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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王炯华：《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认为《马氏唯物史观概要》的译者是中共创建时期主要成员之一李达（第13页）；但是，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李达，并未见其向《晨报》投稿，故王炯华的推断不无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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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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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河上肇：《マルクス资本论解说［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载《社会问题研究》第7册，19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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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晨报副刊》连载的《马氏资本论释义》于1920年9月出版了单行本。为此，陈溥贤曾写信给高素之，请其告知原文空白部分应如何补正，但没有得到高窑的答复。陈溥贤译：《马克斯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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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前引《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第98页；《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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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李守常启事》，载《晨钟报》1916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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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一般所谓李大钊曾做过《晨报》或《晨报副刊》的编辑一说，似乎源于成纲：《李大钊同志抗日斗争史略》（《新中华报》1941年4月27日）中所谓李大钊曾是晨报主任编辑这一记述错误。后来，这种说法又和举大钊曾向《晨报副刊》投过稿一事结合起来，遂成为“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甚至被夸大解释为“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原来《晨报》的旧人中，也有人写了记《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的奋斗生涯》这样的文章”（李龙牧：《五四时期思想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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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关从前对“渊泉”这个笔名的解释，和主张“渊泉”是陈溥贤的笔名的考证，请参阅拙稿《李大钊のマルクス主义受容［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第803号，1991年。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承认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章并向《晨报副刊》投稿的是陈溥贤（例如，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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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有关陈溥贤（陈博生）的生平，本书所依据的史料如下：叶明勋、黄雪：《追忆陈博生先生》，《传记文学》39卷1期，1981年；姜亮夫撰：《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台湾商务印书馆增补排印本1970年版；支那研究会编：《最新支那官绅录》，富山房1918年版；外务省情报部：《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东亚同文会1937年版；桥川时雄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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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据笔者所见，暗示李大钊和陈溥贤之间关系的资料，只有梁漱溟：《回忆李大钊先生》，《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该文提到，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杀害后，陈溥贤曾到停放李遗体的寺庙去过。据此揣测李大钊和陈溥贤在“五四”以后可能仍一直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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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晨报副刊》19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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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晨报副刊》191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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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这两篇文章都没有署名，但从内容可以看得出是出自陈溥贤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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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渊泉：《东游随感录（十）》，载《晨报副刊》19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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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渊泉：《什么叫做危险思想？》，载《晨报》1919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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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黎明会（1月5日东京通讯）吉野博士》（载《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好像是吉野致《每周评论》同人信的译文，其中记述李大钊曾赠送《每周评论》给吉野，而吉舒则约定将赠送《黎明会讲演集》。笔者发现该文，受到赖松尾尊；：《五四期におけゐ吉野作造と李大钊［五四时期的吉野作造与李大钊］》（吉野作造：《现代宪政の运用［现代宪政的运用］》附录，みすず书房［美铃书房］1988年版；修改后再收于松尾：《民本主义と帝国主义［民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书房［美铃书房］1998年版）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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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致胡适（1919年3月）》，《李大钊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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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明明（李大钊）：《祝黎明会》（1919年2月，见《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83—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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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关于吉野作造和李大钊在五四时期的交流，以及北京大学学生团访日，请参照松尾尊：《民本主义者と五四运动［民本主义者与五四运动］》，收于松尾：《大正デモクラ の研究［大正民主主义研究］》，青木书店1966年版，修改后再收于前引《民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前引松尾：《五四时期的吉野作造与李大钊》；王晓秋：《李大钊与五四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李大钊研究论文集——纪念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拙稿《吉野作造と1920年の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吉野作造与1920年的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吉野作造选集月报》第14号，《吉野作造选集》第8卷附录，岩波书店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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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笔者发现该文，受到了前引松尾：《民本主义者与五四运动》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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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陈溥贤1919年的第二次访日在7—8月间，在日期间应邀再次往访吉野，并就日中两国教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进行了协商（渊泉：《访问吉野作造博士记》，《晨报》1919年8月16日）。另，吉野作造日记8月7日、11日、29日记载了和陈溥贤来往的情况（《吉野作造选集》第14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214、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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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李大钊等致宫崎龙介函（1920年4月27日）》，宫崎智雄藏。另，该信也收录于《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294页，但是，发信人“陈启修、陈传贤、李大钊”中，“陈传贤”为“陈溥贤”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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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910年，日本政府借口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对明治天皇图谋不轨，实行大逮捕，残酷镇压进步的民主力量，结果幸德秋水等十一人被执行死刑。史称“大逆事件”。关于“大逆事件”以前的中日社会主义思潮的交流，请参阅前引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第88—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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