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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程守德和在他那喝茶、聊天的人那里，我才知道坚持住在“大队部”是对的，或者说至少比镇政府大院好。虽然距离镇政府大院并不远，但给他们的“感觉很不一样”。程守德直截了当地说，“那个（大院）围墙里是官，我们是民，难打交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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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后来谈起，在镇政府和村委会最开始提出开发“古村落”旅游之后，程前进曾来找过他，同时还有南塘、北塘自然村的两位“族老”。他们三个人，刚好也是三个程姓自然村的代表，对宗族事务操心多一点，有时候也就被认为是“族老”了。程前进找他们的目的，是让他们多整理一些关于“太公”的故事。程守德即翻阅相关书籍，撰写了一些对联给程前进。但不久后，程守德就发现，“古村落”开发的方案与他的期望相差甚远，便不再参与此事。加之，“古村落”真正的开发工作一直都没有进展，程前进也就再没有请程守德参加。当“古村落”的祠堂和公共堂屋需要更换对联时，程前进即请南塘或北塘自然村的“族老”书写。这两位“族老”只是毛笔书法尚可以，却并不太会撰写对联。于是，他们反复书写程守德所撰写的那几副对联，或者从公开的对联书籍上抄录一些（后者是大众化的对联，难以体现程村的“理学”特点和寓意）。久而久之，他们也认为，所谓的“古村落”旅游开发，行政色彩浓于宗族色彩，其中所涉宗族事务并不多，故而很少再参加此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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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对“古村落”开发计划很不满的地方在于，它从整体上把他所在的江北自然村排除在外。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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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顾名思义，它的特点就在于古。他们宣传说，程村古村落是程颢的后代，是后来移居到这里来的。那首先是住在哪里？首先住在江北啦。我们的太公从河南迁到了南海（佛山市所辖区），后来在南海发展壮大、人口多了，又有太公沿西江上来，住在桐城。在桐城又发展壮大、人口多了，才又有一个太公沿着梧桐江上来，住在江北。后来，江北的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分了几个弟兄到北塘和南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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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程村古村落的话，首先当然要从江北讲起啊，江北的祠堂也是最早的祠堂啦，那些老房子也比他们的早啦。结果他们现在讲起来，好像太公迁到程村来直接就到了北塘、南塘，他们把那间“明徽祠”当成了最早的祠堂。可是，明徽祠根本就不是最早的祠堂，它充其量不过就是个普通的堂屋。那时，大的祭祀，他们过我们这里来拜祖宗，但小的祭祀就自己在北塘，因此也就叫成了“祠”，但严格来说，明徽祠不是祠堂的。把明徽祠当成最早的祠堂，那不是乱说的嘛？说得严重点，就是为了赚钱连祖宗都不要了。还说是理学古村落，你说说看，这连父子、长幼都不分了，还能算理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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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曾明确提出要求，如果程村搞“古村落”开发，要把江北自然村包括进来。如果“古村落”开发仅仅是北塘、南塘自然村的事情，他不会为北塘、南塘再出力。他认为，那样不仅于理不合，也是费力不讨好，“毕竟是在掺和别人村子里的事情”。程守德的弟弟程守智，以及其他几个村民，也响应他的提议，并在方立正、何平和文质彬“下乡”到程村时，当面向他们提出过类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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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等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一则因为北塘、南塘“古村落”的开发，本身也是“镜中花”。二则即使有人投资，将江北自然村与南塘、北塘自然村一起开发，也不太现实，因为两处旧村均被新居包围着，中间隔了约1公里的路程。用文质彬的话说，“要是想一起开发的话，两个古村落中间要拆掉的新房，面积比古村落还大。那哪承受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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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渡桥镇政府不仅在对外宣传中没有提到江北自然村的古建筑，在利用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为程村硬化道路时，也只考虑了南塘、北塘自然村。江北自然村原本比南塘、北塘自然村富裕，已于1993年自筹资金将“大队部”至该自然村祠堂门口约500米公路硬化。2008年，该路已有部分破损。于是，有村民向村干部提出，在镇政府资助南塘、北塘自然村硬化道路时，也给江北自然村一点资金，用于修补其道路的破损部分。但是，这一要求未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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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程村首先源于江北自然村，以及江北自然村如何古老、重要，程守德、程守智等人无数次向我讲述了江北自然村的祠堂如何特别，其太公如何了得。例如，江北自然村祠堂的侧墙并非北塘自然村程氏大宗祠那样呈锅耳状，而是棱角分明的翘檐，如数面红旗插在左右外墙。程守德强调，此外墙像是一顶官帽，属于大官才能用的标志，三层翘角表明江北自然村当时的太公应该是一个三品官。作为“佐证”，祠堂的正面墙基和台阶均为红色的石材。程守德认为，这种颜色也同样表明盖祠堂的主人受过皇帝的敕封。程守智还提供过另外一个“佐证”：1981年，广东三水至茂名（简称“三茂”）的铁路规划经过程村，江北自然村祠堂被用作附近路段建设的指挥部，曾有一个指挥部的高级工程师说过，该祠堂形状像官帽，祖上应该出过高官。此外，还有几个老人，包括南塘和北塘自然村的“族老”，都提起过：“新中国成立前，江北确实比南塘和北塘富裕很多。不说别的，光是新中国成立后（划分阶级成分）划出来的地主就有十多个，比南塘、北塘加起来还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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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族老”们在讨论“古村落”时，更热衷于讲述的是关于其祖先的故事。而一旦偏重于祖先的故事，故事的连续性以及祖先本身的位置就显得很重要。可问题是，当下程村人已经分割、隔断了祖先的村落。从经济角度考虑得比较多的渡桥镇官员，并不愿意不惜代价地将程村人祖先的故事作为一个整体来开发。