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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信也曾与副镇长肖某“走得比较近”，原因是肖某发现，自从新镇长到位后，陈金华即与之“走得比较远”了，于是主动有意向程成信示好。对此，程成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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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换届，他（肖某）也算是升了一级，还是副镇长，但原来排名比较靠后，这个时候排在副书记兼人大主席后面，也算是“四把手”或者“五把手”了。（他）有事没事叫我去他办公室喝茶，有时候晚上叫我去陪他下象棋，其实我下象棋技术很差的。有时候出去办事，也喜欢叫上我。开会时，找机会表扬我。总之，有点叫我站他这一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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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程成信说，后来他主动退缩了。退缩的原因，是因为程成信了解到，肖某在更高一个层次站队时，和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是一个圈子，他们原来是战友。而渡桥镇镇长和县委组织部长有亲戚关系，他们是一个圈子。程成信“担心水太深”，就没深交，免得肖某和镇长两个圈子不和，“神仙打架、小鬼遭殃”。此外，程成信说，他一直摸不透新镇委书记的态度，所以更加不敢冒冒失失行动。他跟我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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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都说，搞政治，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话当然是对的，但也不全对。就拿我们基层来说，一个小小的镇，甚至一个县，都是一个小圈子，大家都熟悉。根据利益变化重新选择站队当然很正常，但你如果经常换来换去，站不同的队，名声就会坏掉。人家觉得没法信任你。谁知道你哪天会不会调转枪口，变成一个“反动派”？所以，真正站队的时候，其实也没多少选择。你如果跳来跳去，可能哪个队都站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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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信还分析过其办公室其他人站队情况。1998年他进镇政府工作时，办公室名义上共有5个工作人员，国土所、规划办各2人，另有许某兼任主任和所长。国土所除陈金华外，另有25岁的小伙子李哲文。规划办除程成信外，还有一位中年妇女曾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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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哲文从某名牌大学毕业后即在国土所工作，事业编制，此时已被借调到镇党政办公室写材料达3年之久。在程成信看来，李哲文的文凭、能力都不应该那么长时间被埋没，只能天天写材料，地位几乎就跟打印室的合同工差不多。究其缘由，就是李哲文比较清高。据说，他到渡桥镇后，不仅不懂得站队，还很快就得罪了书记、镇长及方立正，也就是渡桥镇几个主要圈子都被他得罪完了。程成信对此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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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不行的。开始可能是刚毕业，书呆子气，以为别人只是中专生或大专生，自己是名牌大学正规本科生。结果，还没适应社会，就被人摁倒在地了。但后来，交往多了，我觉得是性格问题，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难得成熟得起来，或者说思想上成熟了，但因为性格原因，在行动上做不到。领导换了几茬，都没解决站队的问题。办公室所有的同事，别人都升了，就他一直是个写材料的“专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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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方立正、何平、文质彬调至渡桥镇分别任书记、镇长和副镇长。据文质彬和程成信说，方立正与何平勉强可算站一个队，他们都是梧城某几个石材老板的好朋友。虽然他们在政治上还有别的圈子，但并不冲突。何平与李哲文是大学校友。在何平的调和下，李哲文担任了渡桥镇党政办公室主任，级别上算正股级，但主要工作仍是写材料（2009年，李哲文在另一个担任某领导秘书的同学协助下，终于调往梧县某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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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办的曾某，因年龄已达40多岁，不再思进取，其丈夫为梧县农业局某科长。曾某在渡桥镇基本上不站任何一个队，处理人际关系时“和稀泥”，跟谁都不冲突，也不深交。曾某在工作上，常应付了事，全部丢给程成信。但因其家庭背景虽不硬也不软，加之在渡桥镇一副“老好人”形象，包括程成信在内的所有同事，一般也不去得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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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办公室的“头头”许某，其丈夫为梧县某镇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渡桥镇，许某也不站任何一个队。在工作上，许某表现平平，但书记、镇长均对她比较客气。程成信说：“大家心知肚明，她就等着内退，没人去拉她站队，也没有去故意得罪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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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信还提到，人们常说的通过贿赂领导，跟领导站成一队，得到提拔的现象，也确实有。但如果不是最后被查处了的话，一般都没有直接证据（在2012年的“三打两建”中，渡桥镇有1人因行贿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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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方立正回渡桥镇任书记，对程成信而言自然也很重要。程成信回忆道，当他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感叹“最终还算是站队站对了”。确实，此后程成信在办公室的日子好过多了。方立正曾含蓄地跟陈金华说过几次，对程成信这样的老干部、本地干部，要多爱护，很多工作，这样的干部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陈金华也早已不再将程成信视作竞争对手。于是，在做包村干部时，文质彬、陈金华、程成信选择了在同一个小组，负责程村。不过，关于程成信想转成公务员的想法，方立正明确予以了拒绝。他说：“现在公务员逢进必考，没办法操作”，并劝程成信还不如在工作之余，多花点时间安安心心带好孙子、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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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必须要站队？”2010年8月，在文质彬即将调走前，我趁和文质彬、程成信吃夜宵问他们。程成信答道：“别人都站队。你不站队，孤掌难鸣，遭人欺。”文质彬则说得更全面一些，其答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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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想升迁，不站队当然也可以。