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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 失意者乐于以独立性来交换免于做决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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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贫困而有不安全感的人，看来要比过得自足自信的人容易服从。对失意者来说，不用负责任比不用受约束更有吸引力。他们乐于以独立性来交换免于做决定的自由，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用为任何失败负责任。他们自愿把生活主导权交给那些爱计划、爱发号施令、爱把所有责任一肩扛的人。另外，顺服一个最高领袖也是实现他们平等憧憬的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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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时期（水灾、地震、瘟疫、经济萧条、战争等），因为单打独斗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各种个性、处境的人都会愿意服从和追随一位领袖。在日复一日的混乱失序中，服从就像一方锚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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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 顺服于一个领袖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的实现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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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者亦容易成为最坚定的追随者。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是，在集体行动中，最缺乏独立性的人是最不容易因为失败而气馁的人。理由在于，他们之所以参加一件共同事业，动机不那么是为了增加成功的机会，而主要是为了在面临失败时，不需要负失败之责。因此，即使一件共同事业失败了，他们仍然可以躲过一件他们最害怕的事：在别人面前暴露出个人短处。他们的信念毫不因为失败而受损，只会急于投入新一轮的集体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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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者之所以追随一个领袖，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相信他可以把他们带到一片应许之地，不如说是因为领袖可以把他们带离开他们不想要的自我。顺服于一个领袖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的实现本身。至于领袖会把他们带到何处去，只是次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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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 在自由社会，一个领袖与其说是领导人民，不如说是追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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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的领袖与自由社会的领袖大概有一个关键的不同处。在自由社会，一个领袖只有在盲目相信人民的智慧与善良的情况下，才可望维持人民对他的支持。拥有这种信仰的二流领袖会比没有这种信仰的领袖在位更久。这表示，在自由社会，一个领袖与其说是领导人民，不如说是追随人民。他必须找出人民的意向，以便可以领导他们。要是一个自由社会的领袖变得瞧不起人民，他或迟或早会得出一个错误和要命的想法：所有人都是蠢材。这样的话，他垮台是指日可待的。但在一个领袖可以施用残暴的强制手段时，情形又另当别论。然而，换成是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也就是领袖可以得到追随者盲目信仰的场合，他却可以放胆倚重一个理论：所有人都是懦夫。以这种态度对待追随者，他就会得到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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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领袖在美国工会之所以吃不开，是因为他们沿袭党的路线，采取党的伎俩，把群众运动那一套误用在一个自由人构成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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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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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 没有撕去自己特殊性和分化性的人会难以投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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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是促进团结的媒介。真正的行动人（man of action）——建造者、士兵、运动员，甚至科学家等，其个体性都要低于思想家或创造力来自沉思默想的人。忙于外务的人彼此之间要有更多的共通点，也更同质。没有撕去自己特殊性和分化性的人会难以投入行动。因此，一个行动性人物会倾向于齐一性。要不是美国人集体从事于征服一个大洲的行动，我们这个由移民构成的国家能否达到现在这么惊人的同质性，不无疑问。那些为行动（即赚钱）而移民美国的人，要比那些为实现某种崇高理想来此的人更快和更彻底美国化。前者会马上感到与抱着同一目的而来的数百万移民具有亲缘关系。他们就像是参加了一个兄弟会。他们早早就明白，想要成功，就必须与同侪融合在一起：做他们所做的事，说他们所说的语言，玩他们所玩的游戏。另外，因为忙着追求成功，他们的自我会难以展开。[53]相反的，那些为实现理想（自由、正义、平等）而移民来此的人，会用他们的理想来衡量这片新土地的现实，发现它的不尽理想之处。这样，他们就会有优越感，并无可避免觉得与新环境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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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 行动人之间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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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人（men of thought）彼此很难共事，但行动人之间却很容易发展出同志情谊。思想工作或艺术工作极少是以团队方式进行的，但在行动人之间，团队工作却是司空见惯，甚至是少不了的。