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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第三章 农民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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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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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程守义常被人叫作“老板”或“大老板”。其实，在今天的程村，比程守义富有的老板还有好几个。但由于他致富比较早，这一称呼已成习惯。刚开始接触时，让我很惊讶，“大老板”程守义原来是一个非常“革命”的“造反派”“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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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义生于1942年，在“五服”同宗兄弟中排第六，小名也叫“阿六”。但若说更亲密的堂兄弟，程守义则没有。他爷爷只生有他父亲一个儿子（另有两个女儿），而他父亲也只有他这一个儿子。据程守义回忆，姑妈和姐姐由此都待他很好（其中一个姑妈于1949年前嫁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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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农”出身的程守义从渡桥中学初中毕业，担任了程村大队团支书。在当时的程村，这虽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职位，但主要分管青年公共活动及“青年（劳动）突击队”的事情，并不是核心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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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四清”工作队来到程村。其中，有2位工作人员是广州某大学老师，也比较年轻。他们到程村后不久，就发现和程守义谈得来。从程村的农业到国家的革命形势，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薛丁山征西》等，程守义和这两位老师都能聊到一块去。对此，程守义曾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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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想不到在这样的农村还有人看过这么多书，知道这么多事情。他们夸我理论水平高。主要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看过很多书的，找各种各样的人借书看。因为谈得来，我们有事没事就凑在一起……八几年（1980年代），我到广州去，还去××大学看过他们。（他们）热情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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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四清”工作队认可了其能力和水平，并与之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程守义于1966年初实现了入党的愿望。工作队中一个大学老师还担任了他的入党介绍人。次年，程守义转为正式党员，并担任了程村大队副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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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上，自从程成仁回到程村大队工作起，程守义即与之观点不太一致。在程守义看来，程成仁因为文化程度不够，做事墨守成规，不懂得变通，尤其不善于为程村大队在渡桥公社争取利益。但最开始，程守义并未提出过明确反对意见，直至在如何处理陈西婚外性关系的问题上与程成仁发生公开的分歧。种种细节让程守义认为，程成仁在业务上并不优秀，甚至有些地方不合格，只会执行公社干部的命令，而在搞政治运动时，却善于喊“革命”口号、拿起“棍子”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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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见纷争厉害的时候，渡桥周边地区从总体上分为“红旗派”“东风派”。程村大队农民宣称属于“红旗派”，其中参与活动较多的积极分子约有100人，全部是年轻人。经程守义提议，他们还专门给程村大队的“红旗派”取了名字，叫“太阳升”，取意于“东方红、太阳升”的“革命”歌曲歌词。自1967年5月起，他们认为渡桥公社干部所在的“东风派”不够“革命”，属于“保皇派”。渡桥圩镇的居民大队的居民宣称属于“东风派”，并指责“红旗派”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真正的“保皇派”。渡桥居民大队“东风派”的积极分子约50人，也都是年轻人，大部分是木材加工厂和红砖厂的工人。他们与渡桥公社干部的“东风派”属于不同的组织，但关系密切。在同样位于渡桥圩镇的渡桥中学，师生们也宣称属于“红旗派”，取名为“旭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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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革命”派别只是一个团体的总称，内部并没有正式的组织架构。严格地说，它们并没有正式的领导人。不过，总有些特别突出的积极分子，会被认为是“头头”。例如，在“太阳升”当中，程守义的身份就颇为特殊。他是年轻的大队干部，有一定号召力，平时做事，就有不少人愿意听他的。因此，程守义不约而同地被其他积极分子看成了“太阳升”的“头头”。其他干部，如程成仁也宣称是“太阳升”的成员，但从不参与“太阳升”的集体活动，被其他积极分子看来“仅仅是政治表态，实际上跟‘太阳升’没关系”。在“太阳升”中，程守德和程守宽比程守义大一岁。1966年下半年，程守德从山塘中学调到程村小学教书。在“太阳升”的公开活动中，他很少抛头露面，但私底下出谋划策较多，人称“黑参谋”。程守宽是个突出的积极分子，但谋略较少，人称“突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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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16日，“太阳升”与渡桥居民大队“东风派”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武斗（后被称为“七一六事件”）。在这场武斗中，程守义无形中又担当了“太阳升”领导人的角色，从此之后成为人们心目中渡桥公社“红旗派”的“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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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六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在此前的几天，渡桥中学“旭日升”在圩镇上游行时，遭到了渡桥公社木材加工厂“东风派”的殴打，其中一人受伤。对此，在接受我访谈时，无论是当时的“东风派”成员，还是程守义、程守德这样的“红旗派”成员，都认为木材加工厂的工人不对，因为未成年的初中生根本不是身强力壮的工人的对手。