如果想升迁，站队，进小圈子，提拔的机会就多点。否则，你就算干得好，上面也未必知道啦。或者，（上面）就算知道，在干部任命、推荐进修、组织外出考察等有好处的事情时，人家对你的成绩也可能会装作不知道。再说了，工作干得好的人，毕竟不止你一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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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领导也有主动拉下属站队的需要，要不然就是一厢情愿，站队也就站不成。领导之所以有需要，是因为你（领导）在工作中不可能亲自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但是，单纯靠制度要求下属去做，人家（下属）未必真心实意、百分之百尽力地给你去做。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私人圈子里的人才会尽力啦。再一个，尤其是在基层，现在好多工作都是“打擦边球”，是“变通”的，甚至是违规操作的。如果不是“自己人”，你敢信任他（她），交给他（她）去办吗？这还不用说那些干违法勾当的人，他们就更加需要私家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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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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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信与文质彬的话题继续展开，牵扯出了一个叫“官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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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信说，他原来对“官运”的说法并不太信，相反，“年轻时，觉得做官的事情，都跟具体的人和事有关，跟神神道道的东西没关系”。我也曾跟不少村民确证过，程成信年轻时确实“不信邪”。在做“官”的问题上，程成信无论对于“顺”或者“不顺”的解释，都跟村民常说的“命”“运”等神秘词汇无关。对于自己能当大队干部，能节节攀升至治保主任、大队副支书，程成信认为，那是因为他的能力突出，而且懂得处理人际关系。例如，程成信虽对程成仁不满，但可以十余年都不表现出来，相反，能处处讨得程成仁的喜欢、信任。对于最不顺的一件事情，即从部队转业时未能“吃国家粮”，程成信认为，那完全是因为程成仁迂腐、太老实、不够讲义气，未能在他第一次体检过关后就让他去当兵，以至于耽误了一年时间，结果赶上转业政策变化。几乎所有跟程成信比较熟的村民都跟我提起过，在程成仁下台之后，对之抱怨得最多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处处关照的程成信。至于那些被程成仁批斗过的“地富反坏右”，以及被强制执行计划生育的村民，虽然也对程成仁不满，但并不像程成信这样常常公开批评程成仁。或者即使批评，也很少将自己人生中所有不顺的事情，都归结为程成仁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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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村民对程成信的记忆与程成信本人的说法基本吻合，他不是在做农民的时候，反而是“吃国家粮”之后，开始相信“神神道道的东西”。例如，程成信原来对于修“香火堂”、拜“太公”等都很不积极，当了镇干部之后反而对此类事情热心起来。原来他从不拜菩萨，进了镇政府之后，才开始拜。对此，程成信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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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慢慢相信了这些（“官运”）说法，一方面是因为好多次被提拔的机会，都眼睁睁看着擦肩而过，我觉得，好像再怎么努力也很难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于是，（我）就开始觉得有些事情，不信可能也不行。另一方面，我发现，在渡桥（镇）干部中相信“官运”的人不在少数，可以说比普通老百姓还普遍，比普通老百姓还诚心诚意。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明说。我反正本来就是从农村上来的，老婆也还是农民，（所以）我就在家里公开烧香拜佛的。××寺（梵县某寺庙）那里也可以公开去。其他的人一般不敢公开搞，去××寺那里也是偷偷摸摸的，说是陪朋友去旅游啦，或者什么的。而且，人多的时候不去，挑人少的日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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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彬表示，他很少拜佛，尤其是担任副镇长之后，几乎再未拜过，“怕影响不好”。但文质彬同时表示，对于“官运”，“信还是信的”。为了求好运，他会“让太太在家里多烧点香”，住房风水也要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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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什么基层干部会如此普遍相信“官运”的说法，文质彬认为，“原因很复杂，一言难尽”。他说：“首先，这个应当还是跟我们的封建主义传统文化有关。这种文化深入我们的骨髓里去了。你别看我们现在西装革履、戴着眼镜、斯斯文文，好像很现代似的。其实骨子里还是很封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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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文质彬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工作成绩和你的提拔没有直接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提拔，一半靠成绩，一半靠运气。”他指出，要想升迁，工作成绩肯定是要的，否则大家也就不会拼了命去搞“政绩”，“即使人家想提拔你，也要有个差不多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这种东西不是投入就必然有产出的。与“光明正大”的“政绩”未必管用一样，文质彬认为，“歪门邪道”的“买官卖官”也未必管用。如他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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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当然有，而且很不好。干部一样也觉得很不好，至少基层干部是这样。你以为凑钱去行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啦？基层干部手中哪有什么钱？如果去找老百姓去搜刮，万一引发干群矛盾，出现极端事件，你还不照样倒霉？最后不仅提拔不成，反倒是把现成的乌纱帽给弄丢了，还不是鸡飞蛋打？而且，最关键的是，事情没有简单到这个程度。并不是说你只要花钱行贿，就一定能被提拔的。如果真这么简单，事情就好办了，我找亲戚朋友怎么着也借出钱来去行贿，然后等我有一天能提拔别人的时候再收回来。如果真这么简单，有钱的商人也就不用求官员办事，直接买个官来当就得了。事情有这么简单吗？没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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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彬列举了不少身边活生生的案例，说明升迁一半靠运气，甚至“原地踏步”都常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其中，最日常、最让人头痛的因素是系统性的。文质彬表示，他所理解的“中国官场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模糊不清。所有的文件、政策以及领导讲话，其精神都要去“领会”。换句话说，字面意思似乎不是真精神，弦外之音才是。对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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