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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好胜的人，受不得别人这样讽刺，所以坚决不去开会。党费也不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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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夏，程守义因6个月未交党费已达到“自动退党”的条件。不过，根据组织工作程序，程村大队党支部首先应了解他不交党费的缘由，并做思想工作。程成仁却选择了召开支部大会，开除程守义的党籍。程守义当时未对此表示不同的意见，但他后来回忆此事时表示，程成仁如此聪明地抓住他的“小辫子”开除他的党籍，其实不够聪明。程守义说：“他总担心我会夺权的，还跟人说我是造反起家的。其实在造反前我就是副支书了啊，怎么是造反起家的呢？另一个就是，我在县里的‘革委会’都不想夺权，还来夺他一个大队支书的权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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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农村政策的变化似乎再次说明，程守义所说的“要看书、看报”很重要，“要不然跟不上形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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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看报纸上登的消息，我知道中央的政策好像在变，就觉得搞活经济重要了。我自己家里也确实是要赚钱，再不赚钱没办法了，当时已经有三个女、一个崽（儿），父母身体也不好，光靠在生产队做工（干活）的话，肯定年年“超支”啊。我当时就发誓，一定要赚大钱、大赚钱、赚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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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尚未“分田到户”，但政府对圩市的管制已经有所松动。程守义常常加夜班做木工赚钱，生产队开工则经常“开小差”。“分田到户”后，做木工更是变成了程守义的主业，而种田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副业。除了插秧和收割之外，他基本上将田里的活都丢给了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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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田到户”前后几年里，木材仍属于政府管制的紧俏物资。山林仍掌握在集体手中，私人手中没有木材。集体如砍伐树木，还要林业部门批指标，而这是一件不太好办的事情。木材紧俏，对于做木工活的人来说，是个“紧箍咒”。但在客观上，它同时也意味着产品不愁销路，只要能够买到原材料，木工就有干不完的活，就有钱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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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程守义而言，木材紧俏这个“紧箍咒”不仅没有限制他的生意，反倒帮了他的忙。他跟我分析道，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他在程村做木工，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由于程村地处渡桥圩镇旁边，水路和公路交通都很方便，这样在原材料和产品运输，以及市场销售方面，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更重要的还在于，由于程守义曾在梧县“革委会”工作过，与许多县干部和公社干部都十分熟悉。原来积累起来的朋友关系和熟人关系（程守义称之为“人脉”），这个时候派上了大用场。有了广泛的“人脉”，程守义很容易买到别人难以买到的紧俏物资，包括木材。直到1980年代末程守义放弃做木工为止，他从来没有为原材料的事情发过愁。不用说，这加强了他跟其他木工竞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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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做木工的村民来说，即便有一定的“人脉”能够买到木材，也会经常出现缺少资金做本金的情况。村民的生活刚刚达到糊口水平，手中的现金积累十分贫乏，这在程村是普遍的现象。但是，程守义只凭他的口头承诺，就可以从很多大队（村）、林场赊账，拿到木材。因此，可以做“无本”生意，这也是程守义的竞争优势和赚钱门道之一，而背后的基础还是“人脉”。对此，程守义曾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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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哪有什么本钱做生意？冇钱啊。很多人冇钱做生意，做生意要本钱，做木工也是这样。我就可以不要什么本钱。当时买木料主要是在林场买，我跟很多管林场的干部说，“我可冇现金给你们啊”。他们都说：“你是程村的，哪个不认得？还怕你跑了不成？你办事，你的面子都不给，还给谁（面子）？再说了，你原来也是当干部的，说话是算话的。你先把木料拉去，等你的货出手之后再来结账就是了。”卖木料的人是这样，拖木料的人（司机）也是这样，都是我的货出手之后再跟他们结账。这样，我就不需要钱（现金）买木料，也不需要钱（现金）作运费了。其他的人（木工）就不行。他们的生意当然就做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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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过程中，广泛和良好的“人脉”也同样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1983年，程守义改用电动设备加工木材之后，电力能否得到保障成了生产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当时的状况而言，由于电力部门优先保证的是城市用电需求，农村电网与城市电网没有并网，农村用电特别紧张。农户用电主要是照明，其他用途很少，为了减少电力输送中的损耗，终端变压器通往用户的保险开关通常在白天会被切断，直到傍晚电工才会到变电房打开开关，让变压器向外输电（而且是两相电力，无法用于三相电力的机器）。普通村民如果白天想要用电，根本得不到电力供应。但为了照顾程守义用电，在口头申请渡桥乡供电所同意的情况下，程村的电工专门为程守义从变压器牵了一套三相的动力用电电线，白天也保证他有电用。除此之外，按照电工管理要求，一般村民家用的电表必须装在室外（以防偷电），程守义这个用电大户却将电表装在家里。对此，渡桥乡供电所的管理人员和程村电工也都没有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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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销售方面，虽然当时的木材加工产品大体上不愁销路，但程守义的“人脉”还是显示出了优势。因为熟人关系多，在价格和质量相当的情况下，有更多的人愿意购买程守义的产品。而且，程守义的“人脉”不仅数量庞大，质量还优于其他村民的“人脉”，他们的经济状况比一般村民的“穷亲戚、烂（穷）朋友”要好得多，对家具更新换代的需求和购买力也强很多。例如，在程守义的熟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渡桥乡及其所辖村、居委会的在任或卸任干部，在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当时属于家庭条件较好的人。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盖新房和添置新家具的浪潮中，就家庭消费而言，这部分人对木材加工产品的需求最旺盛。由于与程守义交情较好，这些顾客有时候宁愿排队等待他的产品，也不买其他木工已经做好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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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订购给程守义的木材加工业带来了更大、更可靠且利润更高的“市场”，而这几乎是程村其他木工可望而不可即的赚钱好机会。