程村“太阳升”决定要大力支持同属“红旗派”的“旭日升”。时值农闲，“太阳升”联合“旭日升”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游行，要求渡桥公社领导缉拿殴打学生的“凶手”。但是，由于渡桥公社干部多属“东风派”，他们非但没有答应“太阳升”和“旭日升”的要求，反而给渡桥公社木材加工厂工人配备了十余支步枪和一挺机枪，“用于保护生产和国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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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程村“太阳升”在程守义的带领下，带着土制手榴弹、炸药和匕首等武器再次到圩镇游行。当队伍游行至公社大院门口时，受到了“东风派”的包围和攻击。程守义不得不让“旭日升”的成员带着一起游行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躲进渡桥中学，同时组织“太阳升”骨干成员向相反的方向“冲锋”。程守宽拿着土制手榴弹突围，“太阳升”大部分成员得以撤回程村。“东风派”的一个人试图趁着手榴弹烟雾的掩护冲向“太阳升”，结果被自己队伍里的步枪击中死亡（事后检验时，子弹成了证据）。在当时，“东风派”的成员误以为此人死于“太阳升”的手榴弹爆炸，于是改威慑性的射击为直接向“太阳升”人群射击，“太阳升”的一个成员在圩镇通往程村的木制渡桥上被击中落入梧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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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义及少数几个骨干来不及过桥撤回程村，选择了逆江而上逃往梵城。梵城的派系斗争激烈程度稍弱一点，未有武斗，而且斗争双方虽为不同的组织，却都是“红旗派”（相互指责对方为“假红旗派”）。作为渡桥公社“红旗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程守义等人受到了梵城斗争双方的欢迎和优待。不久后，梵城“红旗派”将程守义等人转移到梧县另一个由“红旗派”主导的公社。在风声不紧之后，该公社“红旗派”再让人送程守义等人回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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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事，程守义曾经一度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走到了尽头。但不久之后，关于停止武斗的命令由中央经地方传到渡桥公社。梧县“革委会”还提出了“革命大联合”的口号。对此，程守义曾回忆道：“可能当时县里的‘革委会’是这么考虑的。既然是‘大联合’，由‘东风派’在政府中作‘一言堂’就显得不合适了。”在“革命大联合”的政策下，作为有影响的“红旗派”“头头”，程守义进了梧县“革委会”。同时，程村小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因在斗争中属于“旭日升”，也作为“红旗派”的代表提拔为渡桥公社的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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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梧县“革委会”后，程守义并没有实权。不过，程守义很乐意保持这种状态。对此，他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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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对一个农民来说，进县“革委会”可是了不起的光荣啊。我也高兴，至少可以不用搞那么多体力劳动啦，还可以看到各类文件。要不然，一个农民一辈子也看不到那些文件。不过，我对看文件冇兴趣，我又不想和他们争权夺利，看那么多文件干什么？我就经常去县图书馆借书看。那个时候，很多书（是禁书），别人是不能看的，我去了就可以借，《金瓶梅》都可以的。要么就东游一游，西逛一逛。（“革委会”）开小会，我就经常说身体不好，请假。开大会，我就看连环画、评书。早上有时要跳“忠”字舞，我就借口说“肚子疼”，不去。我不跟他们争权力，他们也就不挤对我。他们之间有很多斗争的，但跟我反而关系都好。下面那些公社干部，知道我是个摆设，也不会来烦我的，见了面打个招呼、给根烟抽。他们跟我交往冇压力，又不是真的上下级（关系），有好些公社干部后来还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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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调研过程中，有一次程成信当着程守义的面说：“他（程守义）呀，那个时候就是在梧城混日子。你要是问他开会讲了什么，他一概不知道。但是，你要是问他梧城哪几家的‘南乳花生’最好吃，他保证一清二楚的啦。”[1]如此看来，程守义所说无心参与权力斗争的话应当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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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程守义与程成仁的关系也好了起来。虽然程守义常表现出瞧不起程成仁的工作水平，但后者并不在意。相反，如程成仁的妻子一样，程守义的妻子在生产队明显受到了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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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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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程守义与程成仁的关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急剧变化。该年冬，先是程守义因政策变化回到程村大队任副支书（而这被不少程村人认为是临时性的，他很快就会替代程成仁），后是程守义挪用了程村大队参与修建某水库工程的劳务补贴1000余元。事发之后，程守义卖了家里的两头猪，另找身居香港的姑妈借了一笔钱，补上了资金缺口。程成仁主张开除程守义党籍，或至少给他一个“留党察看”处分，但渡桥公社党委给出的意见是“记过”一次。对此，程守义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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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克思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是劳动，但是农民就认为体力劳动才是劳动。在农民看来，他们做工（劳动）做得多，没有肉吃，干部做工做得少，开会还经常有肉吃……被“记过”之后，大队开会还是会通知我的，我不去。有人就嘲笑我说：“（程）守义啊，怎么不去开会啊？开会有肉吃呢！”好像说我当干部，就是为了贪公家的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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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义的妻子程秀插话：那个时候穷啊，穷怕了。我当时[1973年]生我的大女［儿］，他买了1斤老母猪肉，就是母猪老得不能再生崽了才杀掉的那种，咬都咬不动，我吃得只想哭啊。所以人家就那样讽刺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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