让一个群众运动可以兴起的各种条件。他不可能凭空变出一个群众运动来。在运动和领袖出现以前，必须有愿意热烈追随和服从的人，必须有对现状强烈不满的人。当条件尚未成熟，一个领袖本事再大，也是不会有追随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遗症为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和纳粹运动的兴起准备好沃土。要是那场大战提早或延后十几二十年才发生，列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命运将会跟19世纪的煽动家没有两样——后者从未能因利乘便，把常常发生的混乱和危机发展为全面的群众运动。还缺少了些什么。在各种事件汇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人对「现在」还没有彻底绝望，也因此不会愿意牺牲它，换取一种新生活和一个新世界。哪怕是19世纪的民族主义领袖——环境对他们比对革命者有利些——也从未能把民族主义变成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的神圣大业。好战的民族主义和好战的革命主义看来是同时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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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它的领袖同样要等到时机成熟才能扮演他们的角色。在1930年代、那位潜在的领袖（丘吉尔）在人民眼中固然地位突出，而且天天都发声，但当时却没有人愿意追随也。只有到后来战争的灾难从根本动摇了这个国家，个人自主的生活变得无法维持和无意义之后，丘吉尔才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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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群众运动的领袖都会经过一段等待的时间（常常是很长的时间），才会踏上舞台，而且看来总是在一个群众运动最关键的时刻踏上舞台。在他们出场表演以前，要有种种事故和其他人士的活动替他们把舞台布置就绪。「发号施令者在紧要关头的出现，看来只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最后一件。」[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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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 一个领袖最神秘的能力之一，与其说是能掌握群众，不如说是能控制甚至魅惑一小群能干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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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舞台布置就绪，一个卓越领袖就是不可少的。没有他，就不会有群众运动可言。环境的成熟并不会自动产生一个群众运动，选举、法律和政府组织亦无此能力。把发生在俄国的一列事件导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完全是列宁一个人之力。如果他死在瑞士，或是死在1917年回国的归途，那几乎可以肯定其他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定会加入联合政府。届时出现在俄国的，将会是一个多少有自由主义色彩、主要由布尔乔亚所控制的共和国。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例子，证据甚至更为确凿：没有他们就绝不会有法西斯或纳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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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际发生在英国的事情同样证明，一个群众运动要成气候，一个有才能的领袖是不可或缺的。要是现在的工党政府有一个真正的领袖（比方说丘吉尔），它就可以在群众运动的激烈气氛中大刀阔斧实施国有化政策，而不致陷入如今黯淡无光的节约计划。他会懂得编派给工人一个英雄角色，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科学化产业革命的先锋。他会让英国人觉得，他们的主要任务乃是向世界（特别是美、苏两国）表明，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在实行现代生产方法之余，既有能力摆脱资本主义混乱、浪费、贪婪的流弊，亦有能力摆脱布尔什维克官僚制度的权诈、野蛮与无知。他会懂得怎样把大战最黑暗那段岁月的自负与希望灌输给英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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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一个非凡领袖的钢铁意志、胆气和愿景，把现有的种种立场和力量加以协调和动员，使其成为一个群众运动的驱力。他会把失意者内心的积怨大声说出来并加以合理化。他会描绘出一个令人屏息的未来，以此证明，牺牲转瞬即逝的现在是值得的。他会制造一些冠冕堂皇的假象，以促进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会唤起人们对集体的热忱，让他们觉得个人的生存是渺小而没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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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这样的表现，需要些什么才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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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过人、性格高贵和原创性看来都不是必要条件，甚至不是可欲的。需要的主要条件如下：大胆破格，以桀骜为乐；钢铁般牲的意志；狂然相信自己掌握了唯一且独一的真理；相信自己是命定的领袖，总是受幸运之神眷顾；具有强烈憎恨别人的能力；藐视现在；懂得利用人性弱点；喜欢排场（壮观的场面和典礼仪式）；厚颜无耻，可以完全不顾前后一致和公道公理；认识到追随者渴望的是集体性，而且再多的集体性也不为过；有能力赢得和维持一群能干助手的绝对忠诚。最后这一种本领是最重要和最难学的。一个领袖最神秘的能力之一，与其说是能掌握群众，不如说是能控制甚至魅惑一小群能干之士。这些干员必须一无所惧、精明自负，有能力组织和推动大规模的行动。