例如，在“分田到户”之前，渡桥公社卫生院需要添置一大批办公桌椅、病床和药柜，许多木工都想抓住这个机会，但由于卫生院的几个主要领导都与程守义关系不错，卫生院将全部订单都给了程守义。公社撤销之后，渡桥恢复了乡的建制，由于党政干部增多及办公设备更新，政府需要添置数十套办公桌椅、文件柜和木床。此时渡桥乡的书记就是1968年从程村小学提干到公社做副书记的“红旗派”代表，程守义又理所当然地拿到了全部的订单。像这样的大订单，在农村并不多见，一般的木工很难获得这样的机会，但对于程守义而言这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例如，他还曾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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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渡桥乡政府的订单）大约两年后（1985～1986年），芙蓉（村）小学危房改造，所有的门窗、黑板，还有两百多套课桌和凳子，都是请我做的，赚了不少钱。当时算起来，纯利润每天在100块以上。当时的钱多值钱啊，一天100多块，你说多厉害啊……当时（这个订单）做了一个多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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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其他几个村小学及渡桥中学的部分课桌、凳子，也是交给程守义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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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程守义也并非完全就是靠“关系”吃饭的木工。事实上，程守义本人的才能，以及他所采用的先进设备，也是保证他在木材加工业的竞争中遥遥领先的“法宝”。程守义引进电动机做动力之后，电锯、电刨、电钻等工具的效率优势便展现了出来。例如，当时一般木工做一张床要10天左右，但他用电动工具不到一天就能做出一张床。顾客若在其他木工那里买床，需要提前订货，但在程守义这里，当天就能拿到成品。有时候，程守义同一批次就做出20来张床或30～40个门窗，等顾客来买。较之于单个产品生产，这种类似于流水线式的批量生产，可节约大量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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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因素综合起来，让程守义迅速积累了超乎一般村民所能想象的财富。1985年，除了供4个孩子上学之外，他还拆掉旧房，盖上了红砖和钢筋混凝土楼板的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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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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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对于整个程村而言，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年份。但对于程守义而言，这一年显得相当重要。在这一年，他在自己的“生意经”中开始了另一个篇章。在此之前，程守义积累的财富不可谓不多。虽然具体数目无从算起，就连程守义本人都难以说清楚，但几乎所有村民都公认，他是程村最先富起来的村民。在村民普遍为自己子女读中小学的学费发愁的时候，程守义从未因为4个孩子的学费欠过账。在其他村民普遍还是建瓦房的时候，程守义盖起了楼房。而且，在1985～1989年，他将房子加高到了四层楼（加上房顶的半间景观房可算五层），将院子用围墙围了起来，在院内盖上了砖瓦牲畜房。此外，他还在院内种满了树木和葡萄，俨然成了一个大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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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程守义表示，除去这些花销之后，他剩余的现金已不多。最开始做这些安排，也有“小富即安”的味道，准备把生活过得好一点就算了。对此，他给我解释了自己的“生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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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这本经很难念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昨天赚钱的东西，今天就不一定了。人也容易有惰性，觉得过得去就行了。我当时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把家里的基础建设搞好就算了，其他的得过且过。但后来跟周围的人比一比，一看又不行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你稍微停顿一下，人家就冲到你前面去了，笑话你没用。那个时候已经不年轻了，但气还是盛。要赚钱，一定要赚钱。有一点优势还不行，要占绝对优势才行。就像打仗一样，毛主席说的“宜将剩勇追穷寇”就是这个道理啦。光（仅）是胜还不行，必须胜很多。有了绝对优势之后，像现在这样，人家想怎么追都不可能追得上，甚至连追的想法都不可能有了，没有胆了，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认命”啦，这才真的算是拉开距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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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从事木材加工的村民日益增多，且多数都已经开始采用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生产，木材加工不再是一个有丰厚利润的行当。程守义靠从事木材加工起家之后，虽然仍在这个行当中占有一定的优势，但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与此同时，基层政府对木材的砍伐和销售市场也日益放开，没有特殊关系的木工也能够买到充足的木材。程守义原来依靠特殊“人脉”在原材料上占优势的局面逐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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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义面临一次选择，在已经温饱有余的情况下，是继续依靠做木工赚一点钱让自家手头活一点，还是放弃木材加工进入其他的新领域投资。从普通村民过日子的角度来看，前者无疑是较为稳当的，而后者既可能有新的机会，也可能存在当时无法预料的风险。但程守义做出了一个全新的选择，专门收购和屠宰生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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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程村及周围地区，拖拉机已经基本代替耕牛耕地，当地村民已经极少饲养耕牛，更无饲养耕牛的专业户，牛肉的供应量非常小。此外，当时依靠饲料养猪在渡桥镇还较少，因此猪肉的品质比饲料猪肉更符合村民的口味，再加上猪肉本身比牛肉便宜得多，因此村民此时主要消费的肉类食品还是猪肉，消费牛肉的数量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做牛肉生意，可谓机会与风险同时并存。一方面，由于牛肉供应量小，渡桥镇尚无专门从事宰牛的屠夫，有少数卖牛肉的摊铺均为杀猪的屠夫兼营，故而一旦进入该行当之后，竞争者较少。另一方面，由于村民还没有形成食用牛肉的消费习惯，有可能会出现市场难以做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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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义后来解释自己的选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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