正因为存在这种矛盾，程守德等“族老”再没有实质性地参与程村“古村落”的旅游开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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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塘、北塘自然村祠堂门口的代表性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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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自然村程氏祠堂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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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族老”们并不是不懂得按照需要部分地改写或者隐略某些祖先故事，只是其标准与渡桥镇官员有很大的差别。例如，程村的“族老”们鲜有人提起，他们在江北自然村最先定居的太公，很可能是桐城某位程姓祖先与其妾所生。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程守德曾提起，1940年代程村人在清明节“拜太公”时的场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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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组织船队，有一艘为首的船，负责的人就坐这一艘，负责的人叫“总理”。几百人浩浩荡荡顺（梧桐）江而下，到桐城拜太公。我们太公在那里也有子孙，葬在那里。拜完太公，再回来拜太婆，太婆带着她的儿子，也就是我们这里的第一个太公，住江北，葬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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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第一个定居于江北的“太公”的母亲不太可能是其丈夫的嫡妻。否则，实难解释孤儿寡母住江北，而其父亲却和其他子孙住在30余公里之外的桐城。这个道理，程守德这样的“族老”当然也十分清楚。当我与他讨论起江北自然村程姓祖先的历史故事时，他承认，“是有这么一种说法，但我们一般不这么讲……那是别人歧视我们的说法，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我们早就不讲封建社会那一套了”。当然，从逻辑上推测，另一种可能或许是：“族老”们这套关于祖先的故事本身就隐含了某种加工，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早已集体遗忘了加工的痕迹。正如程守德所说：“年代久远了，实际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实在搞不清了。但古村落是实实在在的，现在还在那。就在三四十年前，绝大部分房子还住着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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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170325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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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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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大部分村民既没有担任村干部的经历，在宗族事务中也不承担主要角色。同时，其家庭富裕程度也不令人瞩目。在渡桥镇官员那里，他们往往被统称为“群众”。一方面，在某些正式场合下，它有政治意味，是镇、村干部的服务对象。另一方面，以文质彬的话说，“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意思，人数众多，但没什么特别的身份，不怎么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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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文质彬说：“这种说法当然是有点傲慢，好像这些人没什么重要的个人特征似的。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啦。”不过，在村庄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习惯了这个说法，它应该还是有些“道理”的。什么道理呢？在我的追问下，文质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特点，所以行为习惯大体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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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程村“古村落”开发的问题上，文质彬对“群众”的界定似乎有一定说服力。通过与不少村民长达几年的接触，我发现他们对“古村落”祖先的故事也很热衷，却不会像程守德那样的“族老”那样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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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塘自然村程氏大宗祠的门口，我常听村民说起，原来这座宗祠墙壁上的画如何栩栩如生，进大门后的屏风木雕如何“靓得不得了”，说明他们的祖先很有钱，否则祠堂做不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无独有偶，在南塘自然村的祠堂门口，不少村民会拉我去看屋檐下的木雕如何精细，内容寓意如何美好，窗户上的陶瓷如何精美。其中有些村民，似乎完全忘记了他们曾不止一次向我展示这些东西。讲到这些东西，最后的结局，往往是说，很可惜，20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破坏太多了。例如，墙壁上有些画被用石灰刷掉，写上了毛主席语录或者其他革命标语。再例如，好几个祠堂、公共堂屋里神龛上的观音像、关公像被破坏掉了。不过，也有村民感叹，20世纪60～70年代破坏得虽然多，但是还不如八九十年代多。而且，六七十年代时期的破坏，怎么说还是国家政策，没办法，或者说，有少数人还真是为了理想而搞破坏的。可到了八九十年代，都是村里的同宗兄弟自己主动破坏的，都是为了一个字——钱。例如，不少村民给我指出，那些房顶横梁上的砖雕、瓷雕和灰塑就是八九十年代才被人在黑夜里偷偷地撬下、去卖了的。他们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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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甲）这毫无疑问是本村的人干的。外面的人，深更半夜的，谁敢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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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乙）还要爬到楼顶上去，撬下来之后还得运出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