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完全顺服于领袖的意志，从他那里得到鼓舞和驱力，并在顺服中感到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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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列举的条件并不是同等重要的。很可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厚颜无耻、狂热相信自己是从事神圣伟业、意识到紧密集体生活的重要性，以及能争取到一小群能干助手的狂热奉献——最后一项尤其重要。作为一个领袖，托洛茨基（Trotsky）的失败在于他忘了——更可能是没有能耐——建立一个能干而忠诚的班底。他吸引不到别人的效忠，即便吸引到也无法保持下去。[49]他的另一个短处是改变不了他对个人的尊重，特别是对有创造性个人的尊重。他并不相信自主的个体是罪恶和无力的，也不明白集体性对一个群众运动的绝对重要性。孙逸仙的成功，在于他能「把一大群忠诚干练的人吸引到他身边，用他对新中国的愿景激发他们的想象，从而得到他们的效忠和献身」[50]。蒋介石恰恰相反，他似乎缺乏一个群众运动领袖所必备的每一项条件。另一方面，戴高乐则显然是个有领袖魅力的人。俄国以外地区的共产党领袖因为对斯大林和政治局卑躬屈膝，所以无法建立真正领袖的形象，只能始终是能干助手的身份。看来，共产主义想要在任何西方国家成为有效的群众运动，那么以下两条相反的途径必须选择其一：要不是把斯大林的形象营造得具体直接，使之可以作为一种催化剂；要不就是仿效铁托（Tito）的榜样，松开当地党部与俄国共产党的联系，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两者都表现得桀骜不驯。要是列宁当初只是俄共领袖派驻在遥远地方的使节，他日后能否对俄国历史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大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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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 领袖必须是个务实者和现实主义者，但说起话来又得像个梦想家与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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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代许多成功的群众运动领袖所提出的主张都很粗糙，我们就倾向于以为，心灵某种程度的粗疏和不成熟，是卓越领袖的条件之一。然而，让一个艾梅·麦克弗生（Aimee McPherson）[51]或一个希特勒能争取到群众的并不是他们的浅陋智慧，而是他们的无边自信，这种自信给他们的荒谬主张带来巨大的支撑力量。不过，换成是一个具有真智慧的领袖，如果他敢于追随自己的智慧到底，那成功的机会是一样的。对群众运动的领袖而言，见解的精辟与否看来无关宏旨。真正重要的是他敢于摆出自负的姿态，完全漠视别人的意见，不惜一个人单挑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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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的蒙骗，对有效的领导权是不可少的。没有任何群众运动的领袖是没有故意歪曲事实的。没有任何坚固、具体的利益足以让一群追随者忠贞不贰，视死如归。领袖必须是个务实者和现实主义者，但说起话来又得像个梦想家与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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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性不是一个群众运动领袖的必备条件。成功的群众运动领袖一项让人惊异的特质是，他随时准备好模仿朋友与敌人，模仿古代与当代的榜样。另一个能干的群众运动领袖必备的特质是勇敢，而这种勇敢同时表现在勇于模仿和勇于睥睨世界。任何英雄事业的成功，都系于漫无边际的模仿能力，系于一种全心全意对榜样的仿效。这种过人的模仿能力反映出，这个英雄是缺乏一个充分发展和完全实现的自我的。他的身上有许多东西不是发育不全的就是受到了压抑。他的力量来自他的盲点和死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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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 「忠实信徒」的行为不管多么粗暴，他基本上都是一个恭顺服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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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放弃自我是达成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的先决条件。而要实现这种放弃，最直接的方式大概莫过于灌输和颂扬盲从的习惯。斯大林之所以逼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摇尾乞怜，否定自己的个人智慧、美感和道德感，不是为了满足施虐癖，而是为了培养盲目服从的美德。所有群众运动都把服从列为最高美德，视之为与信仰等量齐观。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早就说过：「心灵间的团结不但表现在信奉单一信仰，也表现在以对待上帝的恭敬和顺服对待教会与教皇。」[52]服从不仅是上帝要求的第一守则，也是一个革命政党和狂热民族主义的第一原则。「别管理由」被所有的群众运动视为最强烈的忠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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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群众运动往往会带来失序、流血和破坏，我们会很容易认为，群众运动的追随者都是天生粗暴和无法无天。事实上，群体的残暴并不总是个体残暴的总和。个人的残暴会妨碍联合行动。残暴的个性也会让人起而为己谋。它可以使人成为拓荒者、冒险家和盗匪。相反的，「忠实信徒」的行为不管多么粗暴，他基本上都是一个恭顺服从的人。劫掠亚历山大里亚大学、以私刑处死涉嫌是异端的教授的那些基督徒，都是一个紧密教会的顺服成员。不管是日本还是纳粹的暴徒，都是世界有史以来最有纪律的一群人。在美国南方，那些容易受种族主义感染的狂热分子，平常是安分守己的工厂工人。军队的情形也是如此，从军的人特别容易遵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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