「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54]——这就是一种号召群体行动的呼号。一个共产党工委跟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家的共同点，可能大于他和一个共产党理论家的共同点。行动人之间的国际才是真正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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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 失意者把行动视为医治他们烦恼痛苦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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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群众运动都会利用行动作为促成团结的一种手段。一个群众运动之所以要散播和鼓励斗争，除了是为了整垮敌人，也是为了撕下追随者身上的个体特殊性，让他们更完全地融于集体中。开垦林地、建造城市、拓荒和大规模的工业计划皆有类似功能。就连踢正步也可以作为一种团结催化剂。纳粹曾大量使用这种行动的荒谬变体。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起初觉得这种无休止踢正步之举毫无意义，徒然浪费时间与精力，但日后却看出其中奥妙：「踢正步让人心无二用。踢正步可以扼杀思想。踢正步可以泯灭个性。」[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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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鼓励行动的群众运动可以唤起失意者的热烈反应。因为失意者把行动视为医治他们烦恼痛苦的良方。行动可以让他们遗忘自我，让他们有一种目的感和价值感。事实上，失意者的失意感很可能主要是源于缺乏行动的机会，而失意感最深重的就是那些才具与性情都足以过一种行动性生活，却为环境所囿，只能在闲散中虚耗人生的人。要不是这样，你又怎样解释以下这件令人惊讶的事实：列宁、托洛茨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大半辈子都只是在咖啡馆或会议中放言高论，却在一夕间变成他们时代最能干和最不知倦怠的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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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 成功的行动往往会带来自身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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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可以为行动组织好和装备好人的灵魂。以下这些特质都足以让人在任何行动领域坚定而无情地迈进：自信拥有唯一和独一真理，从不自疑；感觉自己受到一股神秘力量支持，不管这力量是上帝、命运还是历史法则；绝对相信自己的敌人是邪恶化身，必须予以粉碎；乐于泯灭自我和为义务献身。喜欢唱赞美诗的士兵、拓荒者、生意人和运动员都证明他们是令人生畏的。革命和民族主义的热忱具有相似效果：它们同样可以把无精打采、死气沉沉的人转化为战士和建造者。这也是落后停滞的国家想要现代化，群众运动绝不可少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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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忠实信徒」特别适合行动生活，对一个群众运动来说有利也有弊。群众运动会打开宽广的行动领域，但也有可能反过来加速群众运动的结束。成功的行动往往会带来自身的终结。它会让所有精力与热情得到宣泄，变得干涸。这时候，信仰与神圣伟业不会再是最高目的，而变成只是行动机器的润滑剂。另外，「忠实信徒」会因为所作所为无不成功而获得自信，因而与「自我」和「现在」取得和解。他不会再视救赎端赖把自己掩埋在一个集体和化身为一颗没有意志、判断和责任的粒子。他会在行动中寻求救赎，以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和优秀。虽然行动不能带给他自我实现，但他却期待从中找到存在的理由。埋头于行动的人往往是最缺乏宗教性格、革命性格和沙文主义性格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之所以社会稳定、政治和宗教上宽容，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富于行动的意志、技巧和机会。在他们，行动取代了群众运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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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一种危险是始终存在的：严重的经济萧条和打败仗带来的失意感如此强烈，以致任何群众运动都会发现，摆在它们前面的发展机会是现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处境，部分原因正在于一个以行动能力知名的民族因为战败而变得无可作为。希特勒给了他们一个群众运动。但更重要的，是他为他们开启了狂热、无休止、规模壮阔地行动的无限机会。这就怪不得德国人会把他奉若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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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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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群众运动广泛使用猜疑作为一种统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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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谈过，失意者的心灵会分泌腐蚀性黏液，其成分虽然主要是恐惧和恶意，却能发挥神奇的黏合作用，把不满的人结合为一个紧密的集体。猜疑也是这种腐蚀性黏液的成分之一，但它同样可以作为一种团结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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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深谙自己的瑕疵与缺点，失意者对别人的歹意与恶念总是特别眼尖。一个有自卑感的人特别容易看出别人的短处。如果别人身上有我们自己竭力隐藏的那种瑕疵，我们总是不遗余力去加以揭发。所以，当一群失意者因一个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时，总是会弥漫出强烈的猜疑气氛。值得惊异的是这种同侪间病态的互不信任不但不会带来分裂，反而会带来强固性。这是因为知道自己被持续监视，群体中每一个成员会热烈遵守行为与思想守则，以避免受到猜疑。因之，互相猜疑对维持严格正统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热烈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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